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人拿起了屠刀？

说起“大屠杀”，世人的第一反应想到的，通常都是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的遭遇，而卢旺达大屠杀则可能是20世纪的此类事件中最令人费解、又最容易遭人遗忘的了。

对世人来说，发生在这个角落的事既陌生又无法理解，而在事件过后，它对这个渴望实现民族和解的国家而言又成了不容讨论的绝大禁忌，杀人者固然闭口不言，连幸存者也大多保持了沉默，以至于有一个谜团始终未能真正得到解答：究竟是什么让人拿起了屠刀？

1994年春，在短短一百天里，这个非洲内陆国家占总人口15%的125万图西族，竟有约80万死于邻人的屠刀之下。

这是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但却不是世人印象中纳粹集中营里那种工业化流水线式的屠杀，而是无数普通人自发地杀害自己的邻居、同事、朋友、恋人甚至家人，这实在令人震惊不解，一个人怎么能突然之间完成这样的转变，对熟人下得了手？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表面上看，最经常被人提及的当然是某种“种族仇恨”，占该国人口多数的胡图族长久以来都敌视少数的图西族，理由是这些人试图奴役胡图族，因而对其生存造成了“威胁”。然而，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几乎有着相同的族群结构比例，但却并未爆发这样惨烈的事件。

何况，平常用来解释两族所谓“本质差异”的那些特征（例如据说图西族长得更高瘦、更俊美，也拥有更多牛只），要么微不足道，要么根本不足以区分彼此，即便煽动起来的仇恨驱使人群中涌现群体性暴力，那也总不至于无缘无故非要将对方赶尽杀绝。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法]让·哈茨菲尔德 著
龙云/孙旋 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第一版

法国作家让·哈茨菲尔德历时14年，在卢旺达采访了很多幸存者和刽子手，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回忆，从微观层面来了解那种暴力究竟从何而来，又毁灭了什么事物，以及人们还能如何更好地活下去。

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说的：“大屠杀这种事只要发生过一次，如果根源还在，而且我们不了解根源是什么，将来不管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卢旺达还是在别处，就还会再次发生。”

在此，记忆不仅是不同声音的证言，是幸存者的控诉，也让人看到凶手是如何考虑的——简言之，“让人说出来”是治愈性的，也自带着反思性，由此我们才能透过灰暗的过去看见未来。

从幸存者的证言来看，连他们都很困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没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说法来解释胡图族为什么仇视图西人，似乎是出于恐惧、贪婪和盲从，而图西人“只是生活在山上、因为高尚气质而倒霉的人”。

他们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伤害过胡图人，甚至从没有说过他们的坏话”，为什么邻居突然非要把自己赶尽杀绝。在山上生活的图西人同样很贫穷，并没有比胡图人拥有更多的土地、更好的身体和更优质的教育，为什么就遭人嫉恨。

毫无疑问，这两个在一起生活的族群之间确实有某些难以化解的差异带来的怨恨，但那由于年代久远，甚至连当事人都已经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却始终横亘在他们之间。

从那场屠杀中活下来的克洛迪娜·卡伊泰西坚信，没人能写下关于大屠杀的所有真相，它不是从两三个根源而起的灾难，其根源是一个“腐烂于地下的死结”，从未真正化解。

问题是，为什么像这样细小的怨恨竟能酿成这样严重的后果？看似奇怪的是，这正是现代大众政治兴起的结果。

卢旺达在历史上的确曾由图西族国王和贵族统治，但在1962年独立之后，长期都是人口多数的胡图族掌权，许多图西人因此被迫流亡境外。到了后冷战时代，随着意识形态的退潮，民主化使得民众被以族群为边界大规模动员起来。

1993年，邻国布隆迪首位胡图族总统据传被图西族军人暗杀，这激发了无数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卢旺达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开始在广播等大众媒体上声嘶力竭地呼吁彻底消灭图西人，“胡图十诫”中最知名的一条就称“绝不能再对图西族存有一丝怜悯”。

1994年春，流亡的图西族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为回归故土而在边境集结，卢旺达总统坠机身亡（原因迄今不明），这似乎一下子印证了传闻中的阴谋，成了大屠杀默契的动员令。不夸张地说，长久以来的族群仇恨操弄，早已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

很多刽子手事后回忆，他们在当时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如释重负：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紧绷的情绪，可以放手去消灭他们心目中的内部敌人了。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屠杀让他们拥有了一项共同的“事业”，凶手们感到彼此间消除了政见分歧，“变成了兄弟一般”，他们排着队，“所有人热情洋溢，跟亲朋好友一起聚集在足球场上，然后出发去狩猎”。

可怕的事实是，杀人竟然让他们感觉良好，甚至在屠杀之后，仍然觉得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一个“幸运的季节”，仿佛是在一场激烈对抗的球赛中结下的生死友情。

不难想见，在他们眼里，受害者早已被非人化（被蔑称为“蟑螂”），以至于屠戮这些熟人并不会让他们良心受到困扰（虽然在事后他们尽力避免去看幸存者的眼睛），他们只不过害怕担心受到惩罚罢了。

在这场屠杀中，他们忘记疑虑，全情投入，一心只想“圆满完成任务”，毫无怜悯，甚至根本不需要命令、鼓励和惩罚，就可以自发自愿地不断杀人，像机器一样停不下来。

可悲之处也在此：就像历史上的屠杀者一样，在屠杀的过程中，其实他们自己才真正非人化了，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都丧失了人性。21岁的农妇克洛迪娜说，尽管受尽苦难，“我仍然庆幸自己是图西人，否则我就会是一个胡图人”。

杀人者甚至明知道自己的图西族邻居没什么错，但在这场杀戮中，个人的品德、相处经历都变得不重要，正如一位凶手所说的，他只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的麻烦，就是整个图西族的错。我们不再把他们看作一个一个的人，很快就不再想他们曾经是谁”。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刽子手在讲述自己大屠杀经历时，“所有人都想要躲在一种淡化的表述后，将第一人称单数'我’变成复数的'我们’”——这折射出一种微妙的心态：他们内心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这样就无须单独承担责任了。换言之，他们眼里看不到个体的人，而将双方都看作是一个庞大群体的一份子。

讽刺的是，他们的屠戮非但没有达成目的，倒是适得其反：他们专注于清除“内部威胁”的狂欢，并未让他们在获得纯洁化之后凝聚成更强的力量，反而为争夺战利品浪费了太多时间，瓦解了对边境上图西族武装的抵抗。战后，保罗·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不仅成功夺取了政权，大量境外回归的流亡者，也使图西族的人口占比重新又恢复到了15%。

《卢旺达大饭店》（2004）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拯救者：他的饭店庇护了一千多难民

为了达成政治和解，战后卢旺达极力淡化族群分界，然而，往事的幽灵仍然时时在搅扰着生者的日常。

正如一位幸存者克莱芒蒂娜所说的，活下来的人们永远无法分享真相中的重要部分，因为“幸存者在一部分记忆中寻求宁静，杀手们则在另一部分记忆中寻求宁静”。

另一位幸存者玛丽-尚塔尔则发现，：“犯罪者和受害者都想借助遗忘来获得一点保护，但二者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也不会一起遗忘。但他们所需要的遗忘却是一样的。”

在犯下恐怖的罪行之后，刽子手约瑟夫-德西雷想着最好让这些事平静地过去，期望着“回到山上，回到自己家里，并找到一份工作，人们就会看到，我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普通人”。

这种口吻让人觉得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罪孽之深重，仿佛只是不小心做了件蠢事，“遗忘”当然是他想要的，但这种“宽恕”却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平。

事实是，在悲剧过后，正是那些受害者的内心更难抚平。他们无法遗忘亲人在身边死去的创伤，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沉默还是诉说，即便终于到了能拿这些事轻松开玩笑的时候，夜里还是会做恶梦。

那是无法倾吐的伤痛，就如一位农妇弗朗辛所说的，在那些曾躺在沼泽地里逃生的人和从没有这个经历的人之间，“将会存在一道理解上的鸿沟”。人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互相往来，难以交流内心的想法，“家人之间的纽带断了，似乎每个人都只想把剩余的生命留给自己”。

如果说这段可怕的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那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个别地看待人，而不是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无论是“犹太人”、“黑人”还是“东方人”），将他们整体地处理。

这种“类别思维”遮蔽了人们作为个体的价值，无视了多元丰富的现实，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再酿成巨大的悲剧。

一个更好的未来，应当是每一个人不再因为他们的族群、性别、肤色、地域而受到差别化对待，要知道，在那些标签之下，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