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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华起义纪念馆由旧址、纪念塔和展馆三部分构成。1982 年，纪念塔、展馆还在孕育之中，文管所在与高塘中学权属划分的矛盾一时难解难分，李宝才等不及了，他一边进行权属分割一边就着手旧址的房间的修复。旧址的修复，省文物局要求“保持原貌，修旧如旧”。渭华起义的参加者高克林来文管所瞻仰、视察时也叮嘱“规模适宜，节约办事”。李宝才着手目下，放眼长远巧妙地处理不凑合与节约之间的矛盾，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扎扎实实的修复，力争不给以后留隐患，不让自己落遗憾。 
早期的渭华起义旧址大院 自华文史二 由于社会变革和人为因素旧址的原貌已面目全非，荡然无存。房屋多年失修，破烂不堪。为了再现原来的风貌，文管所几次召集当年曾在此上过学的人来旧址座谈，回忆，绘图，李宝才心里有数了。面对所有房屋的多处漏雨、墙皮脱落，他决意拆去过去的土坯胡基墙，搂掉屋顶的椽和瓦，墙改用砖砌，表面再抹上一层泥皮，椽一律过环，屋脊全部架上青砖花脊或平脊，砖铺标语两边的厢房前檐去掉“蚂蚱腿”，增加廊柱，并加宽廊台，廊柱、门窗以及廊台顶房子裸露部分全部刷朱红油漆。旧址门楼修成什么模样？李宝才心里没谱，他派所里的李志海、王进书去西安、临潼多处考察，在大雁塔、华清池这些知名景点拍照。李宝才拿到这两位同志拍的照片，和多方面人士反复酝酿，他拍板门楼采用明清卷棚式的建筑风格。此方案一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李宝才和上级有关领导沟通，坚持方案不变。他聘请临潼古建队主持施工，历时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一栋三间门面的“古装”门楼就座落在了旧址的中轴线上，翘檐斗拱，彩绘红柱。门楼前的 21 级台阶就地取材，用白麻石条铺设，显现出门楼的古朴庄重，蔚为壮观。门楼与院内修复后的房舍、古槐浑然一体，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旧址焕发生机，当年雄风犹然。当你一步步踏上一级级台阶，你会感觉到脚下似乎有段厚重的历史，有段不平凡的往事，脚步有了沉重。登上门楼，北眺古朴典雅的旧址山门，南望巍峨耸立的纪念碑，心旷神怡，物我两忘，你便会对那段历史硝烟的了解有了渴望，对渭华起义的英烈有了千万分的敬仰。
渭华起义旧址山门 这座门楼，时常虽大门洞开，但当步入其内，似乎它把这方庭院与外面的尘世截然地完全隔开。无论怀着何种目的到这里来的人心绪和神情不再有到其它名胜那种对异景的好奇，而是如走进佛殿一样的虔诚，读圣典一般的凝重，静静地聆听讲解员讲解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一字一句，细细地观看旧址内起义遗物的一件一物。走路的脚步缓慢了，说话的声音也细小了，各自作着自己的思索，思考着平日里静不下心来思考的人生这个大命题。李宝才对旧址地面上固定的大型建筑物向来都是大气魄，大手笔，从不因手头资金紧缺而吝啬马虎。然资金总是有限的、紧张的，他在所里的其它开支上却是抠了再抠，把单位的事当作自家的日子过，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
1985 年 11 月魏宪文副县长（中）与梁宽学（左）、李宝才（右）去南方考察，一起绘制渭华起义纪念馆蓝图。中央领导的题词、纪念碑碑文石刻，还有渭华起义的巨型群雕远在河北曲阳用墨玉刻制，运回需要不小的费用，李宝才跑当地驻军部队，又跑省军区，请求部队义务运输。部队去了 8 辆大卡车安全运回所有石刻，省去了一大笔钱。李宝才带所里的同志几次去北京办事，住宿他尽可能地借用私人关系住免费招待所或掏钱住便宜点的招待所，条件是差了点，实在是委屈了他们，但花钱少么，他心里舒坦。纪念塔的先期设计，李宝才跑到西北建筑设计院咨询，碑体设计首先要具备纪念馆地形图和规划图。他到测绘部门问了价格，眼瞪大了，那么贵！他回到单位，想到了多年前熟识的毕家的焦天尊，他不是在桥峪水库搞过测量么！他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不自觉地点起一支烟。没过几天，他打问到这个焦天尊带着一帮人正在测量东阳到金惠的“东金”公路，就住在高塘镇上的一家旅馆，他三顾茅庐，最后两人敲定每人每天 3 块钱的工钱，晚上若需做数据计算时间过了 12 点再加 3 元，焦天尊慨然答应。
焦天尊的地形图搞出来了，文管所的同志拿到西北建筑设计院古建所，他们看了图说“蛮准的么！”。纪念馆的规划图咋办？他们又问古建所的同志，人家说起码得 5 万。他们再三申明是为了纪念先烈，基建经费紧，困难多。“那就 3 万吧！”3 万，在当时也是不小的数目！向来“抠门”、“吝啬”的李宝才还和人家黏，“低于 3 万免谈！”李宝才他们看没戏了，便悻悻返回。后来他四处打听，得知金惠毛沟有个退休的赵茂义老先生早些年就在外地一家城市规划设计院专搞规划设计。他登门拜访，谈好日工资 5 元，管饭，工期大约需要 3、4 个月。算算账，给赵茂义每天5 元工资，4 个月连同吃充其量也不到 1000 元，1000 和 3万相比，省去了多少！赵老先生搞的这张规划图，纪念馆的一期、二期工程，以至后来的扩建都是完全按照此图设计施工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渭华起义旧址 李宝才总是这样的花小钱办大事，能省即省。陈列室有大量的说明文字需要书写，李宝才请来当地有名的农民书法家张天瑞，工资谈不上高，吃饭在职工灶，李宝才过意不去，心里颇为不安，送去他自己长时间舍不得喝的一瓶酒，并叮嘱文管所工作人员多尊重，多关照，先生感动。文管所事多，李宝才确实忙，恨不得变成三头六臂。可他再忙，整理、审定文史资料却慎之又慎，无论对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还是一些称谓、细节也会细究，从不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他知道对读者的负责和对历史尊重的分量。是西北工农革命军，还是工农革命军？起义时到底有没有“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长是不是武培谟？对这三个问题他曾请教过省党史办的同志，他们没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答案。1988 年 5 月 7 日，也就是纪念大会的次日，为纪念大会忙活了多日的李宝才这时已精疲力尽，他早早地回到了文管所，但他心里装的还是工作，还是史料上的那些疑点。电话特意叮咛在渭南地委招待所还没返回的马义文、李志海，到招待所后楼找到渭华起义许旅的健在者周益三（黄埔军校陕西同学会长）、王曙、胡震（辽宁政协副主席）、李果，和他们一起订正这三个尚未明确的问题。李宝才曾对子女说，“你不信看，咱这地方以后要变成旅游的地方，会红火、热闹起来。”子女听了常表现出不屑来。他死了，“咱这地方”——高塘真的成了旅游胜地，红火了，来了不少的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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