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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光贵边区系金溪、资溪、光泽、贵溪四县交界地带，又是福建、江西两省交界的边缘地带，这里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山村犬牙交错，国民党地方政府权属不明，乃至互相推诿，多所鄙弃；加上当地群众基础较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区，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5年9月，独立师四团执行闽北军分区的'打击外线，开辟新区'的方针，在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原光泽独立团政委刘文学的率领下，从建阳黄坑出发，进入资光贵地区。 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攻占光泽的柴家，成立了柴家区委。后又转向资溪的昌坪和贵溪的冷水坑一带活动，随后扩大到白沙坑等地。 不久，柴家区委扩大为资光贵中心区委，刘文学任书记，下辖柴家、昌坪、冷水坑及贵南方面三个区共六个区委。 后来，吴先喜率部返回闽北，刘文学就地坚持斗争。 鉴于处境险恶，又与闽北分区委失去联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刘文学决定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秘密发展党组织，积极扩大游击区。 敌人的报纸帮了大忙，1936年初，黄道从中获悉失去联系的刘文学仍在资光贵坚持斗争的消息，十分欣慰，忙派吴先喜、鲍永泉率200余人的第四纵队去寻找刘文学。 两支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贵溪闽坑会合了。资光贵中心区委扩大为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副书记刘文学、组织部长鲍永泉。两军会合后，力量倍增，附近的一些反动民团均被肃清，原来隐蔽的游击活动也转为公开。 1936年6月，游击队转到资溪县城附近，获悉县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民团把守，吴先喜、鲍永贵决定攻打资溪县城。 战斗刚刚打响敌人便纠集十几个团的火力，以金溪、贵溪一线杀气腾腾地向资溪扑过来，把游击队团团围住。战士们拼命冲出重围，撤到金溪五里峰后又陷入敌围，经过激战，伤亡1/3，吴先喜在突围中身负重伤。 此次行动对敌情估计不足，又欠全面考虑，只看到资溪城防空虚，而没有看到金溪、贵溪一线的保安团和地方民团，他们虎视眈眈，等游击队一露面，便包抄过来，致使游击队损失惨重。 鲍永泉收拢了被打散的部队100多人，由于敌人天天搜山烧山，无法在当地立足，被迫拉到外线休整。吴先喜则转移到板木坑一带养伤。 此时，黄立贵正活动在邵顺建边区，得知吴先喜受挫的消息，立即派陈仁洪率领一支部队，迅速进入资光贵地区，以解燃眉之急！并指示陈仁洪：能战则战，不能便撤回闽北，只求吸引敌人的兵力，避免更大的伤亡。 陈仁洪一部，边行军边打仗，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下旬来到冷水坑地带，一举消灭敌反动武装六七十人。 吴先喜得知消息，即派人接头，两支队伍在闽坑附近的坂宋岭会师了。资光贵红军游击队士气为之大振，他们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定分兵深入敌占区，以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粉碎其围剿，扩大游击区。 1936年冬，游击队一夜急行百余里，突袭贵溪花桥，歼敌五六十人。接着又袭击了饶桥，歼灭当地民团百余人，缴枪50多支。 敌人被游击队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打法搞的摸不着头脑了，哪里还有余力去实现他们的'围剿'呢？经过积极的游击活动和群众工作，游击队恢复并巩固了资光贵游击根据地。 三块新游击区的开辟与恢复缓解了崇安老游击区的压力，闽北的游击战争形势开始好转。 1936年1月，张发奎接替卫立煌，任闽浙皖赣边区'剿匪'总指挥，统率罗卓英第十八军、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张铲第二十路军及地方民团，重新对边区发起'总会剿'。 闽北游击区又面临新的威胁，根据中央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下达的'闽北红军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的电报指示，黄道命黄立贵、曾镜冰率独立师一团主力到闽东北地区，寻找叶飞，联合闽东和浙西南红军游击队，配合粉碎敌人的'新围剿'。 黄立贵部在建瓯的后坪会合独立师三团的五连，半月后进驻政和县洞宫山的乐坪村。 洞宫山是政屏中心区委活动的中心地带。独立师一团来时，适值新春佳节，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红军，慰劳红军。正月初三，一团拔除楼坪敌据点，为这一带群众除去了一大祸害，随即公开打出旗号，分路出动寻找闽东红军。 1936年2月，闽东红军100多人在叶飞的率领下，在乐坪村同闽北红军胜利会合。 闽北、闽东红军首次相聚，山村一片欢腾。叶飞与黄立贵促膝面谈，相互介绍各自游击战争的情况，并本着联合统一、相互支持的共同愿望，商定在洞宫山召开闽北、闽东联席会议。次日，叶飞率部回闽东，黄立贵率部返崇安。 1936年4月，黄道在黄立贵的护送下，到达政和县洞宫仰头村，与先期一天到达的叶飞会晤，两双大手久久地握在一起，两旁的战士都为这次胜利会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黄道向战士们解释说：'你们知道，敌人搞个闽浙赣'总会剿'。他们勾结起来对付我们，难道我们红军不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在仰头村的一个大山洞里，黄道、叶飞等举行了三天的联席会议。 后来，由于形势紧张以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闽北、闽东未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1936年6月，黄道等由政和返回崇安，在岚谷宣布成立了闽赣省委。省委书记黄道、组织部长曾镜冰，下辖四个分区委和四个军分区： 一分区（闽北分区委）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家才，辖崇安、建阳、广浦、上铅等县委；二分区（闽中分区委）书记黄立贵兼司令员和政委，辖邵顺建、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委；三分区（闽东南特委）书记吴先喜兼司令员，副政委刘文学，辖资光贵中心县委；四分区（闽东北特委）书记王助，司令员饶守坤，辖建松政中心县委和迪口县委。 闽北独立师所属四个团改为纵队建制。 1936年6月，闽赣省委、省军区等领导机关乘'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之机，连续发布了《闽赣省军区政治布告》等训令和布告，推动游击战争向纵深发展。 到年底，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崇安、建阳、浦城、广丰、上饶、铅山、金溪、资溪、贵溪、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将乐、泰宁、建宁、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周宁、青宁、庆元、龙泉、江山等20多个县的广大游击区域，闽北独立师也由原来的四个纵队发展到六个纵队，是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全盛时期。 1937年1月，蒋介石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玩弄'北和南剿'的政治伎俩，重新集结部队'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 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也匆匆换马，由刘建绪接替张发奎，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扬言要在二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接着，敌第七十五、七十六、三、四十五师和独立第六旅等分别从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广丰、崇安进攻资光贵、邵顺建、建松政等游击根据地。 2月间，吴先喜带领第四纵队在光泽柴家活动时，被敌人优势兵力所包围，鲍永泉迅速指挥队伍突围，吴先喜等全部阵亡。吴先喜的牺牲，使闽北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 黄道率省委在武夷山的主峰猪母岗，一边坚持战斗，一边派遣省工联会主席吴华友，携带闽赣边区游击战争情况报告到山外寻找党中央。 1937年2月，吴华友几经辗转，终于在香港找到党中央代表朱挺，并寄回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关于抗日救国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东渡宣言》。 接到文件，黄道心中万分激动，兴奋地对战士们说：'好了，好了，我们这只在大海中漂了几年的船终于接到方向了。' 黄道组织省委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文件，引导大家讨论形势，把思想认识从反蒋转到联蒋抗日上来，要求各地红军及革命组织大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企图占领福建的阴谋，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3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军政委员会成立，黄道任主席。号召人民'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参加到反日阵线上来。' 之后，黄道分别向光泽、崇安、邵武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一致对外的呼吁信。信中简述了国家危难形势，希望他们能以民族利益为大局，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的一切军事行动，一致抗日。 然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却依照蒋介石的密令，拒绝谈判不说，还常用优于红军十几倍的兵力进攻游击区，游击队每仗打的都异常残酷。 一天，黄道站在猪母岗上，感慨万千。国难当头，山河破碎，蒋介石却依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吴先喜等民族精英壮志未酬身先死，此恨何时消，他想起了民族英雄岳飞，愤然口诵一首《满江红》: 中华民族，到今朝，万分危急！向北望，满蒙华北，已非畴昔！暴日铁蹄逼地踏，傀儡组织如林立，看同胞痛苦已受尽，如奴隶！不抵抗，尽退出，睦邻合，史可耻，还有辱国的协定和议，大好河山频出卖，爱国同胞横遭逮，这是谁甘心当汉奸，蒋介石！义愤填膺，谁能做，亡国奴隶！誓拼我，热血头颅，一雪此耻！抗日怒火正燃烧，救国呼声遍地起，任强盗汉奸的压迫，难止遏！抗日的，是同志，当汉奸，是吾敌！攀起那神圣的抗日旗帜，恢复失去的土地！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世界劳苦的兄弟，手相携！ 1937年9月20日，黄道按照党中央和项英、陈毅的指示，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以民族大义为重，慷慨陈词：'我辈向以抗日救国为自信，对于救亡图存工作，决不后人。'同时，就谈判问题提出三点原则立场： （一）愿将闽北红军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消苛捐杂税；（二）允许闽北红军与朱德、彭德怀通讯联络，请求并服从他们的指示；（三）谈判未开始之前，红军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国民党军也必须从崇安县境包围红军之地域撤出。并'将与抗日有意义的地区'划归红军游击队。 由于陈词恳切，建议具体，形势有利，谈判于9月下旬开始进行。双方几经洽谈，达成协议。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成立，黄道奉命任办事处主任，同时担任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1938年2月初，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铅山县石塘，传达军部命令，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从此，闽北红军开始了新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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