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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重庆的发展主要是在近现代。近现代的重庆名人更多一些，我们也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作一点评论。 （1）麻乡约（陈洪义） 之所以把他当作重庆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个名人来说，主要还不是因为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既是自清康乾以来重庆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到近代的最后一个“顶峰”，又是重庆走向现代化道路后最早的一个“牺牲者”。他和他的“麻乡约”信轿行从顶盛走向衰亡，说明重庆原始的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到顶峰后，已经不能适应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后重庆资本主义的成长，衰亡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麻乡约13岁时就死了父母，从小就以帮人割草放牛为生，大一点就抬滑杆轿子当挑夫，为人直率公正，办事公道，因满脸大麻子，被人称为麻乡约（乡约本是农村调解纠纷的人）。后因一个偶然机会，他开设了信轿行，其业务包括肩舆业、信函业、运输业等。经其苦心经营，“麻乡约”信轿行声誉日盛，其分局遍及西南各省，成为当时西南最大的运输邮驿企业。1902年他死后，“麻乡约”信轿行由其妻四老太婆继续经营，但随着轮船、公路运输的发展，日趋衰落，终在1935年初停业。 重庆历史上与麻乡约相似的人不少。清光绪年间重庆的百万富翁、德义生商号老板刘继陶，重庆桐君阁药厂创办人许建安，重庆第一任总商会总理李耀庭，宝元通公司创始人肖则可……都有类似的经历。前几年曾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凌汤元》，就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拍摄的。该剧展示了一个逃难来到重庆的农民经过艰苦奋斗，成为百万富翁，最后又破产败落的历程，很有些典型意味。其实，直到如今，也有不少重庆人在做着同样的梦，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2）立德乐 《重庆名人辞典》将他定义为“帝国主义对重庆进行经济侵略的急先锋”，虽然不假，但重庆能有今日的地位，还得感谢他。1898年2月15日，他自任船长兼大车，驾驶一只排水量只有7吨的小轮船利川号，由宜昌上驶，于同年3月8日到达重庆，成为突破三峡天险，航行川江的第一艘轮船，从而开辟了重庆航运史崭新的一页。由此，加强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实力，立德乐对重庆是有功的，我们应当感谢他。 （3）邹容 在重庆两三千年历史上，邹容才是第一人！他出生在重庆城，13岁就敢于因主考官出僻题愤而罢考，16岁就因“聪颖而不端谨”而被清四川总督取消官费留学资格，17岁就到日本自费留学，19岁就撰写出“从古所无”的《革命军》一书，可惜他20岁便死于狱中。 邹容是一个典型的重庆崽儿，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何等爽快！清政府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他不愿章太炎一个人为《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受罪，第二天就自动“投案”，除非重庆崽儿，其他人可能真的难有此等壮举。“英雄一入狱，天地也悲秋。”何等壮烈！“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同尔，同兴革命军。”又是何等的豪情、何等的气魄！ 近一个世纪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皇帝早已被打倒，帝国主义也被赶出了国门，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已指日可待。虽然如此，重读邹容的《革命军》，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强烈的震撼力。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 “顺乎天应乎人，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去奴隶而为主人……” “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免满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嗟呼！嗟呼！革命革命！得之者生，不得则死……” 重庆历史上的文人学士总还有那么一些，但谁能与邹容相比？重庆历史上文人学士写的那些文章书籍，又有哪一篇哪一本能与《革命军》相比？至今为止，重庆可能只有《革命军》一书能够进入中国的的历史文化宝库。《革命军》是重庆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永远都应当记住邹容为重庆作出的贡献。可惜，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人问问，知道邹容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多。好在如今南区公园那儿还有一座邹容纪念碑，解放碑那条南北向的大街还叫邹容路，还可以不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4）饶国梁 去大足北山看石刻的路上，有他的塑像。他18岁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等人同学。如果他也走刘湘、杨森们的路，说不定后来也是军阀混战中的一方诸侯。可是，他一毕业，就弃职离军，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1911年2月在广州起义中受伤被俘，然后被害，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辛亥革命中，重庆曾是革命中心之一，像饶国梁这样的重庆崽儿不少。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就还有熊克武、但懋辛、淡春谷等人。熊克武在广州起义中受伤，还是但懋辛将他救出来的。辛亥革命的功劳不用多说，但革命后四川却陷入了二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之中，不少参与过辛亥革命的人也陷进了军阀混战中。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与刘湘、杨森们还有所不同，但给重庆造成的灾难却同样不可估量。这与几十年后的文革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开始，大家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后来却演变成争权夺利，从“文斗”到“武斗”，到开着军舰、坦克，打着大炮、机枪的“战争”，把个重庆城打得稀烂。重庆崽儿的“革命热情”，一次二次地向历史的反面发展，这其中的教训应当认真总结、认真吸取。 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后来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她买下虎头岩下的红岩嘴开办农场。1939年，她将红岩村的房屋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因此扬名天下，重庆也因此有了所谓的“红岩精神”。 （5）刘湘和杨森 这两个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一个阴沉，一个暴躁，一阵子是兄弟伙，一阵子是死敌，一会儿刀枪相见，一会儿又握手言欢，在那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中杀过来打过去，重庆城在他们的混战中吃尽了苦头。 刘湘是个人物，不过十来年，就从一个小小的见习连长混到“四川王”的位置，这其中，重庆给他出的力最大。作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庆有雄厚的财力物力，谁占据了重庆，谁就有了称霸四川的可能。因此，各路军阀都看中重庆，都千方百计要来争夺重庆，围绕重庆的战事也就特别多，重庆也就特别遭殃。刘湘占据重庆后，力量猛增，建立了空军、“海军”，终于打败了亲幺叔刘文辉，成就了“霸业”。 杨森也是有名堂的，只是比刘湘差那么一点，眼看要当“四川王”了，却又被赶了下去。几起几伏，时乖命蹇。可大多数重庆人只知道他有数不清的小老婆，只知道他连自己的儿女有多少也说不明白，却不知道他是如何发迹又是如何衰败的。 不过，刘湘、杨森都为重庆的市政建设立下了功劳。重庆的旧城墙是杨森下令拆除的。特别是他下令打开闭门，大大方便了城内城外的交通。杨森还规划过江北新城，并在江北城修过重庆的第一条马路，还准备修第一条铁路。刘湘及其部下潘文华对重庆的市政建设更是出了大力气的，自来水、电灯、公共汽车、通远门外的新城区、广阳坝飞机场……都是他们建设开创的，连重庆大学也是刘湘兴办起来的。因此，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们。 （6）杨闇公 杨闇公死得太惨，死前被割掉舌头，被挖去双眼。重庆人搞严刑很有一套，军阀王陵基那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否有什么“传统”，难以考证，且不论。后来的军统监狱是继承了他的传统的；文革中，两派抓到俘虏，也都予以酷刑，也是继承了他的“传统”的。难道重庆人的另一面就如此残酷？ 1927年的“3·31”惨案死了那么多人，土生土长的军阀更无人性，杀起人来更下得了手，哪怕是孩子也敢用机枪扫射，而且还不准人去收尸。“3·31”是重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与“11·27”并列，重庆人不应忘记。如今，站在佛图关杨闇公的塑像前，每个重庆人都应当想一想，自己的本性中有不有那残酷的因子？如果碰到可以以强凌弱时，可以以光面堂皇的名义处罚他人时，自己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残酷”？ （7）卢作孚 靠一只浅水小客轮起家发展起来的民生公司，应当是重庆人另一大骄傲，而卢作孚本人也应当成为每一个重庆人学习的榜样。民生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大民营航运企业后，卢作孚依然是芝麻布制服，不骄不躁，简朴踏实。哪像今日的一些小老板，生意还没有做大，就开始“爆发”，穿金戴银，包妓养“二奶”，吃不完要不完的样儿。 只是我一直没有想通，像卢作孚这样经历过大江大海的人，为何要那样去自杀？不过，我又想，他当年不自杀，后来也一定要自杀的。有几个正直而刚健的人经受得了后来那样的政治运动？经受得了那样的“文攻武斗”？ （8）蒋介石和毛泽东 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在重庆待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但他们的业绩主要不是在重庆创造的，重庆只是他们在抗战时的一个舞台，严格说来他们不应列入到重庆名人中来。但《重庆名人辞典》将他们也归入重庆名人，那也只好说几句吧。 蒋介石在重庆住了八年，毛泽东只到过重庆两次，都只能算作是重庆的过客，但这二位又的确给重庆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在重庆相聚的那几十天，在现代中国史上是非有不可的一页，是很有韵味的一场好戏。 蒋介石对重庆是有感情的。早在1918年，受四川省长杨庶堪（沧白）推荐，准备让他到重庆来当四川警务处长（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哪知，他兴匆匆赶到重庆，却因四川地方势力的反对，只得怏怏返沪。那时的重庆很破烂，但他很可能就喜欢上了重庆。1935年，他再次来到重庆，就决定一旦与日本打起来，要将重庆作为陪都。于是，他赶着鸭子上架，逼着刘湘打红军、修公路、搞建设。抗战八年，他几乎一直呆在重庆，不住歌乐山的林园，就住黄山的云岫楼。重庆解放前，他又接连两次来到重庆，最后一次一直呆到解放军快要进入白市驿机场才走，那恋恋不舍的滋味也真让人感动。 不知道毛泽东对重庆的感情如何。第一次来重庆，他相当潇洒。虽然是身入虎穴，却谈笑自如，会旧友见新朋，赠诗说史好风流，那胸有成竹的大智大勇倾倒陪都，倾倒重庆。可是，他第二次来却那样匆忙，只到重钢和建设厂看了看，住了一晚就离开了，从此再没有来过。文革中，他也关心重庆，知道重庆有“八一五”，有“反到底”，还有一篇《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的文章，还说过这篇文章已被“反到底”批得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老人家在延安住了十来年，后来都没有再回去过，甚至也没有像关心重庆这样关心过，作为重庆人，我们也就不能再对他有什么苛求了。 （9）周恩来 重庆有红岩村，有周公馆，周恩来为重庆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重庆毕竟只是国民政府避难的地方，周恩来在重庆也只是留下战斗的足迹，对重庆的影响随着其人的离去而消退。这与中国现代其他名人几乎完全相同。红岩精神也好，陪都文化也好，似乎都是外来的、临时的。如果重庆人不能自觉地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些所谓的文化对重庆的影响就将变得很小，甚至湮灭。 （10）江姐 江姐是“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革命先烈的代表。江姐原籍虽然不是重庆，却从小就来到重庆，理应算作重庆人。在她身上体现了重庆女性坚韧顽强的品格，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往手指尖里钉竹签子，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都不能使她屈服，古今中外可能再也难以找到这样坚强的女性！而且，她的个人人格又是那样高尚，那样具有魅力。罗广彬是军阀罗广文的弟弟，受她的影响，也毅然参加革命，至死都对她充满敬意。任何人站在她面前，可能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11）邓小平 很可惜的是，邓小平在重庆工作的时间太短，前后只有两年。如果他能在重庆多干几年，重庆的面貌可能更有所不同了吧？ （12）刘伯承和聂荣臻 这是重庆出的两位元帅，也很可惜的是，刘伯承只在重庆工作了一年，而聂荣臻却从来没有在重庆工作过。年轻时，刘伯承在四川重庆打过不少仗，被誉为“川中名将”。如果他不离开四川，也难以有后来的成就。而聂荣臻年轻时离开重庆后就几乎没有回来过。重庆人要创造一番业绩，最好还是像他们一样，敢于走出去。走出去见了世面再回来，也是不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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