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天已放晴。我和毛娃走在通往盛先生家的路上。这里到处都是绿草如茵，鲜花遍地，清清的小河上，有一条小桥，桥的当中，有一个蘑菇形的小亭。多么美丽的地方啊！ 将到门口，我拉住了毛娃，轻轻地对她说： “你进去看看，如果他们家出了问题，我们就赶快走。” 毛娃推门进去看了一会，就回过头来向我招手。 这是一个儿女太多的贫苦的家，客厅里只有两张破旧的沙发，和一张破旧的桌子。墙上挂了十几张语录和毛泽东、林彪的像。孩子们跑上楼找大人，我和毛娃在沙发上等着。 过了好一会，盛伯母下来了，她是一个漂亮的妇人，穿着一件肥大的黑色旗袍。她不断地盘问我，用不安的眼光向我打量了很久，我再三向她阐明来意，她才转身上楼。 不知等了多久，盛伯伯才走下楼来。我愕住了，６年不见，那么红润而又风趣的先生，竟变得又肿又黄。我不认识他了。 “你是谁?”他也不认识我了。 “我是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 “啊！想起来了。你最近有没有看见盛中国？”他迫切地问我。 盛伯伯亲自给我们倒了两杯茶。他之疼爱儿子是很出名的，再也找不出比他更疼儿子的父亲了。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问着他的儿子，伤心地擦着眼泪。我承认我和他的儿子曾经很熟，但他还是讲得太多了。他儿子的婚姻，使他很伤心。 “我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些有关爸爸的消息。”我终于打断了他的话。 “上个星期六从中央音乐学院来了几个学生们。讲了很多你爸爸的事，他被打得很厉害，盛中国也写信告诉我你爸爸的事，说他被打得皮破血流。”他用很轻的声音结束了最后一句话。 告别的时候，盛伯伯一直送我到很远，我告诉了他四姨的地址。 “幸亏你们都走了，”他说，“否则你们也要挨打，尤其是你的妈妈。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安全吗?”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叫他不要再送了。 回到家，我在妈妈的追问下把全部事实都讲了出来。 “过两天我买一张火车票，回北京看爸爸。”我说。 “你小心一点，”妈妈说，“征求一下盛伯伯的意见。” 隔了一天，我又和毛娃坐公共汽车去找盛伯伯。汽车上学生们不停地带领大家念语录，唱革命歌曲。市中心一个大公司的墙头有一张红纸黑字的标语，写着：“红 色 恐 怖 万岁！”看起来，北京的学生们到南京煽的革命之风，点的革命之火很起作用。我这次我盛伯伯是中午下班的时候，一些被斗争完的男女教师，低着头走在回家的路上，后面一群学生们，不停地大声喝骂。因此，我这次来看盛伯伯，他已经无法掩盖心中的慌张了。 “现在可以肯定，你爸爸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盛伯伯说，“我没有权力不许你去看他，不过你要做好精神准备，大家斗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态度很好。” “现在已经捉黑帮啦！我爸爸可以平反了。”我说。 “这个运动，不是党员就不要紧，总有平反的一天。不过捉黑帮只是刚刚开始，一切事情都很不稳定，例如说，这些日子到处宣传不许武斗，可是，就在昨天，隔壁那个中学，有个学生坚持要武斗，结果用刀子把一个老师的腿刺穿，那个老师淌着血一直跑到医院，几个学生们一直在后面追。”盛伯伯说。我失望地告别了盛伯伯，疲倦地走在那条似乎变得更长的路上。 现在是学生们的天下，学生们可以无法无天，可以不听话。大家都恨学生们，怕学生们。不用戴红袖章，就是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就很可以装出一副吓人的模样。因此，当我和毛娃饿得要命，想吃饭的时候，所有吃饭的大小铺子都一无所有了。我和毛娃又累又气，买了一些饼干，走进大饭店里那些已经不许人进的收拾得很干净的房子里，拿起那些已经洗干净的杯子，打了满满两杯茶水，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又吃又喝，尽管我们把桌子弄得很脏，店员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拿着几张草席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客气地问道： “你们吃完了吗？我们要在这里休息。” 我们满不在乎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扬长而去。 在街上，我到处看大字报，好几张捉拿逃亡者的通牒，通牒上有照片，这些照片有许多是青年学生。我不由得一阵心慌，拉着毛娃赶紧回家。 学生们不断发展壮大，毛娃也被选上了。当她拿袖章回家的时候，她满脸通红地把它藏了起来。看到毛娃得到这种光荣，四姨爹慈祥的脸露出了微笑。毛娃却不以为然，她痛恨学生们，没有想到她自己会当上“学生们”。 宣传车到处呼喊：“这个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对危险是有估计的，我无论如何不肯让妈妈和我一起回北京，我只给自己买了一张火车票。但妈妈很不放心，她亲自和四姨一起到售票站，退掉我的票，换了两张一起回北京的票。 ９月上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生们“炮 打 司 令 部”的高潮，南京的市委也危在旦夕，性命难保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