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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丰县第一所中学一一西丰县立初级中学(简称西丰中学)“由民国二年始也”，即初建于公元1913年。“校址校舍占用(西丰县城)南康街新建筑之游民习艺所房舍”，即现在的西丰县第二中学校址。当年栽的几棵柳树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年的学生大礼堂，前几年才因建楼而拆。 30年代，曾在这所中学读书的一批中学生，后来成了东北流亡学生和东北军中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者。他们是:宋黎(原任辽宁省政协主席)、张化东(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七届委员)、张希尧(烈士)、朱承泽(烈士)、张金辉(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政委)、李士廉(原任沈阳市委监委书记)、王牺忱(原任辽宁省手工业厅厅长)、张心一(烈士)、刘蓬(原任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孙达生(原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还有郭明德、林郁青等。这些同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起，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后，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运动中和西安的东北军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有的是运动的发起人，有的是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还有的是运动的骨干。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作出的有损中国在山东、青岛主权的决议，爆发了规模空前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震撼了全国，东北三省的一些大城市也纷纷响应，地处偏远山区的西丰县城也搞起了爱国示威游行活动。西丰中学学生张希尧(又名张厚臣)带领西丰中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这场反帝大风暴迅速扩展到全国。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西丰时，西丰中学的师生和西丰机房(剿丝厂)的工人罢课、罢工，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西丰中学师生为支援“五卅”运动，募捐500多元。 1928年5月，东北发生了五路交涉案件，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西丰中学的进步学生张金辉和宋黎(吉林省梨树县人，1926年秋考入西丰中学)带领西丰中学的学生到远离县城的农村，四处宣传唤醒民众。他们向农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动员老百姓奋起抗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怒了驻西丰的日本领事分馆的官员，他们利用外交手段向中国地方政府抗议，西丰县政府竟令教育主管追查，而校长俯首听命。于是在1928年秋，中学生罢课，上省城请愿，以示抗议追查。最后高督学“图穷匕首见”，将十几名中学生开除，这中间当然有张金辉和宋黎两名带头者。九十年代宋黎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到:“当时我所在的西丰中学，反日情绪很高涨。正是这个爱国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使我由开始抱着读书以支撑门面的幼稚想法走上了从事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道路”。 1929年夏，曾在西丰中学毕业，考入东北大学读书的张希尧、王牺忱暑假回到家乡，与爱国绅士及县教育界的有关人士商量，为了抵制日货，集资创办了西丰县国货消费合作社，经销国货170多个品种，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同年底，张希尧、朱承泽(西丰县振兴村人，1925年考入西丰中学，后在东北大学读书)将在奉天读书的县籍的同学组织起来，回到家乡深入农村发表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在张希尧的倡议下，这些青年学生宁愿从省城徒步走回西丰，也不坐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的“南满票车”，以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他们沿途宣传讲演，深受农民的欢迎。 1931年“九▪一八”之后，在西丰中学任化学教员的张心一(原名张坦之，西丰县房木村人)，经常给他教的学生讲有民族气节不当亡国奴的故事。1932年，张心一在西丰中学的学生中秘密组织“西丰中学抗日救国会”当时在西丰中学读书的张化东与同班的高达深、赵一鹤、范正印秘密加入该组织，并分在一个组。后来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张化东亲自参加了抓蒋介石的行动，并因捉蒋有功，受到张学良的嘉奖。 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西丰中学这个特殊的环境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培育了一批骨干。 二、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宋黎、张金辉、张希尧、王牺忱和在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博物专科学习的朱承泽，及在东北讲武堂学习的李士廉等人，先后到达北平。 1931年9月27日，北平成立“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宋黎、张希尧、王牺忱及车向忱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于是他们几个人决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成员除张希尧留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外，其他人都回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的行列中去。同年年底，车向忱和宋黎，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从天津塘沽乘日本“天潮号”轮船出关宣传抗日，组织抗日义勇军。他们先后去皮口、庄河、安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昂昂溪、洮南等地，向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和东北军旧部等广泛宣传蒋介石如何卖国，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动员人们起来抗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历尽艰辛，走了大半个东北。 朱承泽在“九▪一八”事变后也来到北平。一次，他和几名东大的学生去看望刚从东北化装逃亡到北平的杜重远先生，谈论了去南方作国难讲演唤起民众抗日的问题。朱承泽和孙达生及一名李姓的同学听后。当即约定去南方作国难讲演、扩大宣传。 1931年11月初，朱承泽等3人从天津港搭乘英国货轮“通州号”抵达上海。由于朱承泽在东北大学毕业前参加团体考察旅行时，曾和上海的“日本研究社”的陈彬如、“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上海知名人士有过接触，所以由他们出面安排到一些学校和团体去讲演。朱承泽等从东北的历史、地理、国际形势讲起，一直讲到“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和东北人民亡省亡家的惨状，号召全国人民支援东北人民，援助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长江沿岸各地的群众闻讯后也纷纷来信邀请他们3人组成的“国难讲演团”前去讲演。“上海工商界救国联合会”对他们的讲演团也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由马相伯、蔡元培二位先生签名印发100多份公函，介绍朱承泽等人去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机关、学校讲演。 1932年1月下旬，朱承泽、孙达生等人的“国难讲演团”从上海搭轮船出发，沿江逆流而上，作国难讲演。先到苏北南通，后到镇江、芜湖、安庆、九江、武汉。所到之处，多由该地教育厅(局)或国民党省、市党部接待，再由学校、商会、工会安排讲演。1932年3月间，朱承泽和孙达生等3人从武汉乘船回到上海，不久回到北平。朱承泽在下半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中共北方局之命打入张家口新成立的东北军骑兵二师，公开身份是师部教官，秘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兵运工作。 1932年3月，宋黎到沈阳时找到了张金辉等东大的同学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坚持武装抗日。宋黎来到沈阳之前，张金辉等已经和张学良办的学兵队的戴昊、东北讲武堂的范甫忱、当过土匪的吴海山等组织起抗日义勇军，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1932- 1934年春， 宋黎-直在辽西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指挥部”，共800多人，有几百条枪，总指挥是宋黎。1932年6、7月间，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抗日活动，宋黎、张金辉、郭明德、江涛、戴昊、李士廉等同志商议决定， 成立“东北青年抗日铁血团”。其宗旨是组织东北青年，用铁和血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收复东北失地。 宋黎同志于1934年又回到北平，这时他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东北大学地下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学生的救亡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宋黎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一大批人士一道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继续坚持抗日复土斗争。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到西安，宋黎等人也来到西安。 1936年9月18日，在西安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主要发起人有刘澜波、孙铭久、洪航、应德甲车向忱、韩士英、宋黎等人。“东救会”是“西安事变”前搞起来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结束了。最后一个救亡团体是“东北救亡总会”。它是在“西安事变”后由刘澜波、闫宝航、车向忱、李延禄、高崇民、张希尧、宋黎等人发起的，于1937年6月正式成立，东北的名流几乎都参加了，目的是统一东北各流亡团体的抗日力量，总会设在北平，上海、西安等地设有分会，它一直坚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 1935年12月9日，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学生数千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作为“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的宋黎的作用就不必说了。当时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张化东也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并担任东大游行队伍里的突击队员。12月9日这天早晨，警察把东北大学的大门堵得严严实实，不准学生出去，张化东和其他突击队员，每人身上带两包用报纸包的炉灰粉末，当警察靠近这些突击队员时，他们突然把炉灰包迎着警察的脸抛出去，趁警察们的眼睛被迷住时，学生们冲了出去，迅速到新华门前汇合。 “一二▪九”’ 运动后，华北局势日渐紧张，东北大学被迁移到西安，张化东和部分同志来到西安，与宋黎接上关系。经宋黎介绍，张化东加入了东北军学兵队，此间又经富纪纲同志介绍，张化东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 10月张化东被派到张学良的卫队二营第七连当指导员。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作为张学良卫队营的一 名指导员，张化东有幸直接参加了这一事变，并亲自参与了处决蒋孝先、活捉蒋介石等事件的全过程。 从西丰走出的爱国志士，创造出了许多可歌可边的英雄业绩，为西丰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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