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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韬战死:引发毛泽东反思一项军队制度,犹豫五年终于彻底取消

 自然雨 2023-10-11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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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华野战报,确认黄百涛已被杀。

中央军委工作人员为主席松了一口气。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和废寝忘食,他们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

但这位大人物却似乎并没有丝毫放松的意思。 他依然抽着烟,若有所思地看着华东地图,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思想实际上从这篇战报延伸到了我军制度层面的一件大事。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黄百涛的去世,直接开启了我军废除一个制度的进程。

1、谁绑了黄百涛的手脚?

这位伟人想到的是1948年左右国共两党都采用的军事制度:兵团制。

国军的团出现得更早,可能起源于国军早期的集团军。 军团高于陆军,低于方面军。

本文的主人公黄百涛,战死时是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军长、中将。

黄百涛是解放战争时期最让我军头疼的国军猛将。 此人率领25军左右作战,从江苏打到山东,再回到江苏,与粟裕一路战斗。

在早期的战斗中,粟裕一直无法攻克二十五军(整编时期称为整编二十五师,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统一称为军)。 当然,苏宇之前的作战目标,是五主力之中。 第74师、第11师以及第5军进行了整编,但主要目标并未定在第25军。 但黄百涛给苏宇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却是不争的事实。

最具标志性的战役是豫东战役第二阶段。 黄百涛从兖州机动百余里来到遂其战场,居然好不容易才击败了粟裕。

黄百韬战死:引发毛泽东反思一项军队制度,犹豫五年终于彻底取消

要知道,南马战役中给粟裕制造麻烦的国军部队,整编的第11师,是在粟裕准备不充分、国军有良好的工事依靠的情况下打的。 豫东之战中,黄百涛在野外条件下作战,可见这位混血将领的狠辣程度。

黄百涛有两个特点:善于运筹帷幄,敢于打硬仗。

但到了1948年下半年,黄百涛升任第七兵团军长后,粟裕惊讶地发现,黄百涛的这两个特点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粟裕指挥华野主力南进,准备拦截逼近徐州的黄百涛军团。 近40万野战军和100万前农民工的游行是无法掩盖的。 国民党空军发现情报后,立即将情况通报给黄百涛。

按理说,以黄百涛的机动性,应该会加快西进的速度,越过最大的障碍——京杭大运河。

苏宇做好了追不上的心理准备,但大军到达战场后,前线传来的情报让苏宇高兴极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只有黄氏军团两支军队渡过大运河,其他三支军队缓缓拖向运河东边。

这真是天赐之物。

更让粟裕没想到的是,派去截击的部队报告说,在部队完全部署之前,我军已经击败了黄百涛的第100军一个师,以及黄百涛的旧25军。 各团中,后方的63军损失最惨重,基本溃败。 陆军司令员陈章自杀。

此时,黄百涛还没有到达碾庄尾这个将在后世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小村庄。

大战还没开始,黄百涛的五军之一就已经被杀了。

短短几个月,黄百涛就无法机动,无法打硬仗,还被戴上了手铐。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你可能不相信,这就是让黄百涛登上顶峰的军队。

2、黄百涛孤军奋战

国民党军队组建军团是为了适应打重大战争的形势。

然而,这个初衷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尤其是在派系众多的国民党军队中。 军团的成立只是加剧了一些老问题。 不但没有给集中兵力作战带来便利,反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以黄百涛的第七兵团为例,其不利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命令不方便。

黄百涛的第七兵团受徐州“剿总”和杜聿明前方司令部双重指挥。 虽然蒋介石由杜聿明把持,但刘植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指挥权。 44军迟迟不从海州撤退,错过了重要事件。 责任都在刘志身上。

重新部署该军团的初衷是赋予其地区指挥权,以便其更方便地处理前线事务。 但当黄百涛还驻扎在新安镇(二十五军军部)时,他就趁华野主力尚远之际,向“剿匪将军”建议西撤。 刘志拿不定主意,犹豫了好几天。 最后我们决定向西撤退,但为时已晚。

黄百韬战死:引发毛泽东反思一项军队制度,犹豫五年终于彻底取消

新安镇(今江苏省新沂市)距徐州仅百余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第七军团其实没有什么自主权。 由此可见刘植和“剿匪将军”指挥观念的僵化。 指挥权在制度上已经下放,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下放。 七军团存在的意义就是白白增加了一个指挥层次,这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是完全不合适的。

其次,军团之间存在敌意。

徐州“剿将军”的首领原来是邱清泉的第二军团,第二军团的首领是邱清泉的第五军。 第五军的老人就是时任“剿匪将军”副总司令兼前方指挥所司令员的杜聿明。 邱清泉很得意。 他麾下有五军,是一流的主力。

下面是李延年的第六军,本来也是五个军。 李延年年长。 他在黄埔一期,抗战时期成为集团军总司令。 没有人能说他与邱清泉是平起平坐的。 没想到,国防部下令,将原本隶属于李延年指挥的第44军划归第七兵团,划归黄百涛指挥。

就这样,黄百涛也拥有了五军,成为了徐州“剿将军”的领军人物。

问题是,在一群指挥眼里,你配吗? 黄百涛并不是一个有很好基础的黄埔派成员,而是一个连自己派系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标准的无名小卒。 他堪称无名中的无名之辈。 在派系森严的国军中,黄百涛有这样的背景,却拥有如此庞大的势力,很容易引来嫉妒和排斥。

不仅邱清泉和李延年对黄百涛没有好感,就连李密、孙元良等小兵团的指挥员也都不满意。 这就是我们说国军设立兵团将再次加剧国军派系弊病的意思。

黄百涛要从西南镇西撤,有两大条件。 一是三穗区冯公安部门帮他切断了北面的宿豫。 其次,徐东的李密第十三军团负责响应。 即便两条路只有其中一条可行,黄百涛也只能无奈撤回徐州。 然而西北军出身的冯志安不愿意与其他各派合作,而且他的内部还有两名我党的超级卧底。 李密嫉妒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根本不愿意帮黄百桃。 刘植轻松地发电报让他回徐州保护,他就闪电般地撤了。

只剩下黄百涛在华野十几支纵队的追击下,当场石化了。

你已经多久没有这样欺骗道友了?

根在哪里? 这就是这个不合时宜的军团。

第三,内部指挥非常不灵活。

最致命的是黄百涛对下属的为难。

黄百涛的五军也混得让人无语。 第25军是他的老根据地,第63军、第64军是从广东调来的粤军,余汉谋的部队。 第100军是李天下原指挥的整编第83师,第44军是李延年的部队。

除了黄百涛保持对25军的绝对控制外,其他4个军都在谈判之中。 起初,他们西撤时,是在争夺时间。 全团正在等待44军。 黄百涛忍不住骂了他几句,等了好几天,华野的追兵才到。 想象一下,如果四十四军是黄百涛的直属部队,黄百涛完全可以抛下士兵去保住战车。 他不会等第四十四军,其他四军就能迅速渡过运河。 那么淮海战役就不同了。

黄百韬战死:引发毛泽东反思一项军队制度,犹豫五年终于彻底取消

虽然结果会是我军的胜利,但过程肯定会有很多曲折。

运河被截断后,黄百涛决心在部队完全集结之前,撤离到距离徐州城较近的八一集。 但六十四军却不愿意,因为他们已经在碾庄建立了阵地,八一集给六十四军保留的就是一座土山。 据说关羽在那里战败,六十四军军长刘镇祥觉得不吉利,所以拒绝执行命令。

黄百涛以团长的尊严,也拿刘振祥奈何不了。 两人争执不下,便发电报徐州,请刘植定夺。 刘智说我尊重前线的指挥,你可以商量。

黄百涛气愤不已,之前撤走李密的部队时,为何不尊重我的命令? 但他们却无能为力。 军团再次召集各军指挥员进行讨论。 最终,黄百涛只得向刘振祥妥协,部队就地驻扎在碾庄卫。 第七军团失去了最后的逃跑机会。

3、苏宇竟然打破了军团阵型

那么,军团真的没用吗? 解放军不是也采用兵团制吗?

是的,解放军确实成立了军团。 例如,早在1947年7月华野分兵时,就有所谓的徐坦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苏张兵团(苏宇张震)和陈唐兵团(华野参谋长陈)。世举、政治部主任唐亮)。

但我们承认华野分裂的事实,三个军团真正是各自为战,基本没有合作。

徐坦兵团转战胶东,苏章转战山东西南,陈汤在河南与中业配合。 洛阳的解放是陈唐兵团和陈协兵团的配合完成的。

也就是说,华野从一支大方面军被切成了三小块,变成了三支小方面军。

更有趣的是,与陈唐兵团一起解放洛阳的陈赓谢富之兵团,也是一支低调的方面军。 中央一直以陈燮兵团为独立方面军特使。

如果兵团相距太远,相互之间不协调,兵团的意义就失去了。

豫东之战时,华野的苏张兵团与陈唐兵团协同作战。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粟裕恢复了两个军团的统一指挥。 粟裕的命令基本上都是直接控制到纵队层面。 陈汤兵团下的第三纵队和第八纵队直接听从粟裕的命令。 无论是从西面阻击邱清泉,还是向东进攻附近的寿年兵团,都是粟裕的命令。

我们讲这个,并不是说粟裕可以战胜一切,也不是说粟裕既然是战神,就应该让他指挥所有的军队。

相反,军事法律是客观的,指挥有一定的原则。

多个军级单位(纵队)共同作战,只能有一个作战目标和一个命令。 不然,这个军团要打西,那个军团要打东。 每个兵团都有自己的想法,别说达到统一的作战目标,光是协调好几个兵团,前军司令就花费了很大的心力。

同样,淮海战役开始后,华野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也只是围歼黄百涛团的五个军。 目标并不是特别大,但粟裕完全集中了华野十五纵队的指挥权。

各纵队的行动完全按照苏宇的作战决心来进行。

黄百韬战死:引发毛泽东反思一项军队制度,犹豫五年终于彻底取消

而不是让每个作战方向的几个大boss,或者实际上是在军团的位置上,单独指挥。

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但我军却能够保证各纵队的行动准确符合作战意图。 不同的是,我军实际上放弃了军级指挥。

当然,淮海战役之后,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各大野战军都正式建制为团。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基本上是四面征战而不打斗,一路追击。 。 而且,随着追击范围的扩大,军团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一个军团要承担一个省的广泛正面作战任务,军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支又一支的小型方面军。

普通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兵团体系的深层次问题。 方面军军长苏于达将军进行了实际探索,但没有上升到系统的层面。 伟人几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只有这样的问题。 兵团一成立,各种派系斗争、登山活动就愈演愈烈。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性。 每个人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我们的军队也是如此。

只是我军政治工作较强,可以有效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不会出现像国民党军队那样相互制约、相互抵制的情况。

但即便是政治工作,也需要一个消化不同单位、上下级、不同省份官兵之间隔阂的过程。

如果方面军指挥部能够在军一级有效落实作战部队的指挥,那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增加一个层级,给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950年4月,中央军委进行了调整改革。 在取消野战军军衔的同时,也废除了兵团的一级建制。 各军级部队均受各级军区指挥。

但由于当时两岸局势,我军保留了准备攻台、负责全军总战略预备队的第9、第10、第13、第19四个主力军团,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力量。 第21、22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需要,伟人并没有匆忙撤出全部兵团,继续在朝鲜战场保留了兵团制。

1953年,朝鲜战争的作战任务基本结束。 大人物终于不再犹豫,决定从此不再增加任何军团级单位。 直到1958年,驻朝部队全部撤出,用于作战的军级单位全部撤销。 该军团成为了历史的象征。

军事指挥扁平化,趋势不可阻挡。 在那个指挥通讯条件十分落后的时代,一位伟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战略考虑,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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