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蜀人以诸葛亮、蒋、费及允为四相。一号为'四英’”
蒋琬字公琰，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曾任蜀汉的大司马。蒋琬执政在历史上被认为亦有诸葛亮遗风，有着“贤相”的美誉。蒋琬死后葬于涪城，谥号恭候。蒋琬墓位于四川绵阳市西山，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笔者曾经有幸多次参访蒋琬墓。
《元和郡县志》：
“蒋琬墓在州西八里”
蒋琬墓所在的绵阳西山，在历史上并非当地游览胜地。因为这个关系，蒋琬墓曾经一度淹没于荆棘草莽之中。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才由当时的绵州知州李象昺进行过修葺。修葺过后的蒋琬墓是一个石质八面体，并重新立有“汉大司马蒋恭侯墓”碑。
蒋琬死后，蜀汉不再设置“大司马”一职。
由于清代的这段维护历史，所以一度有人质疑过此墓的真实性，认为可能是时人的附会的产物。针对这个情况，上世纪八十年代，赵树中老师曾对蒋琬墓进行过一番考证，并有《蜀汉名臣蒋琬墓》一文发表在《四川文物》（1985年03期）上，对绵阳蒋琬墓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
有了前人的探索，我们今天不用再为蒋琬墓址有所困惑。然而，关于有“贤相”之誉的蒋琬，却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这些后来的读史者加以探究和讨论的地方。
一、蒋琬“贤相”之名从而何来？
《三国志·蒋琬传》：
“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当洒扫茔坟，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派出三路大军伐蜀，钟会率领十万魏军主力穿越秦岭进入汉中。达到汉中以后，钟会给时任汉城护军的蒋琬之子蒋斌写过一封信。在信中，钟会表达了自己对蒋琬的敬慕，并询问蒋琬墓地所在何处，准备“奉祠致敬”。
三国时期，魏将钟会曾经祭扫过蒋琬墓
不管钟会的这个举动是出于真心的钦慕，还是由于安抚蜀地民心的需要，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蒋琬在当时就已经声誉斐然，甚至还美名闻于敌国了。
对于蒋琬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对专业的研究者，还是业余的读史者而言，其形象已经趋于定格。应该说，蒋琬之所以有“贤相”的美誉，直接原因就是他被视为诸葛亮合格的继任者，以及他不喜阿谀奉承，为人宽宏大量的个人品德。
《三国志·蒋琬传》：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
蒋琬的下属杨戏因为性格原因，跟蒋琬说话的时候缺乏礼貌，并不十分恭敬。有人建议蒋琬应该以“慢上”的罪名处罚杨戏，然而蒋琬却虚怀若谷，显示出了容人雅量，不仅对此不以为意，反而称赞杨戏坦诚。应该说，蒋琬在个人道德方面，确实是时人楷模，不需要再行置喙。那么，作为构成蒋琬“贤相”盛名另一标签，诸葛亮合格的继任者是否又实至名归呢？
大度宽宥下属，执行诸葛亮遗策，是蒋琬的两大标签
二、蒋琬“贤相”盛名的背后
（一）“循而不革”的真相
蒋琬能够有机会成为诸葛亮的继任者，是来自于诸葛亮本人的意愿。
《三国志·蒋琬传》：
“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早年的蒋琬，在担任广都长时，因为喝酒怠慢政事还险些被刘备治罪。但是诸葛亮却认为蒋琬非“百里之才”，而是“社稷之器”。在诸葛亮的“力挺”之下，蒋琬不仅免罪，还获得了重用。不仅如此，诸葛亮在世的时候，还非常注意提高蒋琬的威望，“当与吾共赞王业”就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然而我们却不难从这段记载中看出一个问题，蒋琬的地位和威望主要来自于诸葛亮的认可和推崇。我们看不到蒋琬有多少实际的功勋，特别是军功方面。以至于卢弼在做集解的时候，也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公琰既足食足兵，何以武侯屡因粮尽退军？”
诸葛亮死后，关于诸葛亮继任者人选，在蜀汉内部其实还有过一段不小的风波，这里因为篇幅关系，就不再展开。不管怎么样，有了诸葛亮的“加持”，蒋琬最终战胜自视甚高的杨仪，成为诸葛亮的接班人。而蒋琬之所以会被视为诸葛亮合格的继任者，主要建立在陈寿对其“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的评价之上的。然而，蒋琬在蜀汉的施政真的做到了“循而不革”吗？
苍翠掩映之中的蒋琬墓，庄严肃穆
诸葛亮时期，北伐是蜀汉的国策，蜀汉政治也是藉由北伐所提领，谈蒋琬的施政是否“承诸葛之成规”，就不可能避开北伐这个问题。
《三国志·蒋琬传》：
“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蜀汉延熙元年（238年）的冬天，蒋琬受刘禅诏命，出屯汉中，摆出了将要进行北伐的姿态。然而，蒋琬出屯汉中以后，却并没有立即出兵北伐。蒋琬到达汉中是在当年的十一月，而此时诏书里提到的曹魏公孙渊之叛已经被司马懿迅速镇压。如果说此时出兵已经不再适合的话。那么，到了当年的十二月，魏明帝曹睿病故，年幼的曹芳即位，曹魏主少国疑。这对蜀汉来说，无疑是出兵的好机会，然而此时的蒋琬依然按兵不动。
或许是作为一种补救，蒋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进攻曹魏的方案，那就是不再走诸葛亮的秦岭路线，而是改为进攻东三郡。
《三国志·蒋琬传》：
“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
然而这个方案在当时就被认为充满风险，“如不克捷，还路甚难”，没有可行性。胡三省更是指斥这个方案简直有违常理，放弃关中地区以东三郡为战略目标显得非常荒谬，根本就是“非其地也”。这样一个乖张的方案，最后当然没有付诸实施。
蒋琬墓前的石马等雕像
《三国志·蒋琬传》：
“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如果说，我们认为蒋琬的“东三郡方案”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是真心北伐，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不能坐实的话。那么，蒋琬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仅以有限的兵力展开对曹魏的骚扰。而他自己则从汉中南撤到涪城，这就相当于公开表明，实质性的北伐军事行动已经不复存在。清人何焯也认为蒋琬此举实在是“异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蒋琬在执行诸葛亮既定的北伐政策上，显然并没有“因循不革”。所谓的“承诸葛之成规”已经开始流于形式，只剩下了一种姿态。诸葛亮不计成败利钝，生死以之地进行北伐；而蒋琬却只有北伐的姿态，他本人更是没有北伐的实践。
不难看出，蒋琬执政下的蜀汉北伐，只不过虚应诸葛亮的既定政策而已。北伐的旗帜也许还在，但是已经开始悄然褪色。以此而论，蒋琬很难称得上是诸葛亮合格的继任者。
神道两侧的雕像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二）北伐旗帜的褪色
不可否认，蒋琬所说的“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确实是一个不诤的事实。蒋琬的这番意见，也是历来史家对其不吝褒奖的地方。传统的观点认为，蒋琬能审时度势，不轻举妄动，保境安民。蒋琬这样做，或许有基于现实条件的考虑。但是，蒋琬最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其认识已经沦落为单纯地国力比较。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蒋琬是以唯军事论来看待北伐的，而且有限的军事行动往往还强调“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把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或又定位于“分裂蚕食”，主动把北伐性质降格为与曹魏“争地”这一层面。
这就和诸葛亮当年做《正议》答复曹魏诸位公卿，把北伐视为蜀汉的信念之战，并以此来宣示蜀汉政权的合法性的做法，其精神内涵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北伐事关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是蜀政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诸葛亮时代北伐的精神实质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当年刘备新死，蜀汉处于严重的内外危机之中。此时，曹魏趁机发动和平攻势，光是有确切记载的就有华歆、王朗、陈群、许芝和诸葛璋等人，给诸葛亮去信，希望蜀汉能够“以礼来降”。当时草创的蜀汉王朝，面对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这样的严重挫折，国内的反叛更是此起彼伏。这样的形势和蒋琬主政的局面相比，显然更加的困难和危急。
蒋琬墓为八面体，高4.65米，周长31.58米
想必罗贯中对这段历史也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桥段的灵感或许就是来源于此。然而笔者觉得，诸葛亮在真实历史中的表现，有着更胜于小说中的精彩。
面对拥有强大实力的曹魏，以及曹魏诸公的“称说天命”，诸葛亮展现出一代政治家的卓越风范。他在《正议》中从秦末汉初鼎沸的天下说起，首先以刘邦和项羽的历史经验来回击劝降者的摇唇鼓舌。曹魏犹如项羽，虽有一时之强，“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然而其下场必然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必将走向“卒就汤镬”的灭亡；光武中兴是诸葛亮引用的另一个历史经验，刘秀在昆阳不过数千人的力量，却击溃了王莽四十万大军。
项羽曾经对刘邦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项羽杀害义帝，马上从天下推戴的共主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罪人。刘邦顺应了人心民志，高举为义帝复仇的旗帜，号召天下共讨项羽，使得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汇集到了自己身边；王莽篡汉，亦有强兵，然而人心思汉，天下起事者莫不奉刘氏，所以才有了刘秀据道讨淫，以寡击众不断取胜，最终中兴汉家。
诸葛亮的这番论述，不仅痛斥了王朗等人夸耀强兵的政治恫吓，还阐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实力，然而实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道义和天命，不会只是作为军事实力虚美的注脚而存在，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是可以在战争中改变的。受到更多人支持的事业一定会发扬光大，并获得最终的胜利。更何况，蜀汉不仅仅只是“据正道而临有罪”据有道义上的优势，并且依然有“数十万之师”，所以蜀汉政权的北伐是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的。
诸葛亮赋予了北伐鲜明的政治定位，使得蜀汉的北伐成为“指讨凶逆，恭行天罚”的伐罪战争，是正义讨伐邪恶的战争。所以，北伐的军事行动，既不是“争地”这个低层面的割据争霸，也不是穷兵黩武的滥用民力。北伐的背后，闪耀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理想。只有拥有了北伐这面旗帜，偏居益州一隅的蜀汉政权，才具备天下正统资格，才不会沦为形同割据的“窃贪遗绪”之流。
蒋琬墓附近还有一个享有盛名的去处，那就是“子云亭”
遗憾的是，蒋琬在北伐这个问题上，却主动退回到了唯实力论的“保国治民”层面。随着北伐旗帜的褪色，蜀政不可避免地迎来转折，并最终走向凋敝。
三、蜀政的转折和蒋琬形象的重新解读
（一）信念的丧失与蜀政转折
《汉晋春秋》：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这是费祎阻止姜维北伐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费祎所说的“保国治民，敬守社稷”毫无疑问直接来自于他的前任，也就是蒋琬的影响。蒋琬对蜀汉国策的调整，使得北伐仅剩象征意味，在实际上抛弃了诸葛亮矢志北伐的国策，转而执行“保国治民”这个方针。
“保国治民”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务实的选择，然而却暗含了对“兴复汉室”事业的悲观。丧失了进取的信心，也就只能闭境安民，消极地“以俟能者”，把希望寄托在天降神人来扭转乾坤了。然而，保国就真的能治民安民吗？
《三国志·吕乂传》：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这段记载发生在蒋琬主政时期，蜀汉政治中心所在的蜀郡。在这样的首善之区，竟然存在着如此严重的户口隐匿和士兵逃亡的现象。蜀政开始走向崩坏，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当北伐成为一种象征，整个蜀汉对于“兴复汉室”信心逐渐丧失的时候，不仅“恢复中原”无望，蜀人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也开始减弱，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蜀汉的社会矛盾的加剧。这和诸葛亮坚持北伐时期“军旅屡兴”却“人怀自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鉴辑览》里对于这种所谓“保国治民”的做法，早就有过尖锐的批评，直言“但言息兵，则抚掌大悦”完全是“庸腐者流”的做派。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似乎冥冥之中蒋琬和诸葛亮依然有着某种联系
诚然，蜀汉的国力和曹魏相比处于劣势。所以，笔者无意过分苛责蒋琬，更没有把他视为“庸腐者流”的意思。但是，“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后出师表》言犹在耳。北伐固然不能一战而定乾坤，然而放弃北伐就真的能实现“保国治民”吗？蒋琬作为被诸葛亮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确实应该为自己治下的蜀政出现如此转折，并不逆转地走向凋敝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陈寿评语的重新解读
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发现，虽然有着“贤相”的美誉，但是蒋琬在某些方面，确实很难称得上是诸葛亮合格的继任者，甚至还应该为背离诸葛亮的北伐政策，蜀政走向凋敝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史家的眼中“诸葛亮合格继任者”的传统形象，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呢？
也许是蒋琬本传的内容实在说不上丰富，抛开褒扬他个人品德方面的记载，关于蒋琬在诸葛亮去世后的施政内容，只有500多字。其实，真正奠定蒋琬在历史上“贤相”传统评价基调的，是陈寿在其后的按语。“蒋琬方整有威重……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这段话历来被看做是陈寿对蒋琬的称赞，其中的“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更是特别为史家所注意。从表面上来看，蒋琬当政，对诸葛亮时代的政策完全予以继承。蒋琬时代的蜀汉有过北伐的举动；外交上维持了和东吴的盟友关系；和抚夷越，南中也保持了相对的平静。这些似乎都是蒋琬“因循不革”的有力证据，而“边境无虞，邦家和一”也往往被理解为蒋琬显著的治绩。蒋琬“贤相”美誉，在这种理解下确实无可挑剔。蒋琬执政时期，陈寿已经是一个青年。这段历史对陈寿来说，是一段当代史。因此，陈寿对于蒋琬的这番评价，自然就极具权威性，从而奠定了前人史家对蒋琬评价的基调。
《蒋琬传》篇幅简短，蒋琬传统形象的构建是基于陈寿的评语
然而传统上对于陈寿评语的这种解读，往往只注意到了前半部分，对于后半部分的“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却很少予以关注。并且，也没有注意到这里所包含的逻辑上的矛盾。
蜀汉在南宋以后成为主流观念中的正统，史家痛心于蜀汉的速亡，往往把责任归咎于蜀汉后期刘禅昏庸，黄皓弄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自然怀念蜀汉朝堂曾经的政治清明。与其说后来者愿意把陈寿这段话解读为对蒋琬的肯定，不如说是基于对阉人弄权，蜀汉后期政治黑暗的憎恨，以及对诸葛亮时代的追思。
如果把陈寿这番评论，单纯地理解为赞颂蒋琬治绩的话，后面的“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是突兀之感。首先注意到这个矛盾之处的是裴松之，他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就提到“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
裴松之认为蒋琬执政，不仅是“萧规曹随”的典范 ，甚至还有些保守，已经是“居静”的极致。我们甚至从裴松之的话里还嗅到了一些“埋怨”的味道，所以在裴松之看来，陈寿评价蒋琬还不够“居静”，实在是有点信口开河，是没有根据的无端指责。
裴松之对陈寿的这个看法感到不可理解，而清人何焯则看到了陈寿的“难处”。何焯留意到了陈寿写作《三国志》的时候，身份已经是晋臣，作为承魏而来的晋，无疑是当时的正统。在这种观念之下，蜀汉就必须被降格为偏霸一方的割据政权。所以无论蒋琬和蜀汉政权再如何“居静”不动，其任何举动都是“轻举妄动”，都是“犹未尽治小之宜”，都是无法让陈寿满意的。在“好”和“不够好”的比较之间，陈寿隐晦地批评了蒋琬的“不安分”，矛头直指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陈寿的这番评论，在后来读史者的一厢情愿之下，被理解成对蒋琬的称美之词，实在是一个太大又太久的误会。
陈寿有这种观点，却并不奇怪，因为陈寿的老师正是那位力劝刘禅投降的谯周。谯周的《仇国伦》对于蜀汉来说，可以说是一篇“亡国论”，而且这种“亡国论”竟然在蜀汉后期大行其道，成为舆论主流，这又是和蜀汉政权在蒋琬治下，开始逐渐丧失北伐信念有脱不了的干系的。
结论
蒋琬是三国时期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贤相”是我们对他的固有印象。在传统的观念中，历来被视为诸葛亮合格的接班人。然而我们对史料加以考察，却不难发现前人史家为我们构建的蒋琬形象依然存在着可以探讨的地方。
若以蒋琬在高举北伐旗帜这方面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来看，蒋琬领导下的蜀汉，有北伐之名，却渐渐丧失北伐之实。对蒋琬而言，他身处的大环境固然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但是，蜀汉中后期，蜀汉国家北伐信念的逐渐丧失，蜀汉政权认同感逐渐消失，蜀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蒋琬其实应该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蒋琬其实背离了诸葛亮矢志不移北伐的路线。蜀政在蒋琬手上，出现了很大的转折，开始走向凋敝，其“贤相”美誉其实是成色不足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蒋琬的“不完美”是以诸葛亮作为参照物体现出来的效果。蒋琬虽然无法和诸葛亮比肩，但是笔者觉得，他仍然不失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蒋琬的形象千年以来十分高大，罕有人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批评。笔者写作此文时，下笔时犹豫，收笔时惶恐。因为水平有限，谬误一定不少，恳请今日头条的各位同好不吝赐教。
注：文中所有照片均为本人实地拍摄，首发于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