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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20日，正在北京大学读五年级的我，去西直门外二里沟第一次看望科普老作家高士其。他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那天的访问，使我收益颇大。当时，我作了详细的笔记。当天夜里，整理成了《高士其谈科学小品》一文，记述了这次难忘的见面： 北京春正浓，桃花像朵朵红云，柳叶把大地点缀得处处葱绿。这天，天气十分暖和，蓝盈盈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太阳照在脸上，已稍微感到有点热了。坐了大约半小时公共汽车，我便从北京大学来到二里沟。一点多钟，我走进全国科协，在一座米黄色的二层楼房旁，遇见一个中年男人，他在种树。“你是叶永烈同志吗？”他用浓重的邯郸口音问道。 原来他就是高士其同志的秘书高仰之同志。因已事先约好，所以他知道我来访。他告诉我：“士其同志刚刚吃过午饭。他吃得很慢。现正在休息。”我随着他来到会客室，我们闲聊起来，从高士其同志的创作情况，一直谈到身体情况。 会客室很大，因为常有成群的小朋友来访，所以特地造得放着许多俄国书籍等。这会客室同时又是高士其的工作室。靠墙放着一张特制的藤椅，椅背似乎特别长。椅子前放着一个铁架，架子上夹着一份其同志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声，便从卧室里传出“喔喔”的喉音。高秘书一听，立即到卧室里。没一会儿，高秘书和一位护士一起，扶着高士其走出来，快到椅子跟前时，牵着他的手让他转过身子。刚坐下，护士马上拿了一个红色的垫子，放在椅背顶端，给他当枕头。那张椅子的椅背特别长，大抵就是为了让高士其可以把头靠着休息的缘故。 高士其同志虽然为病魔所困，行动都不能自如，但脸色仍很好，双颊白里透红。头上长着几根稀疏的头发。他的眼睛不能久看。看了一会，眼睛便闭上，竟无法睁开。高秘书说，这几天还算好了些，前几天眼球直朝上翻，看不见东西。高士其咿哑咿哑地讲话，声音从喉管里发出，舌头僵直，一点也不能帮助他发音。我听不懂他的“高语”，由高秘书翻译，讲得很慢。 高士其同志一听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就说：“你们的系主任是孙承锷吧？他是我的老同学哩，都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念过书。”我十分惊佩他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记忆。我告诉他，孙教授身体很好，还亲自开课呢。他听了，嘴角的肌肉向上收缩，出现了笑意。接着，他应我的要求，用依依喔喔的话语，向我谈起自己的写作经过。他讲得十分吃力，一句句经秘书翻译才能听懂。口水不住沿着嘴角往下流，流到口罩里。 下面是我当时记下来的谈话记录： “1935年，我在上海。陈望道（现复旦大学校长）主办（大人、贾祖璋、顾均正等，后来汇集出版了一本书，叫《越想越输涂》。” 我一听，笑了，问道：“怎么会叫《越想越糊涂》？” “这是因为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越想越糊涂》。” “这本书我没看到过，您有吗？” “我也没有。”（注：我根据高士其同志的提示，后来在旧书摊上终于买到上海文化书店1935年出版的《越想越糊涂》－书。） “我看了一些资料，查证了一下，好像“科学小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太白》半月刊上。” “是这样的。” “是谁最早提出这个词儿？” “你可以问问陈望道。” “你是怎么开始写科学小品的？” “我的第一篇科学小品是《细菌的衣食住行》，1935年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后来，就每星期写一篇，发表在《读书生活》上。这些科学小品，收在《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中。这样，越写越有兴趣。在抗战前，写了一百多篇，收成单行本《细菌和人》一书。那都是结合当时的政治，而且都是带有讽刺的口气。后来又出版了《抗战和防疫》、《细菌的大菜馆》。那时，每月还给《中学生》杂志写一篇《菌儿自传》，一直到“八·一三”抗战前，写完了最后一篇稿子，便到延安去了。” “你解放前的作品，是不是都收进了单行本？” “还有很多没有收入单行本。” “你有没有其他笔名？” “没有（这“没有＇两字发音极为清楚，连我也听懂了）。 当时，《读书生活》被禁止了，改为《读书》半月刊。在上海时，为在创刊第二期上。” “什么杂志？”高士其答着，连高秘书也听不出来讲什么意思。 于是，他就用颤颤抖抖的手吃力地握着铅笔，在纸上写出两个歪歪扭扭的字：“言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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