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出版传奇”刘硕良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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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硕良先生

9月16日，91岁的出版家刘硕良先生在南宁辞世。

文字是最好的纪念。中华读书报特约漓江出版社总编辑张谦、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频两篇文章，前者以鲜活文字记叙了刘硕良先生二三事，在纸上复活了那个直率诚恳、“敢为天下先”的魅力长者；后者则以改革开放视野的宏阔视域，宏观而又具体地透视出版人、出版物、出版影响三者的内在结构关系，探究成就改革开放一代出版家的内在规律性。

斯人虽逝，但他留下的出版成果、出版精神却将不朽。

“出版传奇”刘硕良二三事

文/张谦

那个中午我开车上了漓江桥，桂林的初秋，明媚的蓝天，天边一朵一朵的白云映着远山。这般美好而日常的生活景致，可是刘硕良先生看不到了。他走了，招呼都不打一个——像他的风格。死亡是一个落子无悔的句号，让人瞬间阴阳两隔。

他是多么地爱桂林，爱吃桂林米粉，是刘夫人黄丽清嘴里的“粉虫”。一个湖南人，在南宁生活二三十年，1985年，就因为漓江出版社（下文简称“漓江”）要在桂林单独挂牌，他携夫人举家搬到了桂林。黄阿姨之前是医院的护士长，随夫搬到桂林后，在社里校对室做校对，那是个梧州生长的佛系女子，常常笑意盈盈。“漓江”早期的拓荒者里面，有好几对这样的双职工夫妻。在一张“漓江”早年团建的老照片上，大家一起在漓江的支流里划着小船，如花笑靥随着小船轻轻漂荡，洋溢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

文昌桥头象鼻山畔的四层小白楼，是漓江出版社挂牌桂林以后第二阶段的社址所在，第一阶段大家都在铁西那个大院里，办公室和宿舍都在一起。我到“漓江”时已经搬到了小白楼。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没有电梯，楼上楼下搬书，要靠人力爬院子里贴楼而建的大石阶；也没有空调，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都靠吹电扇，记得顶楼还有编辑因此而中过暑。翻译家黑马的文章里写过，80年代末在深圳书展上见到刘硕良，“他一个人肩扛手提漓江社的书去参展。近花甲的人了，扛着书上下地下通道，铆足了力气，年久多磨的腰带居然当街绷断，好不尴尬，他竟旁若无人地用捆书的尼龙绳胡乱当腰带扎上，继续蹒跚而行”。这就是筚路蓝缕时期的漓江社和漓江人。就是在这个楼里，刘总带着大家做出了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的《诗海》，那是1990年的事。这本书也许是回报漓江人辛勤耕耘的一颗“福星”，因为从它以后，“漓江”大奖连连，好运不断，199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里的《玉米人》《我弥留之际》《爱的荒漠》三种图书把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收入囊中，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我们的辞书出版也结出了硕果，《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拿了同年同奖的二等奖。还有其他诸多奖项不胜枚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最先出版的品种

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刘硕良（右）与施咸荣（中）、吴裕康（左）合影

这本《外国名作家大词典》在我入职“漓江”时期起过指路牌的作用。我1991年北大毕业，在考虑报名“漓江”期间，还专门请教过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的一位广西籍同学，记得他翻出的就是这本又大又厚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还把它拍得“砰砰”直响，仿佛为了增加他话语的分量。他试图向我描述的是，这家他曾去实习的出版社出过多么好的书，那里的人有多么棒！中文系同学得知我要去“漓江”，有人来和我絮叨他有多喜爱漓江版图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等，如数家珍。“他们有个老总叫刘硕良，很厉害！”书迷同学如是说。他说出这个名字时郑重其事的表情还有上海人刻意把普通话咬得很标准的发音，我至今难忘。大学四年我自己买的书里，有一本马尔罗的《王家大道》和一本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全书落满勾勾画画的痕迹，几乎被翻烂。这两本书就出自刘硕良策划的漓江版“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只是我在做它们读者的时候，压根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这家远在岭南的出版社的一员。

到“漓江”后对桂林充满好奇，头年的春节没回云南老家。刘总两口子担心我一个人过年没有年味，邀我一起到他们在桂林百货大楼旁的亲戚家里去做客，那天一大家子人很热闹，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茶点，他们一个劲儿地往我手里塞花生、瓜子，还有刘总最爱吃的椪柑。刘总做人心无城府，说话比较直率、诚恳，很容易交朋友，上至社科院外文所的各语种专家，下至社里的司机、门卫，都能打成一片。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后来的交往中，像这样惬意的休闲时光是不多的，工作中的刘硕良是个倔老头，若论催稿进度，绝对是一流的“追魂手”；还会因为女编辑穿高跟鞋在办公室走路“笃笃”有声而瞬间燃爆，当众发飙。而且非常擅长“鞭打快牛”，你能干他只会给你压更多的活——他给你压活，霸气得就像给你授勋一样！

不过，有机会从刘总手里接活，那是有福气的编辑。我从他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书稿，那是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的著作。他1987年到访过“漓江”在铁西那个大院，回去第二年就任评委会主席，任期从1988年直到2004年。他与“漓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将《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版权无偿授予“漓江”。刘总请了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瑞典语专家李之义担任此书译者。做责任编辑的过程中，我和李之义老师有过很多交流，后来的职场生涯中，我都把接触类似名家的工作过程，当成宝贵的学习机会。我还担任过刘总主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俗称“红诺”）中《花的智慧》《奥林匹斯的春天》等书的责任编辑，后者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刘总1993年调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去主编《出版广角》，所以我们真正在“漓江”共事的时间，只有两年。当然，刘总即使离开了社里，也有稿子间接从他那里转来，比如我从莫雅平兄手上接的书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树南等人译本），就是刘硕良老师在《出版广角》时期为“漓江”组的稿。这书后来印了101万册，拿了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畅销书奖，并由此衍生出“影响三代人丛书”，等于刘老师为我们的一个产品线开了一个好头。

中间有几年时间，我离开“漓江”，去桂林市文联主编《南方文学》杂志。2012年，世易时移，我回“漓江”有了呼声。还在犹豫过程中，适逢刘老师来桂林参加活动，我们去他下榻的酒店看他，80岁的老先生虎着脸对我说：“有什么好想的？回来！窗口期不会很长！”句句都是饱经世事的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回来以后，我默默地做着图书产品线和人才队伍两方面的准备和布局，事情并不如人所愿，想要一蹴而就，确实并非易事，所以有一阵子，刘老师甚至不大爱理人，还辗转托人捎话过来，大意是你怎么都不做外国文学了。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如果说刘硕良是横槊赋诗的弄潮儿，我在阅读产品极大丰富、广大读者见多识广的当下，就只是个添砖加瓦的建筑工。由于多方面的倾力支持，皇天不负有心人，让默默的坚持者终于有了钻出隧道的一天——2022年，我从2015年开始抓了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俗称“黑诺”）终于有了可观的阵容，策划的“著译两栖，跨界中西”的“双子座文丛”，也开始引发关注；另有“旅伴文库·锦囊旧书”展示漓江外国文学压舱之宝；“外国名作家文集”多人卷渐成气候；《地下室手记》成了豆瓣上读者追捧的出版界“良心之作”，一印再印……“漓江”本部的文学编辑队伍也从无到有，茁壮成长，改变了之前的空心状态。

也是2022年，应刘老师的一再要求，我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上挂了主编，这个过程我全部写进了该丛书的主编序——“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记录着一代又一代漓江人在向我国读者推介世界文学宝藏方面前赴后继、坚忍不拔的努力。'诺贝尔’和漓江人的职场生涯、美好年华紧密生长在一起，是漓江集体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刘老师手里接过的，是漓江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有未来前行的勇气和担当。

（作者为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刘硕良与改革开放视野下的中国出版

文/李频

中国改革开放出版史的主潮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旗帜，波涛汹涌、气象万千。其“改革篇”以“长沙会议”启卷，“开放篇”以“湖南”章启卷，以“四川”章相继，唯有“漓江”章才圆满践行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全程。改革开放出版史如果没有“漓江现象”，那么与“改革篇”相映成趣的“开放篇”就没有“漓江”章，就没有“走向世界”的出版重镇。

刘硕良先生被誉为“原漓江出版社创业人”。广西籍翻译家冯植生先生说：“据我的点滴回忆，漓江出版社的整个创建过程，以及后续的发展、壮大，是跟刘硕良先生及其团队的努力分不开的。”刘杲先生肯定“刘硕良好像特别喜欢创办、创业、创新。他有个性”。硕良先生这样自述其“创业”“创始”：

1980年11月27日，漓江出版社以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身份在邕江之畔的南宁市河堤经14号挂牌。其业务则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室和相关的领导与部门主持。漓江社新兴之时以外国文学先行，负责这方面编辑工作的只我一人，后来陆续有所增加，直至1985年5月漓江社成为实体，到桂林建社，我前后为漓江社工作13年，包括在南宁5年，在桂林8年。

1985年5月，漓江出版社迁址桂林后局社领导合影

事过境迁之后，创业的艰辛都化作了云烟，刘硕良只是在偶尔被勾起往事时简要道及：“'漓江’的第一批书是我编的，'漓江’给新华书店的第一封信是我写的，我以'漓江’名义祝贺新华书店成立五十周年，是全国出版社独家发布这类致意广告的第一例。我代表'漓江’邀请全国几十家新华书店代表来桂林商讨漓版书发行，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也起了带头作用。”改革开放出版史，尤其是漓江出版社社史该感谢刘硕良见证了漓江出版社的如许“第一”，尽管热衷宏大叙事者未必体认这样微小叙事的价值。

在“追寻80年代”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个闪亮的名字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刘硕良：把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给中国”。五个关键词合成的多角关系隐现了历史的深邃驳杂，更提示后人珍视一个事实：刘硕良主编“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他为改革开放出版史做出的杰出贡献。

刘硕良主编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但他不是丛书创意的首创者。首创者乃郑克鲁、金子信。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但它不是首创者的首选出版社——偏居西南边陲、初涉外国文学出版的漓江社只能“拾遗捡漏”。刘硕良也并非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主编该丛书之初也未必是诺贝尔文学奖研究专家，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组织实施了这一改革开放出版史上屈指可数、思想文化品格独特的出版工程。改革开放出版史的“吊诡”就是这样具体而鲜活。

郑克鲁、金子信联合建议于1982年冬，“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前四种于1983年6月出版。在印刷工业落后、图书出版周期颇长的1980年代前期，这仅仅半年的时差足显其出版行为的果断。从快决断的胆识创造了难得的首印记录和市场效益。法国莫里亚克著、桂裕芳译的《爱的荒漠》首印9.1万册，法国杜伽尔著、郑克鲁译的《蒂博一家》（四册）首印8.41万册，德国保尔·海泽著、杨武能译的《特雷庇姑娘》首印8.6万册，印度泰戈尔著、倪培耕等译的《饥饿的石头》首印8.45万册。刘硕良首选这四种其实颇费思量：

为了确保这套书能够顺利诞生，我把一些争议不大的作品如泰戈尔的《饥饿的石头》、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杜伽尔的《蒂博一家》、保尔·海泽的《特雷庇姑娘》等首批推出，然后扩大到其他异质色彩较浓的作品。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我们不要无所作为，也不宜莽撞行事。（刘硕良著：《三栖路上云和月》）

与外国文学专家郑克鲁（左二）、朱碧恒（左三）、金子信（右一）在漓江

这就是刘硕良，敏锐而又细心处置、耐心等待的刘硕良。出版的功能重在以出版活动及其结果出版物推动社会观念更新，而观念不是正方形，一个出版家的处事圆融可见一斑。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以漓江出版社从速决断上马，社外观望担忧、好心劝阻启程，其出版过程和影响必然是连续展开的多幕剧。正如马悦然借访问中国之机辗转约刘硕良到上海晤谈，埃斯普马克夫妇以旅游漓江的名义探访漓江出版社，这也是丛书出版的意外效果和景观，实证了在漓江之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文化软实力，丰富了“漓江现象”中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交汇的开放魅力。出版影响有长时段和短时段，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这四种类型，要说它的无穷魅力，当属于长时段中意料之外的影响。中国编辑学会创始会长刘杲提出，“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在于出版传世之作”。传世之作、长时段中意料之外的出版影响，就在于以其力透纸背的思想和文化记忆抵抗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

对改革开放出版家成就的估量，后人只有在记住他是在什么样的荒野上栽植树木时，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和把握。刘硕良如此，他的同代出版家亦然。刘硕良一则从“天时”，二则以自己的认知回应社会开放对外国文学的需求，进而以自己的思想个性、行为方式在漓江出版社开发外国文学出版，在成就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品牌的同时成就自我。

后人推断刘硕良的编辑成就或许将历久弥新，那是因为认同刘硕良借助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劲风成功地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他编辑的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作品，将完全不同于大量的短命出版物，那些出版物的绝大部分注定要湮灭无闻，而他编辑的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将在若干世代中可以得到承认。它们再出版再传播的主人是否漓江出版社则另当别论。

深谙出版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在某次集会上提出了“刘硕良现象”。“刘硕良现象”诚然是内涵丰富也颇具专业思想张力的改革开放出版史论概念，尽管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挖掘、现象阐释还需要一番清理，但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就隐含了改革开放出版史的背景、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和改革开放出版家个体品格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本身就在一定意义上标示着认识刘硕良的基本路径。

有专家基于刘硕良现象而提出问题：“为什么刘硕良每临大事都取得成功，他的那些不能不在出版史上留下某种印记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是怎样取得的呢？”应该肯定这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出版专业性的好问题。其专业性表现在出版史及“印记”的视角，“阶段性、标志性成果”的定性；其思想深度表现在面对刘硕良现象的探究与追问。有待完善的是问题所自的事实基础“每临大事”，误认刘硕良与“大事”的事实关系是既存的，而历史的实际情形是刘硕良与“大事”之间的事实关系是创造性建构的，不是“每临大事”，而是本无“大事”，刘硕良敏锐面对“大势”，真抓实干、克服困难，做成“大事”。联系社会变迁解读刘硕良现象中的某些从无到有（而不是从有到多、从有到好），有助于透析、至少逼近“刘硕良现象”。

改革开放出版史由至少三代出版家承继开拓：奠基型、中坚型和新生代。奠基型出版家以陈翰伯、陈原、韦君宜、胡真、罗竹风、高斯、梅朵、林元等为代表，1950年代走向领导岗位，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革命资历和党内理论家的雄风奠定改革开放出版事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中坚型出版家以宋木文、刘杲、巢峰、沈昌文、董秀玉、刘硕良、李景端、朱正、钟叔河、王信、郑元绪等为代表，他们1950年代开始其个人职业生涯，与年青的共和国同成长共悲欢，终于1980年代、1990年代重铸出版成就。新生代出版家以陈昕、汪家明、谢寿光、夏剑钦、耿相新、王亚民、俞晓群、彭长城、张耀铭、仲伟民、朱剑、刘泽生等为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其出版职业生涯，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创造了出版史的辉煌。以改革开放为主潮的必然性的社会演进，个人价值追求的社会随机性呈现，这两个维度同向求解，方可审视改革开放出版家群体基础性的社会逻辑——既坚持他们的成长成就是一个随机性的社会过程，又在社会与出版、个体与组织、思想理念与出版行为的多维交织框架中求解、锁定其成长成就的确定性乃至规律性。

敬重改革开放出版家，既不可将其“神化”（如单维归因于某种机遇机缘），也不该将其“常人化”。他们是常人，但他们是在历史机遇的片刻，以其特有的个性和禀赋，为改革开放出版业做出了常人难及的贡献，进而坚实推进了社会进步的常人。而敬重他们的有效方式，就是在社会与出版的多维交织框架中，求解其思想和行为的专业意涵、行为实施后的社会影响。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