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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也受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和制约。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以及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门能够跨越不同学科、领域和视角的学科，这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STS）。 STS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研究科学和技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创造、发展和影响。STS认为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建构的现象，即它们是受人类价值观影响的活动，而且只能通过认知的方式来理解。STS还关注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并主张增加公众对科技决策的参与和控制。 STS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批判性思潮，如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转换理论，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反方法论，拉康（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潮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和相对性，挑战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同时，随着科技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核武器、环境污染、生物工程等，人们开始意识到科技决策不仅是专家的事情，也是公民的事情。因此，出现了一些关注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新兴领域，如科技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等。这些领域与传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相互交流和融合，形成了STS这一综合性的学科。 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活动，它们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也不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而是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科学和技术的创造和发展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它们反映了人类的价值观、利益、信念、偏见等。科学和技术也只能通过人类的认知、语言和实践来建立和传播，它们依赖于人类的观察、解释、证明、沟通、协作等。 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性，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以下是两个著名的例子： 库恩（Thomas Kuhn）：美国的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提出了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和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的概念，认为科学理论的变化是受到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的，并不是单纯地由事实和逻辑决定的。他认为科学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和非正常科学（extraordinary science）。正常科学是指在一个统治性的范式下进行的科学活动，范式是指一套公认的理论、方法、问题和标准，它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和研究范围。非正常科学是指当一个范式遇到了无法解释或解决的异常现象（anomaly）时，引发了对范式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怀疑和挑战，导致了范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最终导致了范式转换，即一个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成为了新的正常科学。库恩以哥白尼（Copernicus）对托勒密（Ptolemy）天文学体系的革命，以及爱因斯坦（Einstein）对牛顿（Newton）物理学体系的革命为例，说明了范式转换过程中发生了对世界本质、方法论、问题选择等方面的根本性改变
。 拉图尔（Bruno Latour）：法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87年与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合著了《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一书，阐述了ANT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为科学和技术是由各种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actors）组成的网络（networks），这些行动者之间通过不断的谈判、翻译、联结等过程来建立和维持稳定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它涉及了多种因素，如实验室、仪器、论文、资金、媒体、政府、公众等。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和事实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而是后验地建立的，它们需要通过各种策略来获得认可和支持，如说服、证明、引用、标准化、专利化等。拉图尔以巴斯德（Pasteur）对炭疽病（anthrax）的发现，以及阿拉姆戈（Aramco）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资源的开发为例，说明了科学和技术在行动中是如何形成和扩展的 。 STS的历史背景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研究科学和技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创造、发展和影响。STS的形成是由多种学科和学科分支的交汇而产生的，它们都在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开始关注科学和技术作为社会嵌入式企业的视角。STS的主要学科组成部分是独立发展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相互交流，尽管Ludwik Fleck在1935年就提出了许多STS的关键主题。 STS的主要学科组成部分包括： 技术史，它考察技术在其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历史学家质疑技术决定论，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公众对科技和科学“自然”发展的被动接受的理论。他们提出了一种替代的观点，即技术是由人类选择、创造和使用的，并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们还强调了技术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一些代表性的技术史著作有Thomas Hughes的《网络大国》（1983）[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它探讨了电力系统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发展；David Nye的《美国技术梦想》（1994）[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它分析了美国文化中对技术进步的期待和想象；Ruth Schwartz Cowan的《更多工作给母亲》（1983）[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它考察了家庭技术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影响。 科学史和哲学，它们在Thomas Kuhn于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之后开始兴起，这本书将科学理论的变化归因于底层知识范式的变化。Kuhn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累积和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由正常科学和革命性科学交替进行的过程。正常科学是指科学家在一个共享的范式内解决问题，而革命性科学是指当遇到无法解决的异常时，科学家会放弃旧范式，转向新范式。Kuhn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也促进了科学史和哲学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地建立了将科学史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项目。一些代表性的科学史和哲学著作有Paul Feyerabend的《反对方法》（1975）[Against Method]，它主张任何方法都不能保证科学进步；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计划》（1978）[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它提出了一个介于Kuhn和Popper之间的观点；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1979）[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它运用人类学方法考察了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建构过程。 科学、技术与社会，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美国、英国和欧洲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社会运动而兴起的一种新兴跨学科领域，它旨在探讨传统课程忽略的相关主题。这个领域涉及人类学、历史、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为学生提供了专门研究科学和技术所引发问题的本科课程。这个领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对核武器、环境污染、生物工程等问题的关注和抗议。一些代表性的科技与社会著作有Langdon Winner的《技术政治》（1986）[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它分析了技术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的影响；Sheila Jasanoff的《设计自然》（1995）[Science at the Bar: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它探讨了生物技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规制和争议；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1986）[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它提出了一个后工业社会中面临全球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理论。 女性主义研究者，他们关注女性在科学和工程中被排除的现象，并批判之前STS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权力差异。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视角，即女性主义STS，它旨在揭示并改变科技中存在的男性主导、异化和压迫。他们还强调了女性在创造、使用和评价技术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一些代表性的女性主义STS著作有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1985）[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它提出了一个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后人类主义视角；Evelyn Fox Keller的《生命之火》（1983）[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它分析了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发现基因转位的过程和困难。 STS的核心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种理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建构的现象，即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具有价值取向，并受到认知的影响。这种理论不否认自然对技术实物的物理限制，但它主张知识和理解是社会中介的过程。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争议，以及它们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和互动。一些代表性的社会建构主义著作有Trevor Pinch和Wiebe Bijker的《技术与社会建构》（1987）[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它提出了一个分析技术变化的多方向模型；Harry Collins和Trevor Pinch的《鸡蛋里的牛顿》（1998）[The Golem: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它展示了科学发现中存在的人类因素；Andrew Pickering的《科学作为实践》（1995）[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它探讨了科学家与自然之间的动态互动。 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这种理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历史、政治和文化嵌入的，因此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理解。这种理论不否认现实，但它认为存在不同的情境化的知识方式。同样，任何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必须视为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内形成的。情境主义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局限性、依赖性和变迁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和影响。一些代表性的情境主义著作有Steven Shapin和Simon Schaffer的《莱维坦与空气泵》（1985）[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它分析了17世纪英国科学革命中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Geoffrey Bowker和Susan Leigh Star的《分类与其后果》（1999）[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它考察了信息系统中存在的隐含规范和权力关系；Sheila Jasanoff等人编著的《世界上有多少个科学？》（1995）[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它比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科技政策和创新的文化差异。 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是价值载入的，因此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社会和伦理含义的。这种理论主张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和规范，以考察它们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问题化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风险、责任和后果，以及它们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一些代表性的问题化著作有Langdon Winner的《技术政治》（1986）[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它分析了技术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的影响；Andrew Feenberg的《技术转型》（1991）[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它提出了一个基于批判理论和民主价值的技术哲学；Dale Jamieson等人编著的《伦理与环境》（2008）[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它探讨了环境问题对人类道德责任和行动的挑战。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这种理论认为由于科学和技术具有社会和伦理后果，因此需要增强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这种理论提倡建立更多的参与性机制，让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和影响科学和技术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在决策过程的早期阶段。民主化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多元性、开放性和透明性，以及它们与社会公平之间的联系。一些代表性的民主化著作有Sheila Jasanoff的《科技公民》（2004）[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它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实践和理念；Brian Wynne等人编著的《公众参与科学》（2007）[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它评价了欧洲各国开展的公众参与科学项目的效果和意义；Frank Fischer等人编著的《专家与公民》（2000）[Citizens, Exper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它探讨了如何在专业知识和公众知识之间建立对话和合作。 STS的研究方法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研究科学和技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创造、发展和影响。STS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解释性研究和分析方法（Interpret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Methods）：这种方法旨在理解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意义、价值和文化，以及它们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方法运用了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工具，如田野调查、访谈、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这种方法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它们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一些代表性的解释性研究和分析方法著作有Bruno Latour的《我们从未是现代的》（1991）[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它提出了一个分析现代性中科学和技术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方法；John Law等人编著的《复杂性与协商》（1999）[Complexity and Coherence: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f Innovation
in Sociotechnical Systems]，它提出了一个分析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中协商和协调过程的理论。 比较效果研究和评估方法（Comparative Impact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这种方法旨在评估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它们与政策、法律和伦理等方面的关系。这种方法运用了政治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工具，如案例研究、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等。这种方法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以及它们与社会选择之间的联系。一些代表性的比较效果研究和评估方法著作有Sheila Jasanoff编著的《科技与公共理性》（1990）[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它比较了美国和欧洲在环境保护方面使用科技专家作为政策顾问的方式；Daniel Sarewitz等人编著的《前沿与边缘》（2000）[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in 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它评估了美国在不同领域进行科技创新的效果和挑战；Brian Wynne编著的《知识与风险》（1996）[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它评估了英国在处理疯牛病危机时使用专家知识和公众知识的方式。 实践性研究和干预方法（Practical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这种方法旨在改善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并促进更多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这种方法运用了教育学、传播学、设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工具，如行动研究、参与式设计、科技沟通等。这种方法强调了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创新性、参与性和变革性，以及它们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一些代表性的实践性研究和干预方法著作有Yaron Ezrahi等人编著的《民主与科技》（1994）[The Power of Knowledge: How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Made the
Modern World]，它探讨了如何利用科技沟通来增强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和参与；Pelle Ehn等人编著的《参与式设计》（2014）[Design Things]，它探讨了如何利用参与式设计来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和创新；Michael Schrage的《严肃游戏》（2000）[Serious Play: How the World’s Best Companies Simulate to Innovate]，它探讨了如何利用模拟和原型来改善技术产品和服务。 STS的应用领域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研究科学和技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创造、发展和影响。STS的应用领域有以下几种： 科技政策和管理（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
Management）：这个领域关注如何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以及如何管理和评估科技项目和组织。这个领域涉及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利益相关者，以及科技创新、转移、扩散等多种过程。这个领域的目标是促进科技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贡献，以及解决科技所引发的问题和挑战。一些代表性的科技政策和管理著作有Tom Burns和George等人编著的《科技政策与创新》（2002）[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它提供了一个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科技政策和创新系统的框架；William Bonvillian和Charles Weiss的《美国科技政策》（2009）[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Legacy
Sectors]，它分析了美国在不同传统领域进行科技创新的障碍和机遇；J. Christopher
Westland等人编著的《全球创新管理》（2012）[The
Handbook of Global Innovation Management]，它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管理跨国和跨文化的科技项目和组织的方法。 科技教育和沟通（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这个领域关注如何教育和培养科学和技术人才，以及如何沟通和传播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个领域涉及教育机构、媒体机构、公共机构等多种组织，以及教师、学生、记者、公众等多种群体。这个领域的目标是提高科学和技术素养，以及增强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和参与。一些代表性的科技教育和沟通著作有Mary Ratcliffe等人编著的《科学教育与公民素养》（1993）[Science for Citizenship: Teaching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它提出了一个将STS理念融入科学教育中的方法；Brian Trench和Massimiano Bucchi编著的《手册：科学沟通》（2008）[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它提供了一个分析不同媒体平台上科学沟通的理论和实践的手册；Kathleen
Hall Jamieson, Dan M. Kahan,编著的《公众与科学》（2016）[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它提供了一个分析公众与科学之间互动的多学科视角。 科技伦理和社会责任（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个领域关注如何评价和规范科学和技术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以及如何促进科学家和工程师承担社会责任。这个领域涉及道德委员会、专业协会、监督机构等多种机构，以及研究者、开发者、使用者等多种角色。这个领域的目标是保护人类和环境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促进科技对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一些代表性的科技伦理和社会责任著作有Tom Beauchamp等人编著的《生物医学伦理》（2001）[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它提出了一个分析生物医学研究和实践中道德问题的原则；Jonas Salk的《生存的智慧》（1983）[Anatomy of Reality: Merging of Intuition and Reason]，它提出了一个基于生存和进化的科技哲学；Jr. Charles E. Harris等人编著的《工程师的职业责任》（2008）[Engineering Ethics: Cases and Concepts]，它提供了一个分析工程师在不同情境中面临的道德决策的案例和概念。 STS的意义 STS的主要意义在于： STS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科学和技术不是中立或自然的现象，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具有价值取向，并受到认知、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STS提供了一种参与性的视角，让我们能够参与到科学和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中，以及对其进行评价和规范。STS鼓励我们作为公民、消费者、用户等多种角色，对科学和技术提出问题、提供反馈、提出建议等。 STS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视角，让我们能够利用科学和技术来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并促进更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STS激发我们作为研究者、开发者、设计者等多种角色，创造新的知识、产品、服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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