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贝林：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奥派经济学家的

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趣似乎可以追溯到我刚出生的那一天。医生抓着我的小脚丫，将我倒过来，用手拍打我的小屁股。我立马哭出了声。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奥派最根本的公理——人是行动的。而且我还发现，医生的行为违反了“互不侵犯”的原则。这篇文章余下的内容都是我的过去的故事。虽然这么说也不太准确。

遇见了安·兰德

出于某些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过去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有意思。当时，还在读高中的我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公共图书馆（Hollywood Public Library）兼职。我的其中一项任务是打理图书馆内一个厅室内的杂志。每当完成这些事情之后，我就会躲在那个厅室里阅读各种以前或者新出版的政治新闻刊物。

但我很快就产生了困惑。在我阅读一些诸如《国家》（The Nation）或者《新共和》（New Republic）等“进步主义”刊物时，我发现他们总是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提出“社会正义”、“公平”以及“道德感”等词语。另一方面，《世事》（Human Events）或者《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等保守主义的杂志则声称所有“过度的悲悯与同情”都不能起到作用，因为最终的结果都是：把事情搞砸的同时，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在计划经济以及康米主义运动中，似乎许多人因此而丧生。

在我十七岁左右，还住在好莱坞的时候，我遇到两个人向我推荐了安·兰德（Ayn Rand）的作品。我是在一家坐落于好莱坞大道与藤街交叉口的名为“Hody’s”（目前已不存在）的饭店见到他们的。两人把我叫过去，问我是否听说过安·兰德。我回答说，我只听过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但不知道前面加个“安”字是什么意思。

他们递给我一份安·兰德的纪实类文章《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1966），让我拿回去阅读，并在三天之后重新在这个地方见面。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到安·兰德，发现她对资本主义有着变革性的论述。之后，那两人又借给我《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1962），同样约定三天之后在饭店里碰头。这次我依然照做。第三次见面，他们拿出一本1000多页的简装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1957）。我心一沉，害怕他们规定我三天之内读完这本书。好在他们给了我十天的时间。我这才放下悬着的心。

安·兰德的文字给我的思想带来关乎道德与实践的变革。她论证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拥有权利，享受自由并且获得财产。虽然人类可以而且应该对自己的同胞表现出善意与仁慈，但若未经个体出于自愿的认同，任何人都不能以集体的或者社群的道德为借口，占用其他个体脑力与体力的成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free market capitalism）不仅能“提供商品”，同时它也是唯一一个与人类的天性以及个体和平而多产地为自己而生活，并与他人自由协作的意愿相契合的政治经济系统。

1968年，我去纽约看望我的家人。借此机会，我去了几趟纳撒尼尔·布兰顿研究所（Nathaniel Brandon Institute）。当时，它的总部设立在帝国大厦下层区域。一天晚上，在一个类似于“社交”的活动上，安·兰德与我们一小群人进行了半小时的非正式交谈。

所有有关她的故事原来都是真的。当她倾听你的问题以及给出回答时，那双黑亮的眼睛从来不会直视你。安·兰德的言辞中带着一种平静的确信，同时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话尽可能清晰可辨。所以她的谈论并不会给人一种“教条式”的感觉。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现奥派经济学家

等到我去洛杉矶读大学的时候，我几乎阅读了奥派经济学家的所有主要著作和许多不太出名的作品，以及众多有关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传统的书籍。正是这些阅读经历，让我最后选择了经济学专业。

惹怒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教授

直到上了第一堂经济学课我才猛然意识到，学校指定的教科书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写的《经济学》（Economics）第七版。

越南战争的爆发让我的大学学习一度中断。我加入了海军预备役，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直行现役任务，接受无线电员训练。之后，我继续在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完成了经济学本科学位。我所有的经济学教授要么是教科书式的凯恩斯主义者，要么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制度主义者。其中一个名叫马克·图尔（Marc Tool）的教授是《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和《经济学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的长期编辑。另一位名叫约翰·亨利（John Henry）的教授是我们那个年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其他同学不加批判地吸收知识让我感到很困扰，同时我也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课上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我试图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的课程中解释哈耶克所阐述的奥派经济周期理论。我会在“经济制度比较”一课里捍卫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在我的发展经济学课程中，我试图阐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的观点，反对教授为支持第三世界中央计划提出的论点。

我敢保证我让一些教授抓狂了。当时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教授在经济学系办公室的附近共用一个咖啡厅。有一次，我在休息室的公告牌上贴了一张马克思主义四兄弟——哈波（Harpo）、奇科（Chico）、泽波（Zeppo）和格劳乔（Groucho）的照片。他们的四个脑袋从一个老式的啤酒桶里探出来。我在底下写道：四位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军人物。

1973年米塞斯去世后，我为大学学生报写了一篇关于米塞斯贡献的文章。得到的唯一回应是一位教授走到我的跟前问道：“米塞斯？米塞斯？我以为他在19世纪就死了。”显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十分认真的。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的教授们对我表现出的兴奋状态感到惊讶与困惑。有些人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有些人只知道他是《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并表示这与“现实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一两个人甚至问道：他不是那个假定大萧条时期“充分就业”的经济学家吗？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我比较了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和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需求不足”理论、萨伊定理以及奥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我的论文导师虽然是一个友善而公平的人，但在阅读我的论文之前，显然对奥派理论一无所知。而且对克劳尔和莱荣霍夫德的著作也只是略有耳闻罢了。

独自在大学图书馆阅读

因为所有教授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都与我相悖，所以我只能“自己靠自己”。当其他学生参加周末聚会或者足球比赛的时候，我会去大学图书馆翻阅所有旧的经济学期刊（我能在图书馆找到许多刊物从起始期刊以来的装订本），找到了所有能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出版的《经济学文章索引》（Index of Economic Articles）中出现的，奥派经济学家以及相关学者撰写的有关奥派经济学观点的文章。

利用这种方法，我几乎阅读了所有19世纪80年代以来奥派经济学家及其批评者的英文期刊文章。我也因此能够发现一个从未被人挖掘的伟大经济学理论家和分析家的作品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思想史书籍或者现代教科书几乎从未被提及。例如，我利用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芝加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并通读了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每一篇文章。我一开始想读他的书，是因为他与哈耶克以及弗利茨·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在奥派资本理论上产生了争论。很快，我从奈特的作品中发现了更多的东西，既有精彩绝伦的见解，也有一些非常错误的观点。

我发现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埃里克·林德哈尔（Erik Lindhahl）、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贡纳尔·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约翰·阿克曼（Johann Akerman）等“瑞典”经济学家在货币、资本和经济波动等方面与奥派有着可贵的相似之处。莫里茨·J. 波恩（Moritz J. Bonn）和古斯塔夫·斯托尔博（Gustav Stolper）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黑暗的经济萧条时期，发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提供了经济学的理智。另一位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pke）就像一束光芒。他思维清晰，腹有学识而为人正直，既有洞察力，又能鼓舞人心。

1974年参加第一次奥派经济学会

对于一个只不过阅读了甚至只是记忆了奥派经济学家作品的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在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伊瑟雷尔·科兹纳（Israel Kirzner）、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以及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如同被引领至奥林匹斯圣山，觐谒这些腹有学识的“神明”。我是通过罗斯巴德的书籍与文章了解他的。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个高高瘦瘦，非常严肃的人。直到看到眼前这个短小圆润，喜欢讲笑话、讲故事的有趣的人，我感到十分震惊。罗斯巴德写了一部两卷本的经济学著作，名为《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 1962）。

与哈耶克在人文研究所的时光

1975年和1977年，我在位于门罗帕克总部的人文研究所获得了暑期学生奖学金。人文研究所聚集了一群有前途的，对奥派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一部分学生曾经参加过1974年6月在佛蒙特州南罗尔顿举办的第一届奥派经济学会和1975年6月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奥派经济学会。

这两次学会中的亮点应当是在1974年秋天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凑巧的是，在这两次活动中，哈耶克的办公室距离我的办公室只隔了一两扇门的距离。哈耶克当时已经70多岁了，而我才20多岁。在我眼中，他似乎是好几代之前的人，并且似乎随时都会去世（实际上他活到了92岁）。哈耶克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找他，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他与米塞斯以及其他奥派经济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维也纳度过的岁月；了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以及他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拥护者们的冲突。

我必须承认，哈耶克是旧时代维也纳绅士的缩影。他慷慨地投入时间，耐心地回答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他一定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听过不下百次了。他经常以有趣而自嘲的方式讲述自己如何在20世纪巨大的意识形态变革中，脱离集体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完成思想上的转变。令我感到十分感激的是，哈耶克能够愉快地容忍一个在他看来必然非常傲慢而讨嫌的年轻人，日复一日地来打扰他。如果人们想描绘诺贝尔奖得主应有的性格和气质形象的话，哈耶克能完美地贴合这个要求。

与科兹纳和拉赫曼在纽约大学的时光

1976年，我参加了由伊瑟雷尔·科兹纳组织的奥派经济学项目，开始了纽约大学的研究生生活。每周与其他研究生以及前来分享论文的著名来访嘉宾们一同参加的奥派经济学研讨会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之一。它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初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维也纳举办的“私人研讨会”的样子。纽约大学奥派经济学研讨会的讨论内容包罗万象：从对主流经济学前沿的批判，到对奥派经济学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尝试，再到对经济思想史的解释性研究，以及对经济科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1933年，路德维希·M. 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离开德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跟随哈耶克学习。他对奥派资本理论和动态市场过程做出了重大的研究贡献。他在南非长期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定期来到纽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的研究生研讨会同样振奋人心。在开学的前几周，他会举办一系列的讲座。研究生们要在剩下的时间里撰写论文，然后接受拉赫曼以及其他成员富有挑战性的批评和指点。同我一起定期参加研讨会的学生有唐·拉夫尔（Don Lavoie）和杰克·海伊（Jack High）。他们两人后来都成为了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梅森大学的教授。

拉赫曼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这给我了很好的机会。他会用沙哑的、歌唱般的声音说道：“好吧，艾伯林先生，在这四堵墙围成的空间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的讨论很快转向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拉赫曼自己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奥派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伟大的经济学论战的回忆。同时，他会用一种近乎安静的，如同密谋的低语诉说如何在主流经济学的敌对氛围中推进“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范式。

伊瑟雷尔·科兹纳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经济学家眼中理想的经济学家该有的样子。无论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奥派经济学研讨会上，科兹纳一直是一位审慎小心、稳定平和而又深思熟虑的思想家。他用最为学术的方式解释了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精神理论和市场过程。同时，他始终对经济学领域内有关市场秩序的其他研究范式和概念保持尊敬与关注。他作为一位拉比学者（rabbinical scholar），你能从他对奥派和主流经济学著作仔细而全面的分析与批判中，从他对市场过程的本质与逻辑的论述中，发现他所接受的训练，发现他对文字、含义以及概念上的细微差别所保持的细致性的洞察。

与罗斯巴德分享乐趣与经济学

穆瑞·罗斯巴德对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从他关于奥派经济学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两卷本巨著《人、经济与国家》中学到了很多清晰而有逻辑的思维方式。这部两卷本从人的行动这一概念出发，延申至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的本质与效果，系统性地阐述、凝练并提升了整个奥派经济学的理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以“自然权利”为基础，构建起“有关自由的科学”。

只要在罗斯巴德位于曼哈顿的公寓里度过一个常常持续到深宵的夜晚，任何人都会有一种独特的体验。他公寓的每个房间里，堆满了从地板直至天花板的书籍，涵盖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学科领域。他似乎阅读过这里的每一本书。因为随便从架子上抽取一本书，他都能复述并批判性地评价其中的内容。

罗斯巴德会用个人故事，有趣的历史叙述，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细节与优缺点，源源不断的政治笑话和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歌曲娱乐来访者们，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但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相处的人，是一个你不太想得罪的人。某一天你可能被他谴责、批评并逐出他的学术圈。对于任何年轻的崇拜者来说，这种情况比经历死亡还要糟糕，因为他会感觉自己被驱逐出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