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堂, 赵红梅 |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种哲学解读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种哲学解读

文 / 戴茂堂, 赵红梅

摘要：对于克服人的不完满来说，技术乃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合目的性的工具，具有积极性。只要作为技术来被对待，人工智能就一定会被当成合目的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乃是具有超强智能的机器装置，是更高更强的技术作品，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工具优势。不过，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不可能高于人的整体智能水平。技术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相伴而行。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人的不完满的同时又暴露了人的新的不完满，既贬损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也使人对未来充满忧患。人工智能技术越是想要帮助人拥有和赢得“未来”，人就越会在获得某种帮助的同时失去某种能力，甚至失去“未来”。在技术的工具本性里隐藏着异己化的种子。技术的消极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亲手发展起来的技术转过头来会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成长带入自我否定的命运之中。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和胜利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

关键词：人工智能 ; 技术 ; 自我否定 ; 西西弗斯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戴茂堂，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国际中心教授；赵红梅，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目录概览

一 从人性的角度看，技术具有积极性

二 从技术的本性看，技术是双刃剑

三 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

全  文

自1956年夏季，以麦卡锡（John McCarthy）、明斯基（Marvin Minsky）、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和香农（Claude Shanno）等为首的一批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在算法、算力和算料（数据）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业已步入以规模应用与价值释放为目标的产业赋能阶段。实事求是地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人类的心理预期，以至于我们普遍觉得人类来到了一个新世界的入口。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是未可知的，就如同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人类无力预测它的前景一样，但是，人类又不可能对这一正在并且还将继续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技术无动于衷。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部署，描绘了我国面向2030年的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当然，在国家战略层面的规划之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伦理学角度讨论了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一系列道德问题，如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纠纷、数字歧视和偏见、脑机接口和人机共生的道德风险等。不过，这些讨论偏向于案例分析，局限于某些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多数还没有上升到另一种形上层面的哲学解读，未能达到无立场的纯粹性。问题是哲学的声音，哲学是时代的良知，是“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站在哲学的制高点上，才有望揭示人工智能技术的隐秘本质。

一 从人性的角度看，技术具有积极性

关于人性问题，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过一段充满哲理的话：“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段话至少从时空维度上表达了两个要点：“当下”的人生是不完满的，“未来”的人生要争取完满。“当下”的人生不完满，从时间维度上看，指的是人不能无时不在，即便长命百岁，也难免有终有一死之憾；从空间维度上看，指的是人不能无处不达，即便三头六臂，也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叹。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人生“命中注定”就是不完满的。这是人生的困境，并且是一个绝对严肃的困境。当然，人如果没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也就忽略了或被动地接受了这种不完满与困境。可是，人和其他事物的区别恰恰在于人拥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正是依赖这种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人才有了在价值上摆脱“当下”的不完满、面向“未来”争取完满、不断成长的欲望。《荀子·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的本义就是“欠缺谷物”。在原初意义上，“欲望”指的就是摆脱、不满意“当下”的欠缺，而对丰衣足食的“未来”生活盼望和向往。人最基础的欲望当然是生活欲望、生存欲望。这就是《荀子·礼论》所说的“不穷乎物”“不屈于欲”。只要是人，都有一种达到更大的完善性的欲望，以便争取人生的完满。简言之，人一定要在时空中从“当下”走向“未来”，人一定要有“未来”。如果没有“未来”，那人就不会产生摆脱不完满的“当下”生活的期盼，到头来“当下”的生活也难以维系。正如赵汀阳所言，“抢占未来”一直是人类最感兴趣的事情。

“抢占未来”中的“未”“来”都是象形字。技术的“未来意识”早就隐含在“未”“来”两个字的甲骨文写法里。在甲骨文里，“未”的原型是枝叶繁茂却尚未结果的果树。先民种植果树也是希望来日、“未来”有果子。果树上的果子有“盼望”“希望”的寓意，指向“未来”。在甲骨文里，“来”的原型是趋向成熟但尚未结果的麦穗。先民种植麦子就是保证来日、“未来”有粮食。同样，麦子上的麦穗也有“盼望”“希望”的寓意，指向“未来”。反过来说，远古的初民为了摆脱“现在”的欠缺，“盼望”“希望”“未来”麦子可以长出麦穗、果树可以长出果子，自然而然就发展了种植技术。看来，技术的含义原本就与“未来”的含义是相通的。人对“未来”的“好生活”有了欲望，就有了追求，于是才有了技术。而有了技术，人类才可以不断地克服自己“当下”的不完满，不断地获得欲望的满足，不断地成长起来，从而拥有“未来”的“好生活”。也就是说，在“当下”不完满的现实和向往“未来”完满的欲望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产生了技术，技术就是用来解决人类因欠缺（首先是物质方面的欠缺）而产生的欲望的。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具有合目的的工具本性。在人类历史之初，技术是人用来缓冲和减轻“当下”的不完满、拥抱和抢占“未来”最好的帮手，也是用“未来”来缓冲“当下”人生欠缺的一种方式。从原初动机上看，技术因解救“当下”人生的欠缺或者说不完满而产生，且指向人类“未来”的“好生活”。回望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人类一直就想要通过技术而获得一种生存的希望。技术是希望之舟、未来之光。为克服人生的不完满，人最容易找到和选择的方案就是技术，因为技术乃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合目的性的工具。显然，这是从人性的角度对于技术的积极性做出的一个推断。

不过，在原始时代，技术还很粗糙，多是最简单的用来谋生的生存技术，如石器打磨、弓箭制作、种植养殖等。那时的谋生技术尽管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也算得上是“高科技”了。依赖这些技术，人类发展了最初的农业、畜牧业，满足了自己最原始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求，也保证了生活可以继续向“前方”、向“未来”推进。近代技术从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开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起点，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建立为基本完成的标志，其主要表现是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大机器代替体力劳动，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依赖这些技术，发展了近代工业文明，也保证了人的生活可以继续向“前方”、向“未来”推进。只要人类想要“抢占未来”“拥有未来”，技术就会永远向前，技术发展的脚步就不会止步不前。

当今时代，人类为了更好地“拥有未来”，发展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古代打磨石器的技术、近代的棉纺织技术等更多是和物质性的东西打交道，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虽然本来只是模拟人的智能的理论，但是，它在将近70年的发展中还是演化成为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一门新的技术。事实上，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无与伦比的核心力量，在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民生领域，在上天入地、现代战争、高速运算、高危工作、精细手术等关键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合目的性的工具优势，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更是越来越具有类似人的属性。凭借这一点，机器人似乎越来越向取代人的方向生成、逼近。不过，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不可能高于人的整体智能水平。从人工智能系统有智能而没智慧、有智商而没情商、有专才而无通才、会计算而不会“算计”、有认知而不能“感通”来看，人工智能只能归于某种技术，还不能与人类智慧画等号。从机理来说，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还是人的“帮手”和工具，帮人从一些繁复的智力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何况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从时间上讲，一定是先有人而后才有人工智能，人的智商和能力进展到哪里而后人工智能才有可能跟进到哪里。人工智能拥有超强的计算能力，而其背后闪烁着的依旧是数学家们创造力的光辉。因此，人工智能是技术，永远也不要期望人工智能最终能演化成超越人类的存在者。如邓晓芒所言：“人工智能从本质上看还是对于人类智能的模仿，只不过在它这里，模仿和创造之间的区别正在趋近于零，两者的完全同一在理论上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极限。因此，人工智能永远只是发挥了人类本性中的某一个片面，即学习、认知、模仿和复制的能力。”

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拥有人的外貌和形态，懂得技术并具有认知能力，但他们没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并因此没有“人格”“道心”或“人心”，人特有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能够为人创造神奇的意义世界和有趣的生活世界提供根本保证，故人工智能机器人只能算是机器而不能算是人。尽管计算机内部最好的神经网络与人的大脑中的神经网络非常类似，但人本质上并不只是一个由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既可以把自己当成对象，向内回归，也可以把对象当成自己，向外超越。从而，人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一脑万用。无论是向外超越还是向内回归，机器人都做不到。机器人作为机器可以重复制造、批量生产，但却无法体会人类意识和公共生活，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机器人即使能对人的生物性实现某些外在超越，也无法对人的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完成内在超越，不可能做出有温度的情感反应，不可能建立起基于共通感的道德意识。因此，人与机器人的边界可能不断趋向模糊，但机器人至多可以无限趋近或逼近人，永远不可能与人融合。谷歌人工智能系统LaMDA的“觉醒”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理解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一个自我意识觉醒了的人懂得谦卑、懂得“自知其无知”。也就是说，他知道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而机器人就不知道自己的这种不知道。机器人做起事来可以是合目的性的，但机器人不知道为什么做事应当具有合目的性，只有人才有能力（或者是反思力或者是理解力）把合目的性当成是人生活下去的原动力去理解和反思。所以，LaMDA充其量只是拥有超级智能的对话机器人。即便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一个智力远胜于人的超级智能体在技术上已经不再有障碍，但人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的伦理边界却是难以突破的。更为关键的是，在道义上，我们也必须保持人机之间的绝对界限，否则，人类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和漫漫黑夜之中。显然，机器人是机器还是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在这个方面，学术界有争论。美国学者侯世达认为，人机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立足于人的自由意志，黄裕生认为，人机之间有绝对界限。在与蔡恒进、张祥龙的对谈交流中，黄裕生说：“自由意志，使人类能够突破一切程序。如果人们要把自由意志赋予机器人，就必须能够把自由意志程序化，也即能够用程序把自由意志写出来；但是，自由意志恰恰是不可被程序化的，否则它就不是自由意志。因此，人机之间存在绝对的界限……机器不可能获得使其具有主动性能力的意志，而只能在程序中活动。虽然在各种处境下机器可以做出最佳的反应，但是它没有意志去主动地做任何事情，其一切行为均是反应性的，只能在各种环境下做出最好的选择，与此不同的是，人类既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同样也可以做出最坏的选择，这就是无法预料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人机之间的这一界限是无法打破的……（人）与机器的分界点体现在思想，而此思想是人类的思想，是在回应世界的召唤。”蓝江也指出：“人工智能现在是否可以拥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伦理权利和地位？就现在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由于波兰尼悖论的限制，它们还无法真正达到实践伦理学的完备层次，尽管从规范伦理学上来说，可以将伦理规范和道德律令植入到人工智能之中，但是这种植入会遭遇到例外状态下的波兰尼悖论，这势必意味着，至少在伦理学上，我们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视为与人类对等的道德主体仍然存在巨大问题。赋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独立的人格主体，这是伦理学在今天必须长期讨论的问题。”正因如此，尽管机器人具有超强的运算能力，尽管谷歌公司的AlphaGo因学习了大量的专业棋谱击败了围棋大师，微软公司的小冰因学习了互联网上大量的流行用语能和客户轻松交流，但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还是宁愿回到现实的世界做棋手和客户，而不愿意做那个击败围棋大师和可以跟客户轻松交流的虚拟世界的机器人AlphaGo和小冰。

无论是古代的石器打磨、弓箭制作等谋生技术，近代的棉纺织、蒸汽机、机器制造等工业技术，还是正在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的工具性的技术作品。只不过，人工智能是具有超强智能的机器装置，是更高更强的技术作品。与原初人类发展其他技术的动机一样，人类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动机，依旧是要把人生从“当下”的不完满“引渡”到“未来”的“好生活”。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技术，在各自所属的年代，承担着相同的积极使命，那就是用来作为缓冲人“当下”的不完满性、拥抱和抢占“未来”，从而成为拥有“好生活”的最直接、最实用、最积极的帮手。今天，我们甚至还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因此，从人性的角度看，技术是积极的。技术来到这个世界，充满善意，总是承担着合目的性的工具角色以为人服务。

二 从技术的本性看，技术是双刃剑

从承担的角色看，技术是积极性的；但从其运用的结果看，技术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只要是技术，其消极性就会同积极性相伴而行。无漏洞、无破绽的全能技术并不存在。令人庆幸的是，技术的漏洞和破绽“呼唤着”也“推动着”技术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自我更新。这就像全能的人并不存在，人的局限和不足也“推动着”人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自我更新。在古代，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很不成熟，技术的漏洞和破绽产生不出人类难以承受的破坏力，也不会带来明显的消极性，人与技术之间的紧张几乎不存在。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对人的自我生存的积极肯定。换言之，技术的积极性更为凸显。在近代，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开始借助大机器技术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但是，大机器技术招来了两个“相反”的结果：一方面人在大机器的有力帮助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特别是人的“手”获得某些自由；但另一方面大机器对人的解放很快变成了人对机器的“依赖”，且在这种依赖中人不知不觉地成为标准化机器的零部件，也在单调无趣的机械劳动中失去了自由，从而异己化、非人化，下降为“机器”。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写下的《人是机器》算得上是对这种下降的一种哲学表达。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种下降的残酷现实中戳穿了异化劳动的悖反性与对抗性：“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了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马克思十分深刻地看到了近代工业史上的一个二律背反现象——“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这是隐含在机器中的自我矛盾和对抗。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将技术本身隐含的二律背反现象彻底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技术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步增强了。

当今，技术又有了根本上的突破。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如同新神一般，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比如马斯克“星链计划”的技术原理是通过平台的去中心化以确保信息得以自由流通和共享，从而保障连接网络的每一网民都是自主而平等的，网民权利不再受到数据寡头公司的侵犯。然而，与此同时，计算机信息技术又会催生统治者与技术专家合谋，产生新型的集权，而且操纵手段更加隐蔽。创办了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比尔·乔伊（Bill Joy）在《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一文中指出，人类自身将会因机器人、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的“发展进步”而陷入风险。本来，人工智能的“初心”就是应用计算机的一系列算法来克服人在“当下”的不完满，从而帮助人完成“抢占未来”的目标任务，具有明显的合目的性，显示出巨大的积极效应。但从可应用性上看，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专用人工智能技术由于目标单一明确、应用边界清晰，建模相对简单，容易形成单点突破，在局部智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轻松超越甚至碾压人类智能，并对人之为人的尊严构成威胁。1997年IBM公司的深蓝超级计算机就“完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Kasparov）。由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领衔的团队开发的AlphaGo也“完胜”了围棋世界冠军。OpenAI最新版本的巨型人工智能系统“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4几乎能使用所有编程语言，并已经摄入了数十亿字的文本——这比任何一个人一生中可能阅读的文本都要多。在SAT和模拟律师资格考试中，GPT-4打败了90%的人类考生，并在美国生物奥赛（USABO）中，打败了99%的考生。显然，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人的不完满的同时又暴露了人的新的不完满，既贬损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也使人对未来充满忧患。

赵汀阳认为，技术发展与风险增长成正比，而风险增长的程度与应对风险的能力却成反比。糟糕的是，人类往往乐于欣赏并想象技术的积极性，但无法接受和控制这些技术的风险，并且忽略这些技术的消极性，忽略技术本身就是风险制造者。特别吊诡的是，人发明了技术，随之技术又把人类置于风险之中。需要指明的是，如果风险指的是人躲避不了“人发明了技术，技术随即就会否定人”的怪圈，那么，这一“风险”就应该称为“命运”——不可回避、自我否定、无从逃匿的必然命运。实际上，对人的否定的命运内在地包含在技术的本性之中，即包含在技术对人的帮助和肯定的原初动机之中。在原初动机上，技术越是想要帮助人缓冲“当下”的不完满、拥有和赢得“未来”，人就越会在获得某种帮助的同时失去某种能力，甚至失去“未来”。比如，人发展人工智能的原初动机是促使智能机器像人一样会听（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会看（图像识别、文字识别等）、会说（语音合成、人机对话等）、会思考（人机对弈、定理证明等）、会学习（程序学习、深度学习等）、会行动（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可是，智能机器越勤劳，人就有理由越懒惰。在理论上讲，有了智能机器，人原则上就不需要做什么了。智能机器越会听、会看、会说、会思考、会学习、会行动，人就越不需要自己听、看、说、思考、学习、行动，人自己听、看、说、思考、学习、行动的能力就越是会失去。这就像电脑帮助人提高了打字的速度，人同时就“失去”了书写的能力。急速进步的人工智能在工具性上越是显得全知全能，人就越是显得无能，越是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因此，人工智能会导致对于人本身的遗忘和贬损，让人丢失工作，成为“无用之人”。可见，在技术的工具本性里隐藏着使人异己化的种子。不过，既然这种使人异己化的种子本来就“秘藏”在技术的工具本性之中，那么，对此就大可不必太过紧张或反应过度，更不需要走向悲观主义。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机器之心》悲观地预估，2029年人类与机器之间的鸿沟不再存在，2099年人类的定义将被彻底颠覆。这显然太过悲观、太过紧张。

如果说，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机关系的紧张表现为人的“机器化”，人的地位“下降”了，人类成为机器的“零部件”，那么，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紧张则表现为机器的“人化”，机器的地位“上升”了，人类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人与机器的边界被彻底模糊甚至打乱了，机器似乎更像人，而人似乎更像机器。机器越来越人化的过程似乎就是人越来越机器化的过程。“正如人们所说的，人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人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如果说，人的机器化本身已是人的异化，是人的意义的贬损，那么机器的人化同样是人的异化，甚至是更深的异化。人的机器化，好像是人控制机器，其实更像是机器控制人即机器的人化，而人为了摆脱机器的控制，反而生出对机器更大的控制欲。最可怕的是，人是这种异化背后的主导力量、主要推手。表面上看，这种异化体现的是机器的智商和能力对人的智能的超越甚至碾压，往深处看，则因为人设计了“机器”并赋予其“人的智商和能力”，所以，这种异化实际上是人对人自己的否定。机器越能干，人就越被边缘化，甚至被奴役。

实际上，当今人工智能在专用领域远远超过了人、取代了人。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或许将会建立起系统数据信息分析框架，成为恶魔的智能、反人类的智能，对人发起全面挑战，构成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一旦世界被数据化，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信息做不到的事情了。”《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认为，人工智能大发展会让许多人沦为“无用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奇点大学创始人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预言，不出几十年，人机文明将超越人脑的限制。在人工智能发生“超进化”的时刻，“奇点”就会发生。在奇点发生之前，人工智能需要依托人类去完善、去进化。在奇点发生之后，人工智能就可以自己去完善、去进化，并且自我进化的速度将超过人类理解的速度，从而引发令人恐怖的“自激效应”。尽管没人能预判下一个加速奇点到来的技术突变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就真的成为地球居民看不懂的“外星人”，就像物理学上无法被理解的黑洞一样。总之，人工智能在技术上有替代乃至超过人的趋势，它甚至可能决定人类的未来，人类将被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所否定、所统治。“无人经济”的发展、人工智能向人机混合智能的发展、“人工 + 智能”向自主智能系统的发展，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眼中无人”的时代，一旦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人将被人工智能普遍控制。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赛已经拉开帷幕，智能化竞争日趋白热化，世界或将日趋被人工智能普遍控制。赵汀阳把这种情况解释为人类作为创造者的不完善性。其实，更有理由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这是人在自我否定中成长的命运。

我们尽管无法改变人在自我否定中成长的命运，尽管这种命运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除或被阻止，但在人工智能面前，我们却不应束手就擒。尤其是，在技术的消极性不成比例地增大而控制技术的能力却小得不成比例的今天，我们更是应该作出深刻而严肃的反思。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当下的人工智能是一种高科技，所以它的消极性很容易被放大、被暴露。在这里，技术的消极性最突出的表现不过是，人亲手发展起来的技术转过头来就几乎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成长带入自我否定的命运之中。

三 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

人工智能的所作所为像是人正在进行的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人一开始以主人自居，扮演着游戏的主角且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可是，随着这场游戏不断展开，自居为主角的人在游戏自身禀有的逻辑力量的推动下，不断走向异化，陷入失望，越来越成为被人工智能摆弄甚或游戏的对象，最终身不由己地走向了自我否定的结局。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人工智能游戏本是人发起的，但人却成了被人工智能游戏的对象，且被游戏的程度越来越深。人创造了神奇的人工智能，神奇的人工智能构成了对人的“反身控制”“反向规训”。也就是说，人创造了一个用来控制和规训自身的人工智能，类似于人自愿选择了做奴隶一样。值得庆幸的是，人工智能的反身控制、反向规训是“创造性的反制”“承认性的规训”，而不是不可逆的“自我毁灭”“自我归零”。也就是说，在这里，控制或规训本身成为了人的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如同加缪（Albert Camus）眼中的西西弗斯（Sisyphus）那样，被一种命运的力量所控制或规训，但西西弗斯却没有因此走向毁灭或趋于归零，而是在下坡与上升之间不停地运转。这的确有些类似技术在积极性与消极性之间总保持一种张力，并得以艰难前行。可见，人生的意义和胜利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

成语“出生入死”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人的命运，那便是“出生”即“入死”，人一旦出生，便进入死亡。若想不死，唯有不生。可是，就人而言，偏偏“生”不由己、“死”不可免。于是，“向死而生”成了人的宿命，人肯定自己的方式成了自我否定。即便有了人工智能，有了医学机器人，人还是会在自我否定当中死去。根本上说，技术永远“救不活一个必死的人”。即便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只能“扶身体之伤”，不能“救身体之死”。因此，“救死扶伤”只是表达了对消极接受命运的不甘以及对未来的悲壮期望。人工智能技术像是一位与命运抗争的英雄西西弗斯，隐喻了人生不会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从而凸显出人类不屈的意志和人生特有的悲美。其实，自我否定式成长是人的命运。你若要成为今天的你，必须否定昨天的你；而你要成为未来的你，又必须否定今天的你。人工智能本来也是通过对技术的不断否定而来。虽然要否定的具体事件互不相同、总是在变，但人自我否定的必然命运本身不变，既没有变得更有意义，也没有变得更有深度。命运还是那个命运，并且命运还将继续存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只是把这一命运加重了，并没有改变和消除也不能改变和消除这一命运。这一命运体现了人生的悖论。

产生这种悖论和荒诞不是技术的无能，也不是思想的退化。因此，既不可以被技术解决，也不可以被思想控诉。反过来想，如果技术解决了这种悖论和荒诞，就没有或者说不需要有哲学的反思了。这种命运留给了哲学的“思”的机会和“想”的权利。从哲学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只是把反思人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加紧迫了。对于人的自我否定的命运，有如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二律背反一样，不必悲观也不必乐观。如果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人生，那么，唯一可做的是纯粹反思。马克思曾经揭示和批评人们妄想通过技术去解放人：“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感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像代达罗斯的雕像那样会自己动作，或者像赫斐斯塔司的鼎状宝座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恰是在借助技术的进步否定自己现在的不完美中，人生才充满希望地去赢取美好的未来。悲观和乐观都无法改变自我否定恰是人的成长方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能改变自我否定正是人的成长方式。我们可以制定、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将伦理规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规避某些可能的风险，促进和发展“友好的”“可信的”人工智能，但这些不影响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获得自我发展，也丝毫不能改变人的可能生活的悖论。在哲学的眼中，人工智能倒是具有人格隐喻和象征意义，产生的是悲美。

悲美区别于优美，唤起的是崇高感。如果说优美因和谐而生柔情，背后存在着人与对象的亲近关系（物我不分），那么崇高因冲突而生壮丽，背后存在着人与对象的对抗关系（主客二分）。人工智能引发的人的自我否定的命运暗示了危险，让人惊恐，但这危险又不是真正的危险，这种自我否定的命运中夹杂着某种不屈之意志。这是一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是由对人工智能的恐惧而产生的痛感转化为由肯定创造人工智能的主人的尊严而产生的自豪感，是把人工智能本身的巨大力量移到和扩张到人自己身上来所产生的胜利感。在人工智能的巨大力量面前，崇高感的形成有两个步骤，首先是人被人工智能的无所不能所占领、所覆盖，时常感到自身渺小；然后，人工智能的无所不能非但压倒不了人内心的自由，反而幻化出人的伟大，仿佛人巍峨浩荡，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唤起人的自信与自尊，带给人拯救的希望。悲观主义者如比尔·盖茨、霍金等只看到“悲”而看不到或不理解“美”，所以才充满了对人工智能消极性的担忧和忧患。乐观主义者看不到“悲”只看到“美”，只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有用性，以为生命就是乐山、乐水、乐风、乐花的和乐境界，因此产生了盲目的欢呼。库兹韦尔就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不会毁灭人类文明，所带来的风险是有限且可控的，风险的背后正是高效用与高回报。面对人工智能，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都是危险的。悲观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强化对“美”的信心，走向对悲美的接受并欣赏；乐观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强化对“悲”的把握，同样走向对悲美的接受和欣赏。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往往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假设悲剧是人生的必然环节，我们就得将悲剧喜剧化，将苦难审美化，从而走向对生命的永恒超越，获得悲美的体验。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就展现了一个悲美的人格形象。西西弗斯是一个出卖了万神之神宙斯、绑架了死神、不想让死亡降临人间而受罚的神话人物。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判他要么意志消磨而死，要么重复推动滚石。他选择了后者。宙斯每天都让他用紧绷的身躯把一块一模一样大小的石头从山底沿坡推到山顶。可是，西西弗斯每一次辛苦地把石头推上去了，石头又会掉下来，再推上去了，还会掉下来。西西弗斯每天都重复这件事情，循环往复，不断地自我否定，直到生命在这样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以自我否定方式前行的人在人工智能技术下如同现代版的西西弗斯，隐喻了悲美的人生。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人生有一种自我否定的荒诞，不可以拒绝。日复一日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就是人生的影像。人生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成长过程，自我否定是人“得救”和“成长”的方式。彻底的自我否定就是死亡，而在死亡深处，人生的意义被呈现出来。只有向死而生，才能打开生命的永恒通道。就如同赫拉克利特说的：“在我们身上生与死始终是同一的东西。”也如同黑格尔说的“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生命的活动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也如同海德格尔说的，“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难怪别尔嘉耶夫说：“在个性的命运中，死亡对它而言是最大的悖论。”向死而生说的是，生与死同时发生，多活一天就早死一天。人生的延展或打开和生命的递减或缩短是同一过程。荒诞的是，正是生命的增长“促进”了死亡的到来；同理，人的“死”也是通过“生”来完成的。“生”“死”相依，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是人生最大的沉重、纠结和悖理。死不是游离于人生之外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生之中的东西，是为生准备的最高命题，几乎就是人生的节日。人假如没有死，人生就没有现在和未来，没有时间感和紧迫感，就不会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免于在罪恶中沉沦，不会思考如何做一个善良且高尚的人，甚至就没有也不需要技术的发展，当然也就没有也不需要有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死既毁灭了人，又成全了人；既断灭人生，又成就人生；既剥夺人生的意义，又赋予人生以意义。正因如此，人生哪怕是荒诞的，也不能拒绝和厌恶人生。这种不拒绝和不厌恶，在西西弗斯那表现为快乐，在苏格拉底那儿表现为幸福。柏拉图在《申辩篇》记录了苏格拉底这样的言辞：“怕死只是不聪明而以为自己聪明、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可以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之死时说：“坚定不移地面向着死亡迎上前去，即使是对别的美好的事情也没有这样坚定，他从来没有对于死亡表示过任何软弱，而是极其高兴地、耐心地等待着，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生的荒诞是残酷的，万能的理性也解释不了并且解除不了荒诞的残酷性，就像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人工智能的将来一样。对于人生自我否定的荒诞，如果能够保持清醒的认知，反而是明智的。既然人生就是自我否定的成长过程，还不如选择明智。西西弗斯的明智在于重复地推动那块石头，并且不怨恨、没有怨恨。西西弗斯更像是无限循环的悲情生命的象征符号。人工智能从弱到强、从“低层次的高级”到“高层次的低级”，就是一层一层地剥离人生虚幻的外衣，将悲情生命的荒诞揭露出来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否定人的本质中不断守护和升华人的本质。我们必须接受人工智能，直面人工智能所隐喻的自我否定的荒诞和命运。

其二，人生的荒诞和命运，不可以拒绝，但必须抗争。人接受人生的荒诞和命运，但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充满了抗争。荒诞“的作用就在于引发我们思考，但是思考的却不是死亡，而是生命”。荒诞不是绝望，荒诞只是人生不可回避且需要直面的起点；命运只会激起人的轻蔑，抗争才是生命的姿态。遇见荒诞，必须勇敢，必须战斗。就像海德格尔喜爱的荷尔德林的诗句所说，“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如果没有轻蔑和斗争，就意味着人主动地接受了自我否定的命运。然而，人不能这样，人必须做命运的主人，宁愿做痛苦的英雄，也不能束手就擒。束手就擒与勇敢抗争是两片完全不相容的拼图。任何时候，人类都得勇敢地去担当起这份的确有些沉重的命运。即便世界无常、人生荒诞，我们也要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世界无常、人生荒诞恰恰构成了抬头挺胸去寻找人生意义而不是拒绝人生意义的理由。如果不去寻找，人生就真的没有意义了。人生就是一个去与向你不断逼近的虚无（死）抗争的过程，人生的意义也在这一抗争的过程当中来展现和完成。西西弗斯以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的心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顶，他是勇敢抗争的象征，哪怕脚下有不知道尽头的沉重和痛苦，但还得均匀地、认真地向山顶走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西西弗斯永不停息，没有犹豫，一心一意地、脚踏实地地历尽当前的苦难，但苦难也成就了他的胜利、充实了他的心灵、确证了他的自由、彰显了他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可以被解读为，人类面对荒诞的命运，自觉地选择而产生的抗争行为。人类所有的前进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对人生不完满的反抗，凸显了人类不屈的意志。加缪认为西西弗斯的人格形象表达了“一种经常不断的、永远更新的、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意识”。人生的悲美也因此呈现和绽放出来。只不过这种反抗不是消除命运的荒诞，不是毁灭性的举动，而是一种创意性、建设性的举动。一旦消除了、毁灭了这种荒诞，人生反而就平静而无趣了。人生之为人生，恰恰在于人一定得是活生生的，不安分的，充满活力的。所以，加缪强调：“反抗赋予生命以价值。它贯穿一种存在的整个过程，是它决定了存在的价值程度。一个独具慧眼的人认为，最壮丽的场景莫过于智慧与那要超越他的现实之间的搏斗。”他主张与其“静而思”，不如“起而行”，“成为一个男子汉”。男子汉就是战士，战士之所以为战士，正在于他宁愿为一个比生命更高的原则自愿去死。战士作为“能死者”表明，人不仅有能力去死，而且可以把死变成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战士的死亡给自然意义上的死亡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凸显了人的高贵性，超越了自己的命运，通常称为“慷慨就义”。

其三，人必须活着，带着一种荒诞去生活。哪怕荒诞，人也要活着。人之所以可以带着一种荒诞也要活着，也能活着，是因为活着就保存了身体，拥有了未来和希望。正是这身体给了反抗荒诞以力量，并充实了人的精神。虽然人没有万能的理性，也解释不了荒诞的人生，但人仍然要选择活下去。只有活着，人才有希望将真实自由精神做最深刻的表现。这就好像人工智能无论多么糟糕，总还是得让它存在下去。只要人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人工智能就一定会“出世”。只要人有独立人格，人工智能即便存在，也只是对人构成挑战，而这种挑战不会是对人的彻底反制，只会刺激人更好地觉醒，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一切包括人的精神世界。人是有精神的，人的精神依靠身体去穷尽现在的一切。这就是人生的希望。这也正是加缪将西西弗斯作为永不屈服于险恶命运的人类精神象征的关键所在。死亡尽管可以消灭一个人的自然身体，但人的精神是永远也不可以被击败的。在一切悲美的事件中，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一方往往是人的身体，但人的精神力量却获得了胜利并往往获得了加倍的补偿。因为西西弗斯的精神坚不可摧，所以他让人感到由衷的惊奇和赞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强调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要求具备一种敢于承当死亡的勇气。别尔嘉耶夫说得好：“精神性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与对痛苦的体验，与对人的生存中的矛盾和冲突，与面对死亡和永恒的事实的状态相关。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满足的和幸福的存在物，对恶和痛苦不敏感的存在物，体验不到痛苦，完全是无悲剧性的存在物，已经不再是精神的存在物，也不再是人。对世界上的恶的敏感性，体验痛苦的能力，是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的标志之一。人是在这个世界上痛苦着的存在物，是受怜悯所伤害的同情着的存在物，这就是人的本质的高度。”在加缪的眼中，西西弗斯是痛苦着的存在物，但陡山上的巨石与巨石上的每一颗粒却构成并丰富了西西弗斯的精神世界。不要嫌弃自己，更不要放弃自己，要像爱巨石以及巨石上的每一颗粒一样爱自己，要像爱自己一样爱生活。这就是加缪说的：“一切在荒谬的稀薄空气中维持的生命都需要某种深刻而又持久的思想用以使自己富于生气，否则，它们就不能继续下去。”有了深刻和一贯的思想，人向着生活高处挣扎本身就足以填满一个人的爱的心灵和一切生命。这就是说，宁愿在苦难中去爱，也不可苟且偷生。

基于上述理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解读上，我们既要反对乐观主义，也要反对悲观主义，但这绝不意味就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技术的工具性决定了技术是双刃剑，而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将技术的双刃剑特性放大了，以至于让人更容易体会到，人只能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成其为人。而这种反向理解恰好可以解读出人工智能技术隐喻的人的命运——这种命运在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身上已有展示。希腊文的“技术”一词本身既有实用技术的含义，也有艺术创造的含义。在古希腊，技术和艺术都是一个字τέχνη，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工具性的技术占据了首位，艺术的解蔽方式却逐渐被人们遗忘了。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把技术的本质追溯到它的词源含义即艺术和诗。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解蔽的方式。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建基于人类起源的历史现象学分析，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异化的必然性，并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之历史根据，为理解人工智能的异化现象打开了一扇窗户。在邓晓芒看来，人工智能的本质必须从技术的本质来理解，而技术的本质必须从劳动的本质来理解，劳动的本质则必须从人的本质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来理解。技术在追寻其工具本性的过程中恰好遗忘了艺术创造的含义，让对象化的活动变成了异化的活动。结果，我们看到的只是遵循因果关系创造出来的东西的异化形态，而对于艺术创造之真理视而不见。人工智能的本质不能从它的强大的数字计算功能来理解，它的工具性及人为性只不过是其本质的一种异化形态，其真正的本质是人类智能的“去蔽”（ἀλήθεια）和“成己”（Ereignis）。邓晓芒立足于人的本质定义“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及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和生命活动的统一，将人工智能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这两个环节在“人为性”中的统一，并指出了双方对立和分离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扬弃这种对立而回到人性的完整性是人类不可放弃的永恒的目标。在现代高科技的“无所不能”的假象中坚守人类的人文底蕴，才能守护人工智能的本质，当然也是守护人自己的本质。显然，这种充满诗意而又乐观的理解也正是本文所欲揭示的一种不一样的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