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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写《论持久战》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戚本禹他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 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戚本禹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戚本禹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戚本禹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 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同志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王稼祥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发言认为，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任弼时在发言时指出：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1941年9月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文章中，文章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他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饶漱石代理。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一）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二）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三）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2月12日，刘少奇把准备动身的计划电告毛泽东。 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山东问题，请到当地调查，此间材料不足。 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一）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二）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三）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在执行政策、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要求刘少奇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 沿途，日军一座座碉堡和一道道封锁沟墙，使路上充满艰险，刘少奇一行只能夜行晓宿。刘少奇和同行者一样，随身带着铲子，遇到封锁沟时，就把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铲开一个口子让人马通过。有的沟水齐腰深，刘少奇和大家一样涉水前进。当他们从汉奸和大地主庄子附近经过时，从碉堡内发射出土炮和枪弹，不时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刘少奇关照大家：不要怕，夜里的枪弹是打不着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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