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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军统大整肃 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背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播。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1940 年12 月30 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根据抗战初期军统各地潜伏组织纷纷背叛、瓦解的教训，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 年5 月4 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1939 年7 月3 日，戴笠再次给军统各外勤组织指示：“发展工作需能结纳同志，深入群众”。以后，戴笠进一步提出军统工作的16 字方针“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 按照这个方针，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酷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菜”，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亦不能例外。军统大特务赵世瑞，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军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局本部缉私总处副处长，是戴笠身边的头牌宠信人物，但因为乱搞女人，与军统五原办事处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骂得一塌糊涂。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原是中共叛徒出身，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 枝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竟不能自己，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和尚去了。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不但予以责骂训示，而且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 年调重庆中央高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后回到军统等待分配。戴知其恃上傲慢，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又遭戴笠一顿痛骂，说：“万（萬）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 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是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挡一面的大特务。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处。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赵世瑞被骂过之后，因恶习难改，坚持要讨小老婆，被戴笠一纸手令，免去缉私总处副处长的本兼各职。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至于中、小特务因失职或违反团体纪律被撤职、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戴笠在西安一个会上，就曾经当场宣布将私自结婚的姜维世和陈友桂一对军统夫妇关押5 年的处分，以维护戴笠宣布的军统特务抗战期间不准结婚的禁令。自此以后，特务们均采取秘密结婚的办法，或谎称是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婚姻，在沦陷区的特务则申请结为“工作夫妻”。 关押军统特务的地方也根据其罪行等级有所区别。罪行较轻的关在望龙门看守所，特务们称之为“小学”；稍进一步则关押到白公馆看守所，谓之“中学”；罪行很大的则关到息烽集中营，谓之“大学”。对于息烽集中营，军统特务沈醉在1941 年5 月8 日的日记中曾有过一段记述：“明选等纵谈息烽在押之人犯种种惨事，闻之使人抱无限同情，尤使人惊心胆小。对今后一切更不能不立稳脚跟，那儿真不是开玩笑的，越想越使人恐慌。人世间之惨举，一幕幕如摆在眼前。诸事留心，不自由的生活真太惨！”又在1942 年3 月6 日的日记中写道：“睡前谈杨（阳）朗坝之惨事太多，神经方面不无影响。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思之每为悚然。” “管”不住，戴笠的手法就是加木为“棺”。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致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 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戴笠也未答应。 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蒋介石批准而处死。 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蒋介石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蒋批准。1940 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判处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这一年的冬天，戴笠的汽车驾驶员马福玉受命去浙江给局本部运一批贵重药品回重庆，因受局本部汽车队长黄四钦之托，顺便帮他夹带1 箱走私的文具到重庆贩卖，被宪兵团查获。戴笠闻讯，认为马福玉丢了军统的面子，污了军统的名声，立即下令将马福玉扣押，送交军法处。经审讯后由戴笠亲自判成死罪，报蒋介石批准。马福玉为戴笠安全开车10 年，忠心耿耿，很得戴笠赏识，现在竟因受人之托带1 箱走私文具而成死罪，毛人凤、张冠夫不免可惜，于是向戴笠求情，免其一死。戴笠回答说，我报批马福玉的死刑，是为了促批王世和外甥那个案件。结果，王世和外甥没有扳得倒，马福玉却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在重庆西区公园执行。马福玉终为王世和外甥而枉送一命。 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戴笠虽然政治地位远不及中央委员，但权势之大又是中央委员远不及的。结果，戴笠当面应允，待这位委员刚回到家，即报其子已被枪决。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3000 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戴笠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据说，在军统成立10 周年召开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 多人。可见所谓殉法者，当不在少数。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处决的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军统安徽站芜湖组组长洪云樵，因“擅自撤退”被戴笠下令枪决，后戴笠电令安徽站贵池组组长汪半樵派特务吴智新到泾县桥河查访洪云樵遗孀遗孤上报，不久即予以抚恤安置。平时每逢春节，殉法者家属与殉职者家属一样都能领到怃恤金，婚丧以及意外事故都能批给资助金，以激励和宽慰生者与死者。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整肃活动，从1940 年开始，戴笠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秘密开设了监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就是为了加强对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久，戴笠又批准成立视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是对特务进行反贪污活动，班址设在距重庆松林坡戴公馆100 米处，戴笠称他们是特务中的特务。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故眼睁眼闭，不了了之。所谓整肃，也成了整而不肃。 8 运用张国焘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他深知仅仅依靠军统的传统基干是难以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的，必须另辟蹊径。戴笠初期特别看重张国焘，他认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运用张国焘来开展反共活动，无疑成了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被安排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3 号。从此以后，戴笠就在如何充分运用张国焘开展反共活动方面，动了许多脑筋，想了许多招数。 首先，戴笠成立了1 个专门机构来安置张国焘，取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研室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张国焘虽然正式加入军统活动，但由于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的头衔，因而不屑于当一名在册的军统特务。当军统局人事室交给张国焘“内外勤人员调查表”让他填写时，张国焘不填，并发了一通脾气。 其次，戴笠采纳张的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认为，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机构，还要有专门人材，而军统的人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专门进行培养。戴笠对张的这个建议很欣赏，马上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 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但由于爱国的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共产党，庸俗、混饭吃的才走入军统，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该班第一期共招收了40 余人，结业典礼的时候，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完全不能达到戴笠的要求，许多特种政工人员派入边区后，不但拉不出人来，自己反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甚至无法按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的第三个招数是采纳张国焘的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 张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张向戴笠解释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但戴笠对张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除了1 个原张国焘的心腹、红九军军长何畏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其它方面始终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戴笠对张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向蒋、戴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用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戴笠经与胡宗南等人研究，认为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张自知玩不出什么花样，在蒋面前报不了帐，“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戴笠虽知张国焘的诡计，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将此报告蒋批准，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戴笠意欲邀张同去，张因怕引起陈的怀疑而故意拒绝。戴、胡商量的结果也是认为张不去为好。于是，戴、胡二人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已是60 余岁的老人，自清末以后，其声名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晚年虽落魄如斯，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戴、胡初欲以假名求见，又怕陈不肯接见，或敷衍了事，达不到问计的目的。于是，胡仍以34集团军总司令、戴亦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 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辞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愤愤不平地说：“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独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之哀叹：“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 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9 防共谍网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和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确保这块反共基地的建设，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由于这时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变换。 首先，戴笠为了加强反共、防共活动的隐蔽性，注意尽量缩小或撤销公开的反共组织建制，以示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庆局本部所属大大小小50 多个内部组织指示，任何一个军统组织机构都不准放弃对中共的斗争，反共防共是每个特种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军统局重庆特区是抗战时期最庞大的军统外勤组织之一，主管重庆市和川东数十个县的特务工作。戴笠在与历任区长上任谈话时都反复交代，要把对中共的工作作为特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特别是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所在地的西郊区特工组，更受到戴笠的关注，不断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充实加强。 戴笠交待的监控对象除中共办事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中共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宋庆龄、史良、沈钧儒、张澜等民主爱国人士。当时因为特务们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过于嚣张，惹恼了宋美龄。 为此事，宋美龄曾在电话中很严厉地交代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戴笠） 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戴笠接到宋子文的电话，感到很为难，但思来想去，觉得闹出乱子来，校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因而对监视宋庆龄的活动有所顾忌，并交代特务们注意策略，不得粗鲁胡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种邮电检查处是由戴笠掌握用来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军统公开机关之一。该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关和所有领导人的信件书刊往来及电话进行检查，对邮往外地的《新华日报》进行扣压。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西迁重庆后，戴笠为了防范中共派人打入这些机关，经报蒋批准同意，便用蒋的名义密令各院、部、会选调一批忠实可靠人员交特检处进行反间谍训练，以便增加军统反共的耳目。 兵工署历来是戴笠注视的一个重要部门，戴笠慑于该署署长俞大维是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不敢与之争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戴笠趁机利用反共防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引起蒋的重视。蒋当面向俞大维交代，成立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交给戴笠掌握。戴笠专门选派对付中共有经验的老特务张师主持该处工作。 戴笠反共，有时甚至谨慎到恐惧的地步。他日夜担心重庆发生由中共组织的游行示威或暴动，一时没有力量进行应变或镇压，于是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下成立1 个名为侦察大队的组织，先后从各地挑选了200 多名武装特务，终日一边进行训练，一边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除此以外，戴笠还注意在饮食业、医疗卫生界、新闻界、文化界、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建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工人员，开展防共、反共活动。 戴笠在重庆时期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另一个手法是广泛运用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深知一般军统特务的文化、职业和道德层次很低，无真才实学，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有两件事发生后使戴笠对这个问题尤为警惕。一件事是关于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的特务陈昌熙密报某工厂高级职员是共产党嫌疑的事件。因戴笠反共立功心切，对此事未经核实就批准将这名高级职员扣留。结果引起俞大维的愤怒，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要戴查实具报。戴笠因提不出有力的证据，难以向蒋交差，一怒之下将陈昌熙枪决，以取得俞大维的谅解。另一件事是负责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组的外勤特务向军统局请求领取枪支，以便对付中共人员。戴笠听说后大骂这些特务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这两件事使戴笠认识到与中共进行斗争，必须着力在建立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上下功夫。 戴笠运用的高级通讯或情报人员大都具有较高的地位、职业和文化知识层次。其中既有来自党派团体的知名人士，也有来自政府各部、会的高级职员，还有一些来自经济、金融、新闻、文化、旧军队、帮会、宗教等各界人物。特别是一些以第三者或中间面目出现的政党、团体和知名人士，更是戴笠网罗的对象。戴笠认为这些人往往也是中共争取的对象，因而更容易与中共组织接近。对这些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不但在金钱上舍得给予补助，而且在职业、交通、人事关系等方面尽量给予便利。但是，有些通讯或情报人员拿了戴笠的钱，往往用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加工”一下报给戴笠。戴笠吃亏多了，以后得到那些人的情报后，总要交给军统相关部门进行复核印证。也有不少人长期拿了钱却做不出情报，戴笠虽然在私下里发一通牢骚，“有些人拿了我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的帮助我们”。但是，还是照发津贴。在他认为，要钓大鱼，必须先放长线，一旦钓到一条大鱼，则一切都补回来了。 戴笠在重庆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再一个手法是仿效西安特种会报的办法，积极建议和推行甲种、乙种会报机构。甲种会报每次都在重庆中山四路蒋的住处进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者都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谋士或军政大员。会报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活动情况、重大反共案件的处理以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乙种会报虽然也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但主持人则换成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出席者是军统、中统情报组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外交部秘书，军令部第二厅处长等。表面上是研究日伪军的动态，实际上也是商议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在前线和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和对策。 甲、乙两种会报之外，还有一个“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机构，参加会报的成员有中央组织部、军令部、军统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由何应钦以中央执委和参谋总长的身份主持，会报内容亦是开展反共防共活动。 戴笠对以上3 个会报都极为重视，每逢甲种会报，必亲自参加，并认真准备汇报材料，以博取蒋的信任和重视。对乙种会报和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戴笠也指示出席者积极参加，利用会报机构努力与中共进行斗争。 戴笠在重庆时期最感头痛的是关于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问题。当时，国民党对新闻舆论控制极严，唯有《新华日报》不受其制约，敢于报道事实真相，这使《新华日报》销路大增，以至风靡重庆、行销全国。为此，甲种乙种会报及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蒋介石当面指示戴笠、徐恩曾要想出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戴笠指示特务们先后用殴打报童、从报童手中强抢报纸销毁、通过邮检扣压、收买报贩把头邓发清、策动流氓阿飞到《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等办法，均未能奏效。气得戴笠经常把负责这项活动的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找去痛骂一顿。 为了把重庆布置成反共防共的大本营，戴笠几乎是动足了一切念头，使尽了浑身解数。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共产党打入军统心脏重庆电讯总台的重大案件，使戴笠极为震惊。 1940 年春天，军统局电讯处从一次电讯事故的处理中发现重庆电讯总台报务员张蔚林有中共嫌疑，当即向戴笠报告，戴大吃一惊，命令迅速扣押张蔚林，并亲自主持审讯和清查深挖活动，先后逮捕了冯传庆、杨* 、安文远、余力耕等电讯人员，平时与张蔚林接触较多的张露萍也被逮捕，一并囚禁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内。 原来，这确是一起中共地下组织案件。核心人物张蔚林是无锡人，从特务处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举办的特工电训班毕业后参加特务处江西省站瑞金组。在这段时期，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并秘密加入中共。抗战后，张蔚林被调往重庆，先后任军统局电讯处科员、重庆稽查处电讯监察科报务员、电讯处重庆总台报务员等工作。在重庆电讯总台，张蔚林先后发展了报务主任、扬州人冯传庆，报务员、辽宁人杨、余力耕，南通人王某等5 个人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党小组，并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由女共产党员余慧琳进行联系。余慧琳是四川崇庆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受训，1938 年加入中共，人极聪明、漂亮、机灵。1939 年到重庆后化名张露萍，对外称是张蔚林的妹妹，与张蔚林进行接触。张蔚林被捕后，利用案件尚未明朗的机会，以50 元法币买通看守所所长毛烈，请其为“家里”送信，地址是重庆市中山二路四德里14 号。结果使中共地下组织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事后，戴笠得知是毛烈送信放跑了中共“要犯”，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扣押毛烈。毛烈本是戴笠的江山小同乡，又是军统局党政处长何芝园的小舅子，一向横行霸道、弄权勒索，不想此次栽了跟头。虽经何芝园老婆毛同文亲自向戴笠求情，亦未能救毛烈一命。第二天，戴笠下令将毛烈枪毙。多年以后，戴笠为此还恨恨不休。并严格规定，所有政治犯一律不准囚禁在公开特务机关，必须送到军统局望龙门看守所。此案发生后不久，戴笠下令将张蔚林、张露萍一行6 个人送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5年7 月25 日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指示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将6 个人杀害于快活岭。张蔚林“共案”的发现，与1931 年中统发现的钱壮飞“共案”，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两大耻辱。为此，戴笠被蒋介石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使其在蒋介石面前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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