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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繁花》里面写到，一位主人公的父亲，“文革”中被关在一个地方写检查。这位父亲年轻时跟随时代浪潮，投身革命，特殊年代难免要承担莫须有的罪名。载他过来的汽车四周都蒙着黑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里。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小贩叫卖声，惊讶地发现，自己就在少年时代离家前成长的地方。 这位在时代大潮中沉浮的父亲，那一刻恍然大悟，始终在时代之外的叫卖小贩，才是真的自由。那一声寻常的叫卖，这时穿越了大历史和大时代的烟尘，焕发了生活最根基的本真。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没那么喜欢《繁花》，但对于我，能在一本书中不时看到那样的段落，真是有种心底里的满足。我想要通过小说寻找和获取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不是波澜壮阔的传奇，是日常生活的出神。 更多人会喜欢时代传奇，比如那位父亲作为一个做过间谍工作的革命者，过去的刺激经历。但那些历史细节，我就算看过，也经常记不住。只有重新浮现的叫卖声，永远都忘不掉。 喜欢大历史背景事件的人，和喜欢前台小人物悲欢的人，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一个擅长拍大历史的导演说贾樟柯的电影“蝇营狗苟”，根本不算电影。那就是他的好恶，跟我们不是一类人吧。在我们这类人看来，没有幽暗角落和背面呈现的王侯将相大历史正面传奇才不是电影，不是小说。 二、 小说有小说里共通的价值观，共通的俗世信仰。
《繁花》里面那位父亲的经历，昆德拉早就概括过了，叫“命运”：比如相信大写的历史进步事业，甘愿为之赴汤蹈火，最终，却经常被大写历史的无情和荒唐吞噬。愤世嫉俗时候的昆德拉说：“命运吸干我们的血，压在我们身上，它就像是系在我们脚踝上的铁球。” 而那声始终在大历史和时代之外的小贩叫卖，就是“非命运的田园牧歌”：背对历史，背对时代，背对所有的戏剧人生，背对自身的命运。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讲述这个道理时，用来举例的那个老男人过去的经历是很“传奇”的，但他好像完全没什么兴趣，只是随便提了几句。
他们好像都更在意那声作为“非命运田园牧歌”的小贩叫卖。 三、 我一直以为那一段是金宇澄虚构的。一个小说家的伟大，就在于可以用虚构亲近被表象掩盖的存在本源。但最近我开始看金宇澄写父母的非虚构作品《回望》，发现那完全就是他父亲的真事。看来小说家有时观察、记录生活就可以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质是坐汽车在市区转了好长一段路，被禁闭在一幢不知名小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的人员，因某件大案的株连，每个“有问题”者被独拘一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与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写一页无信封的内文。父亲一直不知道这小楼的位置，其实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园”，距长乐路我家只两站路。我母亲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长期学习”，离开了上海。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细看这一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记得那一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的雷声，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问。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的交代材料。 有一天听见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的吆喝声，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声调……他终于想起来，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响，耳熟能详，“卖面包唻，罗宋面包，豆沙面包l唻……”离家半年他才明白，这座小楼与自己的家，都属于小贩游街串巷的同一个活动半径，亲切的嗓音，经过小楼旁草坪和宁静的梧桐，一直曲折游荡，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四、
《回望》是纯的非虚构作品，金宇澄跟着父母的经历，也作了大量的历史考据。但一则是自己的父母，加上自身小说家的敏感，这书的记忆和落脚点又总有很多特别日常、温柔的地方。一开篇，说的却是自己家的旧家具：“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就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这跟很多历史况味浓郁的回忆录不一样。比如，跟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有所不同，跟齐邦媛的《巨流河》也有所不同。尽管，大家写的都是近一百年中国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一篇《回望》的评论文章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一部激情和伤痛史，从那个时代过来，无论家国和个人都充满创伤。”创伤，是一整个时代个体和家国的印迹。经历之后，伤口或可愈合，但伤疤永远不会消退。 对于金宇澄父亲这一代人来说，很多人都走过了共和国之前的磨难，年轻人的朝气和抗争、理想情怀让他们挺过了黑暗的岁月。金的父亲，因为间谍身份暴露，被关进了地狱般的牢房，也挺了过来。 但是，挺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后来又都倒在了新一轮的浩劫中。看这些书，看身边很多上年纪的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哀伤，一种理想和激情最终以创痛告终的宿命。对于那个年纪的人，这是他们碰到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很多人没有扛过去。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总结的，没有一代人能扛过第二次大规模的劫难。眼里的光芒，终究有暗淡下去的一天。 金宇澄讲父母：“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我们作为后来人，在看到后来的劫难时，应该嘲笑他们的天真吗？我有个朋友看《北平无战事》，满心难过地说，那时那样满怀希望的一群人，谁会想到自己奋力争取来的，会变成另一个地狱。 这就是人类。永远在雾中之路行走，不可能预见到所有。曾经的信念，有曾经的价值。不那么愤世嫉俗时的昆德拉说，用后来人的身份站在上帝的高度去评判，是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 五、 在开篇中，金宇澄还讲了一件父亲可能是“被骗”的事。 一个不速之客，自称是金父旧友的儿子和外地教员，因为当地教育资金不足，来沪寻求“希望工程”的支持。不知是否骗子的那个年轻人很懂过去的历史，跟金父聊了很多，金父非常高兴，喝了很多酒，金的母亲说，从没见他这么激动和高兴过。临走前年轻人说自己没有回乡的车费，金父给了他一笔钱。 后来得知可能是骗子之后，他还说，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只是从此后，他再也不提这件往事，不提这个青年。 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劫难之后，所有人都面临最后一个温和的浩劫：遗忘。没人记得，更没人理解。自己曾经坚信的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努力，不被任何人需要，无人知晓。 不要说这没什么，不要说没有人需要理解和铭记，大家只需要实际利益。丢弃和遗忘，是当今时代巨大的创伤，最后一次给一代代人判了死刑。 我爸就自己写诗的，会用诗把自己生命中的很多事记录下来。但是呢，连我都不看。 原来，所有人都还是需要意义的，需要证明和价值，需要有一种方式，说自己的一生没有白过。金宇澄说，真正的死亡是人和记忆一起消失。一个人对自己父亲的感受，总是特别复杂。也是在父亲逝世后，他动笔写了这本关于父母的书。 面对历史，总有很多难以平静的地方。但是，就像那篇评论文章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复不断地讲述那段历史，讲述那些事件，正是对这种精神创伤的矫正和治疗。反复地、不断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通过叙述来重现那些事件，而不是急于去理解它们、急于给它们寻找某种因果关系，才是面对历史的当务之急。这不仅是有关回忆和心理分析的隐喻，也正是叙事本身的意义所在。就像《回望》书中提到母亲的那一句话：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这正是记忆的价值所在。” 不是要控诉什么，也不是要立刻找到切实的因果。只是大家的生活和时代故事，讲述它们本身就有一种疗愈的力量。  近期其他几个值得一提的东西： 
《八月》这个片子，用黑白影像呈现一个孩子眼里九十年代前期的家庭和时代风貌。那种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渗透到孩童世界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微妙感觉，表达得很好。题材特别喜欢，拍得也不错。排片少得可怜，我家对面电影院一周就一个上午放一次。 
朋友圈很多人转贾行家在一席的讲话，看后很想读读他对东北大变迁中失落小人物的记述。最近有朋友推荐我看邓安庆，又相继发现了其他几个国内讲底层生活的作者。一个朋友在转贾行家演讲的朋友圈中说，行动的人总在奋斗，握住时代大潮不被抛弃。这真的就是不同的人，关注和落脚点完全不一样啊。
之前看《海边的曼彻斯特》，有朋友问我喜不喜欢。题材我当然是喜欢的，美国小人物失败者这个题材，我简直看过太多太多的电影、剧集和小说了，简直不会有人比我更热爱这个东西了。但那个片子本身，一般吧。奥斯卡就是个营销事件，什么片子蹭上奥斯卡了，就热一下，更多蹭不上，同样题材，同样品质，乏人问津的海了去了。这类片子和剧集，就应该乏人问津啊，又不是《爱乐之城》，大家都去看多傻啊。 《奥丽芙·基特里奇》是HBO的四集迷你剧，讲小镇上一对老年夫妇和各种失意小人物的生活。主人公是个遭遇过父亲开枪自杀的刻薄老太，冷眼看着周遭的世界。从《Six Feet Under》开始，我就一直琢磨，这种失意人生的题材，是用什么方式变换出那么多精彩作品的。别看题材类似，但在呈现上都各有各的妙处。《奥丽芙》这个剧，有原著小说支撑，很好。小说以后也要看一下。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讲小人物和失败的东西，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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