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山公园地处北京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南临金碧辉煌的故宫博物院，北面与鼓楼相望，原为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宫苑园林之一。民国时期景山被辟为公园，由封闭的皇家园林转变成为市民休闲娱乐与开展社会活动的公共场所。  景山公园内绮望楼 1 封建王朝的皇家园林 景山草创于公元12世纪的金大定年间，金国在附近建太宁宫，凿西华潭（今北海），在此堆成小丘，山上建瑶广楼，时为金中都十二景之一。13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将此处辟为专供皇帝赏乐的“后苑”，将原有小丘改称“青山”。明永乐年间将挖掘紫禁城筒子河和太液、南海的泥土堆积在原北苑青山上，最终将此山增高增大为五峰并列的规模，景山由此成型。景山处在北京城的几何中心，是全城的制高点，不仅弥补了北京小平原过于单调的地貌形态，而且通过平面的规划设置和造型，形成了对全城居高临下的地貌态势，这在我国封建社会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据《明宫史·宫殿规制》记载，景山最初仅为大内镇山，“山上树木葱郁，鹤鹿成群，土成蹬道”。苑内建筑不多，此后陆续添建，“北中门之南曰寿皇殿，左曰毓秀馆，右曰育芳亭，后曰万福阁，其上曰臻福堂、曰永禧阁，其下曰聚仙室，曰延宁阁，曰集仙室，均万历十三年建”。乾隆年间，景山的建筑达到最辉煌、繁盛的阶段，乾隆十四年（1749年）仿太庙规制重建寿皇殿，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景山五亭和山前绮望楼，均按皇宫规制建造，其等级之高、形态之异、原貌保持之完整，实为世间罕见。景山内的建筑在布局上也秉承了北京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建设思路，内部中轴上分别为景山南门、绮望楼、万春亭、寿皇殿，轴线左右观妙亭与辑芳亭对称，周赏亭与富览亭对称，集祥阁与兴庆阁对称，实现了局部与整体的协同应和，构筑了对称协调的艺术效果。 景山虽为封建帝王赏花、习箭、饮宴、登山之所，但不是一座仅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躬耕、祭祖、停灵、传播宗教等重要功能。景山公园的北侧有元代皇帝的籍田熟地八顷，皇帝每年亲率近侍躬耕，以昭示天下；寿皇殿原为皇帝的普通游幸地，清乾隆改建为祭祖处，殿内曾经供奉有清朝历代祖先神像；永思殿和观德殿原为祀祖处，新寿皇殿建成后，逐渐改为帝后停灵之所，殿前曾有豹圃系明时帝王习射之所；绮望楼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兴儒学时供奉孔子牌位的地方，以表示崇尚儒家、敬仰师祖；景山五亭内分别供有一尊铜佛，称为五方佛。景山公园内的建筑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文化相融合，完美诠释了景山公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如园林与佛家的结合反映在五方佛与五亭的融合，与风水的结合反映在景山地处玄武方位的经营，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反映在绮望楼的孔子崇拜，与道家的结合反映在祈寿思想。 2 民国时期景山公园的成立 作为北京城市中心皇家园林的景山，在时代变革中也饱受冲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驻军景山，园内古建筑遭破坏，许多文物被劫走，山上五亭内的铜佛，除万春亭的毗卢遮那佛外，其他四尊均被劫走。此后，景山一度荒芜，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但作为封建皇室御用之地，除皇室成员外，其他文武百官不经准许仍不得擅自入内。 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被废除，但根据《清室退位优待条件》，景山仍归属前清皇室使用。景山内的寿皇殿仍供奉着清代历朝皇帝的神像，皇室成员还经常前往瞻仰行礼。此时的景山，已不复往日皇家园林的威严。虽未对外开放，但已有普通民众日常游览景山的记录，如《辟才杂志》记录有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校学生在青年会外国人的引领下到景山游玩，并得到管理者引导。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皇宫，作为清室财产的景山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1925年10月后，归属故宫博物院管理。以此为契机，民国政府相继下令把昔日的皇家园林与皇宫皆归还于民，通过政府拨款、民间募捐筹款，逐渐成立众多公园并向大众开放。景山于1928年作为公园对外正式开放，据云开放之日游人如织。 景山公园虽名义上对普通民众开放，但公园内部分区域被军政机关占用，缺乏修缮与维护，在开放的范围和时间上仍有局限性。彼时寿皇殿、观德殿等殿宇未作为开放景点，仍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使用，当时游人在景山游玩时就遇到殿门深锁，不能跨进殿里的窘境。由于经常驻扎军队，景山公园内的古建筑和树木毁坏相当严重，时人在文章《景山巡礼》中就提道：“景山山峰五座亭台只剩了轮廓，四周的支柱已脱掉了彩饰而露出陈朽的有碍观瞻的木质，看来几乎有塌倒的危险 。”鉴于此，故宫博物院筹措了大量工程经费对景山进行修缮，涉及景山门外的马路、四周的围墙，以及园内的绮望楼、寿皇殿、观德殿等建筑，对景山五亭的修缮，是工程量最大的，其中万春亭的修缮涵盖台基、立柱、梁枋、斗拱、檩椽望板、老角梁、子角梁、屋面瓦脊、装修、彩画、栏杆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日伪政权统治下的景山修缮工程大为减少，直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未能恢复。 3 近代景山公园社会职能的彰显 开放后的景山公园不仅具有休闲娱乐的属性，更兼具文化教育、政治宣传、军事高地的职能。在承担文化教育职能方面，景山公园为文化宣传提供了平台，成为举行社会活动和宣传新思想的场所。1934年清明节，北平植树典礼在景山公园绮望楼前举行。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于绮望楼举行成立大会。1943年夏末，北平海燕社的进步学生将万春亭作为宣传抗日思想和主张的活动场所。同时，景山公园的人文建筑也发挥着文化教育的载体功能，1936年，严既澄借在景山观看明思宗自缢处时，撰文借古评今，“从此了然于自身所处之时势实与朱明末造极相近似”。 除了文化宣传外，景山公园也是时人表达政治诉求的舞台，兼具政治宣传的职能。早在1925年，就有人建议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建于景山前，供人瞻仰，“如此则比较茶馆化之中央公园优胜万倍”。景山公园也是政治集会和表达爱国热情的场所，1936 年北京学生游行队伍齐集景山公园，提出二十九军要态度鲜明地抗日；1944年北平有关人士为提振民族气节，冲破大汉奸王揖唐以“物业维艰，应从缓办”的阻力，在景山公园明思宗自缢处树立“明思宗殉国三百周年纪念碑”。 同时，景山公园也因景山的特殊高度和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发挥着其特有的职能。冯玉祥部曾在1924年占领景山，架设大炮，驱逐溥仪出宫。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伪时期在万春亭东侧安装的空袭报警器被国民党政府改造为报时器，每日中午12点向全市鸣笛报时。 近代景山公园的属性变迁和职能转换，既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体现，又是近代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真实映照，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景山公园的职能变迁掩盖不了破败荒凉的现实遭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任人欺侮的历史，人民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景山公园也迎来了新生——成为人民的公园，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能。1949年后的景山公园得到全面修缮，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绿化面积、绿化覆盖率成为人们赏景与健身的场所。景山公园内的古建筑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合理使用和充分保护。1957年景山公园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景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景山公园已转变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人民公园，其在北京中轴线中心点的特殊位置和悠久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已深深印刻在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成为北京浓厚历史文化氛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来源：《北京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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