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四》作者奥威尔，他被视为“两次大战之间与社会抗争的文人中唯一的天才”，有着“卡夫卡与斯威夫特之间缺失的一环”的赞誉，但也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存在美学上的缺陷，是一个“小艺术家”。如何看待奥威尔和他的作品，如何看待其中政治性和绝望悲观的交织，成为众多研究者批评的中心----“一本书如果以绝望收篇，那这绝对是美学上的失败”。基于哲学与美学之间关系的思考，批评家多伊彻有了“发自绝望深渊的呼喊”这一结论。 这也是本书讨论的“核心难题：《一九八四》究竟表达了绝望还是为“人类精神”的信仰提供了启示？ 作者埃丽卡.戈特利布批评那些批评家们提出的“有缺陷的杰作”之说，经典讽刺作品的目标是为了疗救--“我们产生的怪异感和颠倒感引领我们去认识什么是荒诞，而后在道德和智识上意识到——我们需要反向逆转”。 01  《一九八四》在文类上的争议，是将兼有自然主义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之间的抵触“施加到了读者身上”。如何在奥威尔的现实主义风格和讽刺作品间理解这些复杂的元素，也是评论家们关注的另一个争议。但作者认为，奥威尔“做出了审美和道德上的双重选择”以及文类的结合，塑造了温斯顿———“让人信服地代表了复杂的现代物种，可以迅速确认的心理人……呈现出极权体系下共同的人性被毁灭的画面”。 作者从多个部分来阐释奥威尔创作的根本目标，是“源于对人类精神的信念”，也着力层层剖析，希望能解释“瑕疵杰作”各种批评背后的原因。 02 想要了解《一九八四》的密码，就要先了解奥威尔的其他作品，在那之前究竟有什么影响到了它。 奥威尔前期的四部作品，“都在探索孤独个人的斗争，尽全力寻找内心的真相，以对抗精神之空虚之感、社会限制与堕落”。尤其是《缅甸岁月》《动物庄园》更明显地暗示了有关权力的欲望。在物质基础的条件下，人们想要保有精神上的愉悦和幸福，就要去重建一个“普适性的道德价值体系———在肯定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上的”。 《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有所不同与增进的是，奥威尔“把讽刺的目标从社会的微观层面调高到了世界范围的层面”，并且由心理现实主义转换到了政治讽刺上。 而在《一九八四》里面，奥威尔巧妙地将心理学和政治讽喻相结合，让故事，人物，情节，互为纽带串联，透过背后的隐喻让人去读懂现实世界。 作者细致分析温斯顿背负的道德上的悖论，探索他的内心世界。场景和人物、动物的隐喻是政治讽喻的极权主义的基石，“也导致内在自我无法逆转的崩溃以及我们人性无法挽回的损失”。政治讽喻和心理维度的有力结合，都是“建立在对独裁统治中的妄想症与施虐狂和受虐狂倾向神奇而又精准的分析之上的”。 03 重要的是，作为一部“未来狂想曲”式的以“心理现实主义模式呈现的自然主义小说”，《一九八四》是“一部对极权主义在智识上的含义～及极权主义心理的戏仿之作”，是在“讨论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意义”。因为如何“解码戏仿”，《戈斯坦因的书》是关键，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细数隐藏在这本书中的密码。 有趣的是，作者又将另一本书中书《儿童历史书》来与《戈斯坦因的书》做对比，比如用简化的概念阐释资本家---“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被他们占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这些资本家有一个头头，叫国王……。”对于再来理解《戈斯坦因的书》里的同一个概念就清晰了。 在两本书的比较之下，强化了对老大哥代表的政党的口号——“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由此进入了作者提出的时间结构上的循环：“谁掌握了未来，谁就掌握了过去”，以及“对过去和未来施加控制时，这种控制相当于在废除我们的现在，进而废除我们的自由感……”。 因为极权主义与宗教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出于本能需要会去寻找一种人类可以存续下去的信念”。而极权主义不仅是希求在对于“死亡意向的困境”时让“时间停止，也是使历史停止。”这在《记忆传授人》及其他的乌托邦小说里都能看到那种“永恒化的体系坚持自身的永久性和不变性。” 奥威尔也在《戈斯坦因的书》里，给出了一个如何阻断“大洋国”的对策——“历史意识的正确运用…——唯有通过坚持阅读历史并尝试好好解读历史才能阻止极权主义心理这一永恒的迫害体系继续生长。” 04 奥威尔还为开拓另一个重要领域做出了贡献：探讨了受害人的心理模式。 “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文明的重创，被留在一个真空里。…这种心理需求可能很容易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承诺的集体不朽所填补，如果一开始就无法认清这种金。就会变得容易受骗。” 作者提出并解答了《一九八四》里为什么需要用心理学的层面来对温斯顿进行塑造，因为心理学可以在人物的思想具有指导意义，并且影响他的行动，到底听从别人还是跟随自己 。个人意识形态里的“正统思想”被要求时刻实现“自我审查的观察”。 荣格定义“恶魔螺旋的来源：…病态，受损的心智很容易会通过发起攻击行为或跟随一个好斗的领导来弥补”，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平庸之恶”~———“战败和社会灾难加固了德国人的群体本能”。 这也是极权主义的成因，是恶魔螺旋式的上升，它是书中讽刺的核心，也是“极权主义特有的运作方式：动力不足的永动性，强制性的牺牲，不断增加的恶为标志”。在奥布兰和温斯顿的猫鼠游戏中，奥布兰的行动诠释了“权利的目标就是权利”。 05 奥威尔称为针对“不是我们这边的人进行的暴行寻找理由”的“现实主义”是“道德的猪圈”，而这是“进步知识分子潜在”和渐渐暴露出来的危险，因为“精神上的欺骗会产生真实的后果。”他们会协助极权者获得更大的权利。办法是——“搏斗但被击败，比不战而降要好”，也有来自其他的建议———“强制被判阅读一年”苏制报刊杂志文件。 书里充满了诸多的戏仿如大洋国的三重思想：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被极权主义利用来“去注意理性以外的权利，并信仰这种权利。” 而“三重思想：对应的是学习，理解，接受的精神之旅。是奥威尔对中世纪神秘主义精神之旅的戏仿：净化，启迪，结合”。 作者也将《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比较，两者看上去内容相反，但都是“巨大的实验室范式”，都在制造虚幻的真空，都在揭露和嘲讽极权主义的荒诞和罪恶。 06 和奥威尔同时代的作家托马斯.曼、加缪、萨特在相同主题不同深浅的“镜子般的关系”的作品中 ，去探索“恶魔般的螺旋”是如何上升以及它背面的涵义。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了他们对极权主义的诊断——“对个人精神的控制与企图改造的图谋…就像自己国家的征服者，时刻准备焚毁自己的国土，最终消灭自己。” 尽管奥威尔也受到了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但他对人道主义“理解个体的人是价值和可理解性之源泉”具有更高标准的坚持，这也是他强烈的责任感所指引的方向。基于此，奥威尔在其作品中的悲剧感使他也和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有所联系，他们都“热爱世俗世界以及生命的过程……想要活得开心…”并且，赞同悲剧的意义是“认可人类的奋斗具有高贵性…和尊严…，人要继续奋斗”，所以“伟大的悲剧”才会提出“关于人类困境最普遍的问题”，也就是“人反抗巨大的逆境”。 温斯顿在备受摧残与折磨时，他身上凝聚着作者寄望的人类精神，在最后再次背叛茱莉亚，回头再爱“老大哥”时，就所剩无几了。 但奥威尔凭着对自由的信念，在塑造了”被禁止真相“的大洋国之外，一直有“人类精神”的答案贯穿其中。什么是“人类精神”？就是人类心灵的自由。 奥威尔的理想是“在富有活力且不断努力的个性所拥有的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个人的完整性” 他提出了警告：“现代世界对权利之神的崇拜会导致所有拯救我们的文明来说至关重要的道德走向崩溃”，所以每个人要“努力参与生命过程来成为人需要更大的勇气”。这和加缪“只要做一个人”是相通的。 作为讽刺作家的奥威尔想提醒的是——“作为人类，我们拥有毁灭文明的力量，但是避免这一切的力量也在我们自己手中。” 编辑 | 可一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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