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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了监察御史弹骸、上奏的文书。  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进《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长达三千四百余字。他直言，“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青苗法种种祸害百姓，结果必是“异日天下恨之”。虽然朝廷“不许抑配”，可“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他又说，青苗法与“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的常平法争资源。前者的资金，建立在出售常平仓储粮的基础之上，使常平仓失去了平抑粮价的粮食资源，等于“废”了后者的功能。“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谁救其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三月，“死于话多”的东坡复进《再上皇帝书》，辞锋更加犀利。“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 苏轼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因为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监察御史抓进了乌台。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乌台诗案”王安石的书信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隐退居住金陵（江宁），上书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 附：苏轼 《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洵子。 “乌台诗案”后，提携过苏轼两兄弟的张方平、旧党大佬司马光等等，三十多名旧党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好友、旧党力保、王安石又书信给神宗帝求情，太后又说情。苏轼被贬谪黄州，三年后带着不悦之情，写下《寒食雨二首》诗，表达了心绪。 原文 苏轼《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寻访舒亶故乡  学士桥   桥面    余姚大隐进士桥  舒亶 出生于明州慈溪县（今属宁波市余姚市大隐镇舒夹岙村），在这个富有乡村野味和“慈孝之风”的故乡，舒亶度过了少年时代。 后人评价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 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据历史资料研究与分析，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东轩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 原来张商英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宋史》载：“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多私”未必，但这个时期的舒亶意气飞扬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丰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发话说：“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对朝官而言，少一个比较会“寻麻烦”的人毕竟不是坏事。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 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没有再被起用。直至绍圣元年，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后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巩固地方统治。 崇宁二年，舒亶生病死于军中，终年62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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