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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陈淮涛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2006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和陈老师聊起了他的青春岁月，聊出了一篇文章，《少年豪情今犹在，蓦然回首已沧桑——知青陈淮涛》。本想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接着写陈老师的记者和智者生涯，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缘。
2016年， “罗尔事件”让我焦头烂额之际，陈老师与几位衡阳乡贤来看我，三言两语，紧紧的一握手，让我感动至今。事后，我想请陈老师他们吃个饭，表示感恩，他也婉谢了。只以为来日方长，今天下午，却惊闻噩耗，陈老师走了。
重读旧文，感慨不已，陈老师一路走好。
少年豪情今犹在，蓦然回首已沧桑 ——知青陈淮涛
陈淮涛很忙。约了好几次，才挤出星期天的半个上午，在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访谈从1966年开始，其间，陈淮涛不时被没完没了的电话打断。半个上午，说着说着就过去了。下午，陈淮涛还得参加一个会议，还得与一个老板签协议。访谈只好匆匆结束。而此时，我们才刚刚聊完陈淮涛的知青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只好一掠而过。说是下次再聊，也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只好先写写知青陈淮涛。
许多从文革中过来的文化人，说起文革，或苦大仇深老泪纵横，或欲说还休吞吞吐吐，像陈淮涛一般坦诚的，难得一见。许多文化人因自己曾是红卫兵而觉得没有面子，百般掩饰，以至被晚辈逼问为什么不忏悔，陈淮涛坦荡荡说，我是呀，还是团支部书记，红卫兵小队长。
1966年，陈淮涛14岁，正在衡阳八中读初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让陈淮涛热血澎湃，只恨自己没能生长在红军长征时代出生入死的少年，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洪流，自然激动不已。几声呼喝，陈淮涛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小分队，徒步踏上了去井冈山朝圣的征途。像模像样地挎着望远镜、怀揣着地图，大路不走专走小路，几个走不动的女生落在后面哭哭啼啼，“陈队长”把她们好一顿批评：“大路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年红军长征走的都是小路，知道不？这点苦都吃不了，你们还能做什么接班人？哼，小资产阶级思想！”
从井冈山回来，陈淮涛又再接再厉，带队徒步去了韶山。
听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陈淮涛又带队去了北京，火车上挤得像一盒满登登的火柴，只能见缝插针，单腿轮换着站立，腿站得麻木肿胀，红卫兵小将们却依旧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夜，当太阳升起来时，《东方红》奏响了，毛主席挥着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一片沸腾，一张张年轻的脸激动得通红，一双双还不够有力的手挥舞不停。满地的衣服、书包和鞋子被无数双兴奋的腿任意践踏。
兴奋了两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毛主席说干啥，红卫兵当然积极响应。陈淮涛兄弟两人，按当时政策，其实只他哥一人下乡就行；陈淮涛着急呀，惟恐自己一犹豫就成了革命路上的逃兵，瞒着父母就报了名。
解放牌卡车把一帮十六七岁的孩子拉到了衡南县石桥公社，陈淮涛高高兴兴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候，农民还不像现在这样，是自私、愚昧的代名词，光荣呀，谁能有一张黑黝黝的脸，就像现在谁有一张小白脸一样足以自豪的。陈淮涛惭愧不已，只因为他的脸老晒不黑，还因为他不得不戴着一副眼镜。所以，虽然他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当着农民，也只能和妇女同志一样，拿半劳力的工分——7分（全劳力工分为10分）。
随陈淮涛一起下乡的是一套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全集，收工后，在许大伯的那间不足8平方米的土坯房子里（知青都分散住在农民家中），陈淮涛点上煤油灯，常常彻夜研读革命导师著作，眼睛越读越近视，鼻孔常常被煤油灯熏得黑糊糊，但陈淮涛只觉得心里越读越亮堂，并读成了学习标兵，读成了公社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陈淮涛在石桥公社整整当了7年农民。我见识过许多当年的知青，提起知青时代，全都作往事不堪回首状，一声接一声叹息，只有陈淮涛，说起当年的苦楚，神采飞扬。
最让陈淮涛得意的是，知青宣传队与县剧团演样板戏打擂大获全胜的事。
陈淮涛是知青宣传队的编剧和导演，他的绝活是，能在两三个小时内，把当地发生的先进事迹编成剧本，当晚上演；还有，把样板戏由普通话改成当地土话。
那一年，县剧团下乡送样板戏来了。陈淮涛的知青宣传队和他们较上了劲，县剧团演到哪，他们也演到哪。县剧团装备精良，演职人员是科班的，服装道具是正规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有柴油发电机，能让演出场地灯火辉煌。知青宣传队则一切从简，就地取材，群众演员都是顺便挑选的观众，没有灯光，农民兄弟们为他们举松脂火把，一排20个人，燃半个小时，火把将灭时，另一排20个火把又刷地高高举起来。举火把的农民兄弟一个个被熏烤得汗流满面，却依然兴致勃勃。
如此这般，“土八路”知青宣传队还是赢了，县剧团的观众一拨又一拨地被知青宣传队挖了过来。
赢了其实也没什么好处，知青们抖擞精神演至半夜，最多只能得到一碗老乡送来的红薯汤，第二天还得继续下地挑粪、修公路搬石头。
那一个个高举的火把，那一碗碗美味红薯汤，一直温暖着陈淮涛。连续两次招工机会，他都主动放弃了，他是真的想扎根在这一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只是因为父母一直紧盯着他，他才没有娶一个农村姑娘成为“扎根典型”。
1975年，一家单位看中了陈淮涛的笔杆子，点名要他，而此时，一同下乡的同学们差不多都回城了，陈淮涛才意犹未尽回城当了工人。
当过一段时间工人后，陈淮涛又读了大学，成了《衡阳日报》的记者、编辑，1993年，又南下深圳，成了《花季雨季》杂志的总编辑，深圳市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福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深圳衡阳人士联谊会秘书长，成了忙人。
虽然忙得难得与老友聚会一次，石桥公社（现石桥乡）却一直是陈淮涛心头抹不去的牵挂，每年，他都要回去好几次，走一走，看一看，让在都市喧嚣中日渐疲惫的心接受洗礼。我们这次访谈的前几天，陈淮涛就刚刚从石桥乡回来，因为许大伯的儿子许宏细的腿被拖拉机轧断了，他得送去一些安慰，一些钱。
当年革命小将的激情并没有改变石桥公社，陈淮涛当年读革命导师著作的土坯房还在，还点着煤油灯，还由许宏细住着，土地依然贫瘠，公路依然坑坑洼洼；而乡亲们，依然纯朴，依然善良，依然贫穷，依然偶尔玩点小聪明；当“官”的依然有点装腔作势，有点不地道，陈淮涛费尽心机为两所当年代过课的乡村中小学弄来的专款，当“官”的情不自禁总要截留一点点。
陈淮涛也没有改变什么，依然激情澎湃，只是，提起石桥公社，难免惆怅，难免一声长叹！
1986年，《衡阳日报》工作期间，陈老师（中）下乡采风。
初到深圳，意气风发。右一为陈老师。
2002年贵州毕节采风，二排中间为陈老师。前排右一为英年早逝的老友肖子万。
2004年在四川阿坝州捐书助学。左二为陈老师。 照片由著名作家、摄影家、陈淮涛老师老友刘满衡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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