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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十四年（1381），距离徐达的北伐大军尽克中原已有十余载，明王朝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土地。不过，元政权死而未僵，除漠北元廷尚存外，各个地方仍有忠于元的势力。东北纳哈出、西南云贵川地区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皆不顺服，试图挑战新生的大明政权。接连招抚不成后，明太祖朱元璋调派正在北方作战的傅友德、沐英等南下，会合蓝玉大军征战云贵地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调北征南战役”。云贵之地素来被中原政权视为边陲，即便元代征滇也是以夹击四川为目的。那么，曾让宋太祖挥玉斧断边，称“非吾所有”的云贵，为何赢得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
明平定云南之战。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连接云南、湖广地区的贵州，自建省之后，又是如何从“不与川、鄂通人烟”的化外之地一跃成为明朝重要的交通枢纽，并逐渐形成了今日令游客神往的贵州屯堡卫所文化？ 元代以来，云贵地区虽属边陲，却是元代维持西南缅甸、八百、暹罗等国朝贡秩序与边贸的关键，加之经年的开发与初步内陆化，外交效能与经济价值、文化意义一同被抬升，西南边陲已远不是唐宋时期那般可以轻易割舍。
欲得云南，必先得贵州。作为南进的交通枢纽，贵州有了崛起的契机。元代时，数省相互制衡的主导思想使政区划分发生剧变，原有的“山川形便”被“犬牙交错”取代。贵州一带横亘在两湖与滇、桂之间，所谓“贵州自元以来，草昧渐辟，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苗蛮盘绕，迄今犹然。惟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故疆理制置，不容不亟焉”。（《读史方舆纪要》）无论对于攻取云南或日后经营的需要，贵州都有着非凡的战略地位。贵州的独特地形决定其在交通上的重要性。贵州地区平原少而山地高原多，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在宋明农业得到巨大进步以前，若要支持军队对贵州作战，其付出的后勤代价与成本足以让历代君主望而却步。加上明代以前贵州的农耕条件不佳，也就难以形成“以战养战”模式，即便一时武力取胜，也难以久守，使得贵州长期以来难以开发。
贵州地势图。来源/星球地图出版社编制《贵州省地图册》，星球地图出版社2017年版 凡事都有两面性，贵州的崇山峻岭凸显了贵州在交通与军事上的重要性。交通云南之前，必先控扼贵州，军事上的意义已足以让明廷在贵州设官立制。不过，随着明代农业的发展和进步，经略贵州并将贵州地区行省化，也有了希望的曙光。
公元1382年，云南即将被大明平定之际，军队粮草供应陷入困难。参与南征的沐英向明太祖力陈贵州之重要性，朱元璋遂下令在贵州西部一带的普定、普安、乌撒等地“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后来，明廷为了巩固对贵州地区的治理、镇压当地土司叛乱，在原有的十几个卫所基础上，新设置了诸多卫所。这些卫所集中于云贵交通线，总数甚至超过四川、云南等地，形成了以卫所扼土司的管理模式。洪武十七年（1384），傅友德、蓝玉撤军，沐英及数十万明军及其亲属以军屯的形式驻扎下来，留居当地。由此，以贵阳为中心，交通滇、贵、苗疆走廊并以此为半径展开的同心圆，成为明代经略、开发贵州的重心。明代之前，贵州地区曾长期缺少垂直的行政区划管辖，多以羁縻管理，朝廷对于贵州地区的事务实际难以插手。从整体经营策略上讲，朱元璋承袭了元代的羁縻制度，在保留宣慰司的基础上，建立了军事组织，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管理。明廷在贵阳地区设置贵州卫，实行都司-卫所体制，并移民屯驻贵州，实行土司与州府卫所二元制管理。朱元璋统治时期，贵州实行都司-卫所制度的优势在于，这一体制可以较快实现对新征服区或无人区的实际统治（如明初甘肃地区赤地千里，还发生了冯胜弃地事件，后明代于甘肃设立陕西行都司）。唐宋之后，中央对地方实行军事占领后，由于大兵团的驻扎成本过高，往往不得不团结当地士绅、名流辅助统治。显然，当时的贵州除了几个长官尚能以这种方式勉力维持外，其他地区根本无法以这种模式建立统治。那么，都司-卫所这一军屯体制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朝廷的压力。明代卫所制度，是以都司-卫所-千户-百户这一垂直体系进行管理。一般而言，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但并非五千六百人都从事镇戍之职，而是根据地域不同划分为耕种与镇戍。同时，卫所军及其家属被一并划分为军户，军户也会从事其他如纺织等生产活动。这么一来，卫所内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生态，既满足了军事、政治功能，也承担了部分的社会生产职能。都司-卫所体制给贵州奠定了行省化的基础。明代平定云南后，旋即开始经略缅甸三宣六慰地区，贵州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行省化对贵州这一关键交通枢纽来说，则是大势所趋。
明代贵州卫所分布示意图。来源/杨昌儒、孙兆霞、金燕著《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明永乐十一年（1413），在明成祖朱棣的主张下，明廷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改为思南府，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随后继立三司等官，任命蒋廷瓒为贵州布政使，以贵州（今贵阳）为贵州布政使司治所，这标志着“贵州建制”。对明之前的王朝而言，放弃云南甚至是整个西南地区，很大程度是因为交通不便与当地产出不足，致使本地民众对中央政权殊少有归属感，一旦地方官员挟势谋求自立或遇到外部力量入侵，朝廷往往无能为力。这种情况，直到明朝在贵州建省才陆续得以解决。明太祖以沐英为黔国公世守云南，在处理云南问题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为防止其后世子孙割据云南，朝廷势必会限制他们的行政与军事力量。贵州建省后，由于交通迅速贯通，明朝的力量从富足的两湖地带经贵州直达云南，形成了自广西、贵州、四川对云南的三面拱卫。同时，由于明朝将管理从原本基础的“军事维持”叠合了“政治渗透”模式，建省之后的贵州地区乃至云南地区的路驿、县学卫学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并建立了府-州-县垂直管理体系。贵州建省确立了朝廷对基层管理的同时，强固了云贵地区的文化向心力。这样一来，守帅无法闭门自守，外部入侵时中央也可迅速反应，云贵地区自此再难分割。不过，正如李化龙在《请罢开矿疏》中所说：“盖贵州原非省会，只以通滇一线，因开府立镇，强名曰省。其实皆高山峻岭，军民无几，尚不能当他省一大府。”明初贵州将省“只以通滇一线”，而贵州本身的经济与税收水平却仍有待发展。因而，对于贵州的开发，有明一代未曾止息。贵州省的政治、军事功能素来为明廷所重视，明廷之后陆续扩大了贵州的管辖范围，将播州宣慰司等土司一并纳入贵州省的范围内。万历年间平定杨应龙之乱（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公开作乱，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后，原有播州宣慰司被划分为平越、遵义两大军民府，同时编户入民，建立社学，推广教育，直接将播州地区纳入中央管理体系；崇祯初，奢安之乱扑灭后，明廷又分水西之壤，废永宁宣抚司，再设流官与卫所，在水西开设镇西、敷勇二卫，定南、柔远、威武、赫声、於襄、息烽、修文、濯灵八所。二百多年间，明廷不断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土司、宗族的初步削弱。至明末时，贵州与中原王朝早已紧密为一体，贵州省面积已相当于今日贵州省的三分之二。既然明代贵州地区是以都司-卫所体制而兴，继而建立行政体制，那么，明代屯驻于贵州的卫所军战斗力怎么样？事实上，相较于作战，贵州卫所军户们有着更重要的任务——生产与开发。明代卫所制度中，无论内陆卫所主流的屯八戍二或屯卫的全民屯田，即便到了九边沿线重镇，以屯田生产的卫兵在卫所中仍占据多数。对贵州来说，虽然常有土司叛乱发生，但除明末杨应龙、奢安等少数大乱之外，规模相较北边边地都要更小，即便维持屯八戍二，卫所军也能轻松弹压。因此对贵州卫所而言，维持军队的供应与开发才是第一位，作战功能则退居其次。贵州少数民族众多，社会情况复杂，以生产为主的贵州卫所为了维系社会稳定，需要费一些心思。为兼顾维持治安与生产，明代贵州将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与卫城合一，形成所谓“州卫同城”的结构，这样一来，都司-卫所体制的政治功能得到加强，而应对叛乱与变动时，可以更快地调度反应。同时，卫所军户家属、余丁等迁入城中与城池附近，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卫所城成为贵州交通线上军事、政治、商业、文化中心，为日后设置州县或归并州县留下了城市化的基础。
贵州宣慰使司地理之图。取自（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明代贵州军队在土司叛乱时也袖手旁观。虽然在多数时候，贵州卫所军并非作战主力，但也会从征辅助。其中，播州之乱（万历年间打败杨应龙叛乱的一场战争，是明神宗万历三大征之一 ）能够平定，贵州本地军队发挥了极大作用。
俯瞰海龙屯。摄影/杨舰，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播州之乱开始不久，杨应龙分兵攻打龙泉司，守备杨惟中与其交战，土官安民志战死；其后不久，镇雄土知府陇澄斩杨维栋伪提调等五十余人，为诸路倡，下兵部议旌；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平越兵克黄滩关、水西兵克桃溪（遵义桃溪寺），继而焚毁杨应龙之卫舍家庙，后水西镇兵入播州，协助主力围海龙屯。在贵州当地部队协助主力攻打杨应龙的同时，另一部分的卫所部队还在参与围剿吴国佐（明朝侗族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叛乱。
可以说，在播州之战的过程中，由江浙、湖广星集而来的主力部队，也是在贵州卫所军全力配合作战与提供地形、民情等相应的援助下才得以在数年内得胜，继而有了后来的播州改土归流。将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贵州当地的卫所居民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
同其他地区的军户并无二致，卫所士兵在完成屯垦、戍卫等任务时，也会发工资。明代卫所军士的工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月粮，即按月发放的固定工资；二是行粮，卫所军士在外执行任务时发放，数额因难度、距离不同而不同。除了月粮外，明代还会给卫所军士颁发月盐与冬装、棉花、布匹等生活物品，以供应军士所需。明代开国之初，这一系列工资与保障尚能照常发放。明中叶以后，拖欠工资与物资在卫所时常发生。渐渐的，一种从卫所军中选拔兵将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体制代替原本都司-卫所系统中的“指挥使-千户-百户”兴起，月粮工资主要向营兵发放，剩下的军户靠简单的生产与军屯已无法维持生计，促使了卫所内一部分卫所军的民化。这一点在贵州卫所中尤为明显。前文提到，卫所军户本身便有着多元职业取向，余丁家属科举入仕、商业贸易或耕织农事皆不受阻。随着营伍制的确立，都司-卫所松懈了对军户的约束，州卫同城的贵州卫军本所居住之处本就兼具商业、政治、农业等多元属性，愈来愈多的贵州军户投身于具体勃勃生气的贵州新商业、农业社会中，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贵州独有的地域社会生态。
屯堡建筑。摄影/奇怪的食客，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贵州商业与农业的冉冉升起离不开人口扩张。有明一代，贵州人口扩张的主力便是军户。当卫城的人口增加、逐渐超出原有卫所辖地时，屯堡文化也就应运而生。军户多出来的人口除居于卫城之外，军户的军余与舍丁们建立了点状分布的屯堡与村落，一方面形成了江南与贵州混同的独特屯堡文化，即我们今日可见的屯堡文化景观；同时又渗入了经年以来“王化不及”的山林之地，扩充了贵州当地的统治范围。
屯堡建筑。摄影/奇怪的食客，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当明代国势衰微、卫所制度没落时，这些原来的军户们也完成了由兵而农、由兵而商的最后一步。明代中后叶，由于五军都督府权职日益虚悬，都司-卫所行政与军政事宜皆报于六部，行政系统开始代管军政。到了清初，多地延续了明代中后叶以府、州、县官带征卫所军屯粮食的旧例，行政系统的权限还在不断扩大。至康熙、雍正年间，清廷开始大规模裁撤卫所，将其归并州县，卫所制度正式宣告消亡。贵州的卫所军户也完成了他们生产与开发的历史使命，完成了身份上转变的最后一步。卫所移民的持续迁入与开发，形成了独特的军户群体，虽然曾经的都司与卫所已经远去，但在历史变迁中，他们不仅守戍边陲，更与当地居民一道，开创出贵州地域社会中的特色文化景观。
屯堡人的服饰依然保留着600年前的江南传统。摄影/李立洪，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将时针拨回到今日，若要寻一处体验大明西南卫所文化，贵州安顺的文化景致——天龙屯堡是不错的去处。如今的天龙屯堡早已因其语言、服饰、建筑等多种明代西南卫所文化遗存而闻名中外，成为许多旅人的“打卡胜地”，来到这里，便可再度感受曾经的大明风华。
安顺天龙屯堡。摄影/刘聪，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天龙屯堡同样是当年移民迁入形成的。在六百多年的时光流转中，天龙屯堡的历代先民将“江南庭院”“门窗镂雕”等特色融入“黔中屯堡”的风情之中，因防御、屯驻所需而依地形筑起的石砖屯墙，提示着屯堡居民曾为国戍边的过去；小桥流水的木质建筑也在告诉世人，他们从何而来。今日天龙屯堡从石墙、街巷到风俗民情，都在唤起“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黔”的追思。走进屯堡之中，我们可看到一众面蒙黑布、腰围战裙、佩戴面具、执各类武器的演员们正在口喊唱词，应声起舞，这就是“地戏”。
屯堡地戏。摄影/李永忠，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地戏”由明军西戍所演变而来，最早是从江南而来的明军部队的祭祀活动，后随着安顺屯堡的军事功能逐渐为民事功能取代，经过数百年的民俗演变，到今日变成祭拜先祖、躲避邪祟的民俗表演。地戏表演者表演时需着明代特色戏服，化装涂面，手持武器演出，演出曲目多为《说岳》《三国演义》等具有战争色彩的故事。时至今日，也能看到其中浓郁的军事特色。六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来到安顺，来到天龙屯堡，看到作为明屯军后裔的安顺人仍保留有明代故乡江南的生活习惯，仍穿着大明服饰，乡音不改，仍表演着明代的“地戏”，恍然间只觉置身于六百多年前，看到前来屯驻的先民筚路蓝缕的身影渐渐与今日的安顺人民重合。六百多年前，征南入黔、屯田戍边的卫所军人，曾肩负使命为国守边，让贵州成为中华版图的一省有了底气，更在漫长的岁月中产生了血脉相依的文化联系。今天仍然留存的屯堡见证了一切，以另一种方式传颂着他们的故事与独特的西南卫所文化。卫所曾经的军事作用消弭于历史长河，其文化意义却仍隽永。“汪公”信仰、“地戏”“巡舞”等祭祀、庆祝方式，承载着当年的大明风华，经由日益稳固的贵州安顺屯堡人的代代传承，将大明西南卫所文化绵延至今，成为一地之习俗风貌，历久弥新。历史与今天仿佛双向奔赴，昔日为国家统一而出现的屯堡，随着五湖四海的军民与当地百姓的融合，共同塑造了至今尚存明代遗风的屯堡文化。贵州屯堡文化蕴含着促进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时代价值，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珍贵礼物。[1]李化龙，《平播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7.[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4]许一德等，《（万历）贵州通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6]谢东山、张道，《（嘉靖）贵州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黄忠鑫，《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02期.[8]李巨澜，清代卫所制度述略[J]，史学月刊，2002年03期.[9]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04期.[10]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02期.[11]罗远道，清雍正初年卫所制度的大变革[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01期.[12]岑晓洁，明代贵州卫所制度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J]，魅力中国，2009年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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