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前，毛主席的激愤：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

八十七年前，毛主席的激愤：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
说起卖国贼，不得不提在汉奸中极具代表性的汪精卫。他的所作所为被永远刻在史册上，遗臭万年。
汪精卫自幼父母离异，跟随同父异母的哥哥生活，衣食住行都仰仗兄长。
“长兄如父”的观念一直使得汪精卫对哥哥充满敬畏，在与哥哥相处时小心翼翼，畏手畏脚。
而哥哥对汪精卫抱有“望弟成龙”的期盼，在其的管教上总是以严苛为主，稍有不对，便动辄训斥。久而久之，汪精卫就养成懦弱胆小的性格。
1904年，汪精卫通过选拔考试，成为日本留学生，并在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一同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早些年时，汪精卫对革命报以慷慨赴死、坚定不移的态度，运用自己的文采、文字呼吁人们站起来革命，反抗帝国主义。
即便这样的行为会让他陷入危险之中，可他心中对胜利的信念充满坚定、自信，也正因此，使得他成为早期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
可后来，在他本身懦弱的性子，加上孙中山去世，蒋介石控制军队后，使得他处处受制，成为背锅侠。
汪精卫心中产生不满，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挑衅，不甘心就此被压制下去。
他曾多次想改变自己的境地，却发现无法改变现状，从而使得汪精卫的心态逐渐变化，心中的天秤也渐渐倾向日本帝国主义。
最后在见到长城抗战的失败及日本军队的强劲后，直接妥协，投靠日军，以出卖祖国来获取权力。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认为：“在中国这数十年来讲，无论是军事、物质经济上，还是组织管理秩序上都十分落后”，将自己懦弱、出卖祖国的行为全部归责于祖国经济、军事组织的落后。
他在成为汉奸后，公开宣扬、推行日本的“东亚联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等四大纲领，以粉饰自己卖国投敌的可耻行为。
在抗战期间，同汪精卫一样卖国的人可不止一个，在他的背后拥有着无数个“汪精卫”。他们形成卖国阵营，依靠出卖祖国来换取自身的利益。
面对“汪精卫”这类走狗群体的所作所为，毛主席曾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中，激愤地讲出：“正是因为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才会如此嚣张到这步田地。”
当时，国民党进行大规模“剿共”行动，企图将共产党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日本帝国趁此机会，进军华北地区，制造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
国民党得知该消息后，第一时间不是想着将日本侵略者赶出祖国，而是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
而被剿伐的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剿共”计划，被迫经历长达两年的长征，从瑞金徒步到陕北，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长征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趁喘息之际，迅速在陕北扎稳脚跟，创建根据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集中精力着手思考当下政治时局及革命的基本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即于12月中旬在瓦窑堡召开会议。
在会议上，众人围绕着民族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并于最后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瓦窑怒会议决议》。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主席便是在这场会议上作题这篇报告，后在1949年时将其题目改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该报告中，毛主席着重讲述党和红军在民族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还指出蒋介石为自身利益，必然会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
毛主席认为工农阶级是要求反抗的，是中国革命中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也是要反抗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那些反革命势力，曾一度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致使他们陷入失业、家破人亡等境地。为此，他们与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势力有着血海深仇，除了起来反抗，再无其他出路。
而剩下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则是与之相反。他们觉得相比帝国主义来讲，开展革命活动要更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其他事情一概不论。
因此，他们不顾民族界限，主动组成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卖国贼营，将自己的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挂钩，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参考文献：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