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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200人。哈马斯方面，除了在地面抵抗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进攻之外，不时以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城市和定居点；以色列则在受袭后迅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开始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进行持续轰炸，并调集兵力发动攻势，坚持以清缴哈马斯为最终战略目标。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关系，美国的态度和动向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美国一方面在资金、军事力量、政治态度等环节，给予了以色列全方位的战争支持，一方面又在强调希望以色列避免事态升级，并积极斡旋推动冲突降级。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已经被卷入了巴以冲突之中，成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非对称战争中的一员。而美国不愿直接卷入军事冲突，正是基于这一个事实：二战以后美国对外发动的非对称战争，往往以失败告终。本文就通过理论整理和案例分析，揭示了美国的非对称战争总是以主动退出的方式宣告失败的原因。 美国非对称战争的失败，很重要的根源在于：面对外部威胁时，美国政治精英有对威胁进行夸大的惯性，而夸大的外部威胁使得其政府认为有必要发动对外战争。然而，随着时间和战争推进，美国在战争中投入的人力、资源不断增加，国内精英对战争投入导致的国内政治威胁和外部威胁的强弱对比会发生变化，在国际层面上，新的事态发展也会使美国政治精英对新“威胁”更加关注，对原有威胁的认知急剧下降。对威胁认知的“流散”，带来改变政策的最终判断，进而推动美国政府做出退出战争的决定。 历史事实提示出，在弱势方抵抗态度足够强硬的条件下，强势一方发动的非对称战争获得“胜利”的空间非常有限。在战争投入增大，对威胁的判断发生改变后，强势方更有可能调整政策，主动撤退。在巴以冲突依然牵动各方神经的当下，美国及其盟友对外的各种强势竞争性活动，都可能具有类似的动机和发展轨迹，应对方选择或综合运用表达斗争意愿、利用复杂国际环境、适当示弱等方式，都有可能对局势产生影响。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国际经济与政治》，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左希迎来源｜《国际经济与政治》▲ 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被炸毁的房屋。图源：路透社 一般而言，在非对称战争中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能赢得战争，实力较弱的国家往往会输掉战争。据此逻辑，作为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应该比较容易赢得战争胜利，这似乎也符合日常感观：美国国力强大，武器装备先进，美军士兵作战经验丰富。然而，历史事实却与这一逻辑大有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弱者直击强者软肋并战胜强者的史实一幕幕上演。根据帕特里夏·苏利文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大国发动的122场军事干预中，39%的战争都没有实现其最初的政治目标；美国在1946年至2002年期间共有34次军事干预，其中10次最终不得不以撤军收场。如果细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更是败多胜少，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都没有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美国结束战争的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大多遵循了先增兵、后撤兵的路子，有学者将其称为“以正确的方式失去战争”。那么美国为什么会经常输掉战争?美国为什么选择退出一些在军事行动上占据优势的非对称战争?思考以上问题具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首先，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非对称战争中实力较强国家的行为模式，加深对非对称战争的认识。其次，有利于我们思考21世纪以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进，加深对其战争行为模式的研究。最后，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前国际社会中的重大安全议题。在诸如朝鲜核问题中朝鲜与美国的战略博弈、阿富汗战争中塔利班如何抗击美国以及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中，它们与非对称战争在战略博弈的逻辑上有诸多相通之处。为此，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试图给出一个新的解释。事实上，对于非对称战争中实力较强国家为何输掉战争，学术界已经有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越南战争以来，诸多学者试图在理论上给予回答，并给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解释。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民主国家论、反叛乱学派、利益不对称理论和战略互动学说四种解释。在讨论为何大国会输掉小型战争时，西方学术界往往会从政治体制寻找答案，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民主国家对战争的敏感性。在谈及民主国家输掉小型战争时，吉尔·梅伦在其研究中强调民主国家介入反叛乱的政治脆弱性和社会进程。乔纳森·卡弗利系统分析了民主国家输掉战争的内在逻辑。他在文章中以美国输掉越南战争为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其一，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要考虑到选举的因素，因此民意和选民的偏好会塑造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其二，反叛乱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并可能造成巨大伤亡，而这正是民主国家难以承受的政治成本。其三，为了降低政治成本，美国领导人往往会增强火力、增加军费，通过加强装甲、炮兵和空中力量来平定叛乱，因而美国的战略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资本—火力密集型战争。综合三个方面，大体上与传统学术界对美国在战争中的“伤亡恐惧症”的讨论相一致。然而，学术界亦有不少研究与这一观点相左。在一些学者看来，民意和美国选民的偏好并非理解约翰逊政府战略的关键，经验也不支持卡弗利的观点。在越南战争中，尽管约翰逊政府知道快速赢得战争希望渺茫，然而民主过程却迫使约翰逊继续扩大战争。另外有一大批学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民主国家更容易赢得战争。有学者通过分析1816年至1982年国家间战争的数据得出结论，民主国家作为战争发动国时有非常大的可能赢得战争，民主国家是被打击对象时也更容易赢得战争。在理论机制上，有两个代表性的解释：其一，由于民主国家政治上透明，偏好比较稳定，因此更容易与伙伴进行合作，也更容易赢得战争。其二，国家普遍存在导致帝国主义的寻租行为，在这一点上，民主国家的偏好最低，并且控制整个国家的成本很低。与之相对，集权国家的这一偏好很高，控制国家的成本也很高。由于受到国内社会限制而难以寻租，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收入更高，会在安全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政策上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也容易形成反对集权国家扩张的联盟，因此更容易赢得战争。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与国家能否获胜没有相关性。迈克尔·德希认为，从历史经验和逻辑上来看，民主国家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更容易赢得战争的观点并不成立，政治体制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其在战争中的行为。贾森·莱尔利认为，既有研究基本是无差异研究设计，仅仅验证民主国家，并且没有控制混淆因素，认为民主国家容易输掉战争存在诸多问题；如果同时考虑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并控制混淆因素，就会发现民主和战争结果两者并没有关系。针对如何应对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小规模的游击战，学术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反叛乱学派，他们主要讨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犯的错误以及如何赢得反恐战争。对此，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在《陆军与越南》一书中认为，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陆军的军事学说仍然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主要是为了应对大国战争。这一军事学说强调战争中压倒性火力的重要性，强调摧毁战术和消耗战，追求通过强有力的火力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员伤亡。然而，美军忽视了反叛乱作战在越南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没有赢得战争。约翰·内格尔也赞同这一观点，他通过对英国在马来亚和美国在越南这一成功一失败两个案例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反叛乱中应该学会“用刀子喝汤”，适应叛乱组织的战略战术。对于以上观点，另一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回顾历史，约翰逊决定扩大战争后，对越南北部进行轰炸，并大规模派出地面部队，使得越南战争演变为一场常规战争。在战争方式上，以美国驻越南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为代表的军方主张采取消耗战略，谋求扬长避短，弥补兵力不足带来的劣势，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绝对优势的巨大火力，以最快的速度击败越南军队。安德鲁·波特尔认为，威斯特摩兰在越南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是合适的：从战争形势来看，越南南部战场并没有给美军留下太多的选择空间，美军面对的威胁并非游击队，更多的是来自越共的主力作战军队。戴尔·安德雷德同这一观点，他认为，越南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在南部进行了常规部队建设，当1965年美军地面部队进入之时，在越南战场面临的就是一支大型、强大的常规军队，因此威斯特摩兰的选择是正确的。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利益不对称理论，代表性的学者是安德鲁·麦克，他在1975年于《世界政治》杂志上刊发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经典理论。他指出，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证明，占有压倒性常规军事优势的大国在发动与小国的战争时不一定能赢。在非对称战争中，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战争的输赢上利益较少，但是具有较高的政治脆弱性。对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则关系到其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从相对权力和相对利益的角度来看，当战争的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已经触碰到实力较强国家的政治成本的底线时，战争往往会以实力较弱国家的胜利告终。在利益不对称的格局中，实力较弱国家的战略意志可能是战争的关键因素。第四种观点则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实力较弱的国家两者间的战略互动来寻找答案。伊万·阿诺奎因—托夫对过去两百年间以弱胜强的战争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些战争在军备和军队数量上的差距至少达十倍以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实力较弱国家的胜率也接近1/3。他认为，战争中强者和弱者的战略可以分为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所谓强者的直接战略是军事打击，间接战略是暴力行为，而弱者的直接战略是军事还击，间接战略是游击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组二乘二的互动机制。因此，当强者采取直接战略，而弱者采取间接战略时，弱者往往能胜；当强者使用间接战略，弱者使用直接战略时，强者往往会输。考察强弱之间的互动态势，更多是基于弱者的选择，分析其行为逻辑对战争结果的影响。综合以上四种理论与学说，它们从独特的路径出发，对实力较强国家为何会输给实力较弱国家这一问题提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理论与学说有以下三个优点：其一，在详实的数据统计和历史案例分析基础上构建理论，微观基础比较扎实。其二，这些研究大多考虑到了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尤其是民主国家对战争成本的敏感性。其三，这些理论与学说大多估计到了强者与弱者的战略互动，尤其强调它们在战争利益上的不对称。当然，这些研究多是出自美国学者之手，往往过于强调国家政体类型的区别，对非对称战争中大国是非民主国家的情况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将淡化政体类型的影响，考察美国作为普通国家如何进行战略评估，进而退出战争。本文认为，美国退出无法赢得的非对称战争，这是因为它最初评估的外部威胁在战略实践中逐渐流散，美国在战略再评估时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出现了重大调整。所谓威胁流散，是指美国政治精英往往倾向于夸大外部威胁，一旦其政治成本上升，造成威胁评估的流失，决策者将倾向于调整战略。因此，本文将考察美国评估的外部威胁在客观和主观上是如何逐渐流失的，这成为我们理解美国输掉非对称战争的关键。在理解美国参与或退出战争时，需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发动战争是国内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评估后应对外部威胁的战略决策。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有三个基本前提需要进一步阐述。首先，政治精英是战争过程中的决策行为体，因此需要关注政治精英如何进行威胁评估。一方面，政治精英是考察美国战争决策时最为关键的决策行为体。对于这一研究路径，学术界已经有了大量研究。事实上，在美国能够参与战争决策的是一个数量不大却相对集中的小集团。每次参与决策的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大体固定，但是在不同政府、不同战争和不同时间有所差别。一般而言，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财政部部长、商务部部长和相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参与战争决策。此外，总统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邀请特殊顾问参与这一过程。由此，另一方面，在研究美国退出战争的决策时，以上政治精英对威胁的评估是需要关注的核心因素。在理论上，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的评估主要从力量、意图和历史记录三个因素来衡量，但是现实中可能更加复杂。其次，政治精英在威胁评估时，可以通过对手的过往表现来判定，也可以通过现实力量对比来权衡，但是在研究中，我们应该兼顾这两种研究路径，将现实权衡和过往行为融合在一起。最后，在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假定政治精英是理性的，他们能够对发动或退出战争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盘算，进而有一个大致的评估。不过，这并不否认政治精英具有夸大外部威胁的冲动，尤其是在发动战争能够实现诸多政治目的的时候。换言之，美国政治精英在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时的威胁评估都在国家利益的区间内，政治精英只是选取了收益或成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些选择则由国内外环境和政治精英的偏好共同塑造。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对手作战能力的增加，实力较强国家的政治精英更有可能低估对手决心上升给战争带来的代价。本文聚焦于美国发动战争以后面临的威胁流散以及政治精英的威胁再评估和政策校准。对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美国在战争期间威胁流散的三个核心观点。第一，当美国国内决策者认为继续既有军事战略的政治成本大于改变此战略的政治成本时，往往改变对外部威胁的评估。既有军事战略是基于对以往外部威胁的评估，因此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的政治成本。如果美国身处战争状态中，其军事行动中的军费开支、人员伤亡和战场表现带来的政治成本将慢慢聚集。即使美国没有完全输掉战争，其现有的军事政策是否合理、军费开支是否过大和国内支持度是否足够都成为影响威胁再评估的重要因素，并产生一定的政治成本。如果这些政治成本积少成多，并最终超过美国终止执行既有军事战略所导致承诺可信度丧失的政治成本时，决策者将调整威胁评估。第二，当国际体系中出现更为严峻的威胁时，美国国内决策者会选择终止既有军事战略。美国在全世界拥有众多战略利益，因此也要面对更多的麻烦。不仅在亚太地区，美国在中东、中亚和欧洲等地区都面临挑战。因此，一旦国际体系中出现了更为严峻的外部威胁时，美国国内决策者会进行外部威胁的再评估，并做出战略调整。第三，如果战争爆发时，美国国内决策者过度夸大了外部威胁，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压力的上升，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会下降，美国会选择终止既有军事战略。为何美国会夸大外部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存在着夸大外部威胁、过度反应的意识形态根源。有学者就认为，美式自由主义才是使得美国如今不自由的真正原因。特别是美国对九一一事件过度反应并视恐怖主义如此危险的原因，与其说是对其机体的威胁，不如说是对其生活方式存在威胁。其二，美国还存在战争冲动的制度根源，尽管美国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试图约束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但是在政策实践中经常失灵。其三，作为一个霸权国，美国需要应对大量的外部挑战，在国家安全认知上容易存在过度恐惧、怀疑和担忧，预防性战争成为其自然而然的战略选择。考察以上三个观点，不难得出美国先前评估的外部威胁存在三个流散机制。首先，对决策者而言，威胁可能会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美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战争的整体走向都会塑造国内民众的态度。一旦战争成本过高，久而不能取胜，支持战争的国内民众将缓慢流失，并有可能走到反对战争的一面。如果国内政治压力达到一个均衡点，美国将面临停战和撤军与否的问题，这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态势下，美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停战或撤军，有可能损害美国对盟友以及国际社会承诺的可信性；如果不停战或撤军，美国决策者则将面对国内观众带来的政治成本。在这个均衡点上，其发展趋势将是国内观众的政治成本持续增加，而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逐渐流散。其次，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可能会由甲转变为乙。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各国的力量格局变化以及军事战略调整，一个国家的首要威胁会发生变化，首要威胁可以由一个国家转变为另一个国家，由一个议题转变为另一个议题。尤其是在守成国相对衰落的时期，挑战者往往被视为头号对手。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加速，使得美国必须调整大战略，转变将恐怖主义视为首要威胁的思路，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最后，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会急剧下降。决策者对外部威胁认知下降主要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从外交决策的角度来看，决策者在评估威胁时往往倾向于夸大外部威胁，为自身军事战略寻找合理性，由此导致了所谓的威胁通胀或威胁泡沫。而军事战略一旦进入实践阶段，往往会导致决策者重新对外部环境进行再评估，其对威胁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例如，美国冷战期间针对东南亚地区形成了多米诺骨牌的战略信念，由此夸大了外部威胁，并发动了越南战争。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美国决策者逐渐意识到这一信念的重大问题，并逐渐调整了军事战略。再例如，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对两场战争有诸多错误假定，高估了战略、低估了困难，并最终令美国陷入泥潭。其二，领导人更替导致对外部威胁认知的变化。在总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可能发生更替，新总统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会与前任总统截然不同，并由此导致军事战略的调整。在威胁评估过程中，美国政治精英还会根据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进行重新评估，进而对政策进行校准。因此，美国政治精英对于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的处理就成为政策校准的重要因素。对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两个因素的加工是通过学习机制来实现的。学习行为可以分为负面学习和正面学习，前者是指从本国和他国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后者是指学习本国和他国的成功之处。在政策执行阶段，这两类学习行为会潜移默化地促使决策者重新审视既有威胁评估，并对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进行比对，从而起到政策校准的作用。一是正面强化作用，即历史上一些正面的榜样和现实中的实践强化了政治精英既有的威胁评估。一方面，经验即正面的榜样可以强化政治精英的威胁评估。在外交政策中，决策者从经验中学习，并且通过从经验中获得的推理来影响自身行为。经验不仅会增强自我对外部威胁评估的信心，强化对外部威胁的判定，而且会窄化对方案的选择，缩减决策者选择菜单上的方案。在这两个方面，政治精英都会依据自我信念，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势进行认真比对，从而校准已经执行的政策。另一方面，实践也会推动政治精英对威胁进行重新评估，进而推动自身转变，并调整既有政策。有些时候，政治精英在实践过程中甚至会将规范内化到自身，进而导致行为模式发生转变。更多时候，决策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学习，推动自身组织体系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政治精英的战略学习能力也非常重要。具体到军事学说上，一国领导人必须提升自身学习能力，汲取经验教训，及时学习成功的军事学说。特别是在战场上，如果一种军事学说指导下的军事战略效用不大，则需要领导人及时提出新的军事学说，根据战争形势调整军事战略。在更深的层次上，领导人更需要以新军事学说为指导，推动军事制度的变革。其中，政治精英对实践和历史两者的对比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二是负面强化作用，即历史教训通过决策者的类比作用强化或弱化了既有的威胁评估。历史上，类比一直对决策者的威胁评估起到重要作用，慕尼黑类比和越南战争类比时刻提醒着决策者，不能重蹈覆辙、再犯历史上的错误。从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美国对于两国之间权力转移的忧虑增加。尤其是当中国实力接近美国时，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古希腊时期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出现也是基于这一类比。有学者就指出：“领导人可能会根据以往的经历和历史实践，与现实进行比较，通过类比或学习历史经验，制定出反映信念体系学习效应的政策。”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中的洞察力、类比和叙事是美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关键途径。就美国军事战略的过程而言，这就是政策校准的过程，政治精英在这一过程中时常面临困境。有学者意识到，政治精英试图正确地使用历史教训造成了两个困境：一个是平衡问题，知道多大程度上依赖历史为指导以及多大程度上忽视它；另一个是选择问题，从经验中获得的某些教训会与另一些相矛盾。也就是说，每一次决策面临的外部环境都是新的，历史有可能会重复，但是不会简单地重复，政策校准的内在逻辑一般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于政治精英进行政策校准而言，是否选择以历史为指导，或者多大程度上以历史为指导，始终是要面临的艰难选择。对文官和军人战略家而言，避免错误的类比始终是重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产生了两种校准方式，这更多是理论上的推演。在现实中，这种校准方式发挥多大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往往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具体选择。厄恩斯特·梅就认为，政治家对历史的使用一般都很糟糕，这无疑令理论研究者非常沮丧。事实上，历史记忆往往过于深刻，成为决策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使其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大为下降。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军对越南战争的长久历史记忆。越南战争后美军在军事战略上形成了越南迷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海湾战争，甚至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都仍有类比。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撰文指出，美国不应该沉迷于对越南战争的情绪性曲解。然而，这种认识却难以抹除。越南战争的迷思仍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美军的军事战略，不仅强化了某些信条，也弱化了另外一些信条。在案例研究部分，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参与的众多战争中选择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美国输掉了两场战争，因此属于强案例检验。从重要性来看，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其惨痛教训对美国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深刻影响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阿富汗战争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核心，虽然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取得了辉煌战绩，然而始终没有实现既有政治目标，时至今日仍然非常棘手。因此，本文将以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表现，进一步阐述本文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试图让中国成为“四警察”之一，作为构建战后远东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然而，中国革命的成功使得美国这一设想落空。随后美国加强了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积极介入越南南部事务，并最终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回顾历史，美国介入越南事务是基于它对当时远东时局和越南南部地位的战略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中国国民党退出大陆以后，美国战略界出现了环形防线的设想，即美国需要维持从阿留申群岛、日本、菲律宾、关岛到越南南部这条环形地带的防线，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系列文件系统研究和制定了美国的亚洲政策，在亚洲培育力量抵制苏联的扩张。文件指出：“共产主义的权威在中国的扩展意味着我们政治上的惨痛失败，如果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一扫而过，我们将遭受重大的政治溃败，其影响将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澳大利亚也会暴露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如果分析美国这一时期的环形防线，不难发现美国的战略设想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美国没有将朝鲜半岛南部划入防御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苏联的战略误判。第二，尽管美国战略界承认台湾地区在地缘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环形防线最初并没有把台湾地区纳入防御范围。第三，尽管处于中南半岛的大陆上，但是越南南部却在战略设计上被美国纳入了环形防线。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冲击了美国的设想。朝鲜战争迫使美国重新调整亚洲政策：其一，美国将朝鲜半岛南部划入防御范围。其二，重新防卫台湾地区，强化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其三，美国将其承诺逐渐清晰化，尤其是对越南南部的承诺得到强化，这为美国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进而介入越南内战奠定了基础。1952年6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4/2号文件系统阐述了其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路线。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国家面临威胁的评估出现了重大变化，因此美国积极干预越南南部事务，取代法国在越南南部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4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被要求评论印度支那对自由世界的重要性时，他提到了多米诺骨牌理论。他指出，如果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那么最后一块很快也会倒下，因此美国必须在最开始就保持最强大的影响力，避免相继失去缅甸、泰国、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1954年5月24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正如我们所发现的，这一地区的形势可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我们正在努力改变它，以保证这不会出现，这就是集体安全的理论……并且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创造一种多米诺骨牌理论不适用于东南亚的局面。”在这种思路之下，1954年9月8日，美国拉拢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到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多米诺骨牌理论不仅没有淡化，反而随着越南南部局势的恶化和老挝危机而愈加盛行。在1963年4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总统在回答关于老挝危机的问题时，承认老挝就是一块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1964年6月9日给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备忘录里，国家情报委员会详细阐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重大影响，即如果不加以干预，越南南部和老挝会倒向共产主义，并且如果越南和老挝倒下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化，并有可能扩展到这一地区之外。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不仅仅美国充斥着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使是东南亚国家也同样弥漫着这种悲观情绪。辩护者主要从两个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其一，从有限理性的视角来看，决策者在特定条件下恐惧多米诺骨牌倒下并非不理性，尽管这一隐喻在越南战争中声誉沦丧，但是其对于遏制小型冲突或革命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决策者需要考虑到美国承诺的信誉。对于为什么失去一个小国会有如此大的结果，美国战略家一般援引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中美国承担的义务，即如果美国不信守承诺，其他国家就会怀疑美国承诺的可信度。因此，对决策者而言，早一些介入更容易产生效用。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威胁评估时在可选择区间里将威胁评估最大化，并以此制定政策。从战争的过程来看，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反叛乱时期，时间跨度为1961年到1964年。1961年肯尼迪上台以后，将反叛乱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此作为重要指导思想，通过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训练越南南部军队，并帮助越南南部军队平定叛乱。支持这一军事学说的领导人主要是肯尼迪、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肯尼迪、麦克乔治·邦迪、莱曼·兰尼兹尔等人，他们支持成立了“反叛乱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政策规划和协调机构。国防部加强对这一学说的研究，并在1963年和1966年分别出台了陆军野战手册《反游击战行动》（FM31－16）和《平定计划与越南南部的长期发展》（PROVN）。随着越南南部局势的恶化，美国派往越南南部的军队越来越多，特种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第二个阶段是常规战争时期，从1965年开始到1975年战争结束。随着战争形势的逐渐恶化，1965年3月2日，约翰逊批准了“滚雷行动”，对越南北部进行大规模轰炸，扩大了越南战争。与此同时，越南也升级了战争，将战争从人民战争转变为常规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美国赢得战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承担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进入常规战争以后，美国在越南战场愈加感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战略压力。第一，美国承担的军事成本和政治成本急剧攀升。一方面，美国在战场上需要花费大量的军费开支，并有大量的战争伤亡。根据美国的统计，1965年至1975年十年期间，美军在越南战场一共花费1110亿美元，按2011财年不变价美元相当于7380亿美元；在花费最高的1968年，在越南的战争开支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除此之外，美国还给予越南南部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再算上安置退伍军人的开支，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的间接经济开支也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开支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巨大赤字，并成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滞涨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也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一共死亡58220人，另外有大量的受伤和失踪人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政治精英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亨利·基辛格就曾指出：“我们决定性地打败了一九六八年越南的春节攻势，但是这次攻势对那些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所造成的震动导致了停止轰炸并使要求我们撤退的压力大大增长。”因为政府、社会和经济的本质问题以及越南北部为国家民族而战，因此越南北部的决心远比美国坚强。由于美国政治难以预测以及美国人普遍不喜欢漫长的、前景不明朗的亚洲陆上战争，美国的决心成为一个诱人的靶子。对双方而言，美国国内政治中支持和反对战争就成为关键，这一点双方领导人都清楚。1972年5月8日，尼克松在被问及是否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时回应道：“我们都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真实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是否还在乎，美国人不关心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菲律宾。”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精英面临政治成本急剧上升，尤其是政治选举之时，这种压力更加凸显。第二，随着苏联日益强大，军事上咄咄逼人，美国面临的威胁正在发生转移。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作战之时，恰逢勃列日涅夫主政苏联时期。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快速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美苏实力对比快速拉近。在经济上，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84年的分析，196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美国的49%，而到了197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8%。在战略武器上，苏联更是快速追赶美国。在核武器方面，1965年苏联和美国分别拥有核武器的数量是6144枚和31139枚，而到了1975年，苏联和美国分别拥有核武器19235枚和27519枚，两国差距大幅缩小。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1965年苏联数量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然而到了1975年，苏联一举超越美国，并形成了巨大优势。在外交政策上，勃列日涅夫更是积极干涉国外事务，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美国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强大压力。第三，多米诺骨牌理论走向破产。由于美国政治精英最初过高估计了越南问题的威胁，在军事和政治成本上升、苏联威胁增大之时，战争威胁的流散是迅速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多米诺骨牌理论依赖于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事实前提的长链条，任何一部分不准确都将侵蚀理论的基础，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不准确的。在现实中，这一理论再也无法适用于越南战争。其二，描述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种类比判断其种类要容易，所有试图证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努力都证伪了它，并且给出一个对多米诺骨牌理论有效性的总体判断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必须是有条件的，并且它们在有限撤退和失去边缘的结果上几乎没有经验研究。其三，多米诺骨牌理论混淆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美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必须超越越南看待局势。对尼克松而言，美国的存在已经提供了真实可见的证据，即共产主义并不必然是亚洲未来的浪潮。1968年7月28日，在会见约翰逊总统时，尼克松指出：“让我们忘记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些国家更加强大了，它们能生存，最终我们能撤出，并且忘掉这一切。”随着美国内政的变化，尼克松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美国将调整其越南政策。尼克松上台以后，着手兑现竞选承诺，谋求通过外交努力和谈判以从越南撤军。从外交策略上来看，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构建比较理想的外部环境。尼克松上台以后，美国逐渐调整联盟关系，以获取盟友的支持和理解；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使其在越南战争中持有利于美国的立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谋求在对苏和对越博弈中占据有利的态势。其二，采取进攻行动，向越南施加强大压力。基辛格就任国务卿以后认为，对于决心持久作战的敌人，必须使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才可能使他们走向妥协。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加强越南南部的力量，挫败越南在这方面的一切阻挠。为了配合撤军谈判，尼克松政府在摸索中制定了进攻越南北部和轰炸柬埔寨的军事战略，以迫使越南北部就范。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反战运动高涨，这迫使尼克松政府重新评估战争态势，并试图与越南北部政府进行谈判。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尽可能淡化多米诺骨牌理论。尼克松在1969年7月29日指出：“我们终止越南战争的方式将决定我们在亚洲是否有切实可行的政策，一种美国不被视为打败、未来几年不会导致共产主义接管的安排，不一定将其视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越南战争后期，美国坚持边打边谈的策略，并且淡化多米诺骨牌效应，试图从越南全面抽身。1975年3月31日，在威廉·斯迈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里，他建议美国必须思考能做什么，以最大程度弱化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经过漫长的拉锯战，美越做了谈判和战争两手准备，中间穿插着战争升级，最终美国从部分撤军发展到全面撤军再到单方面撤军，至1975年4月30日，美国完全撤出越南南部，越南战争结束。九一一事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恐慌，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反应，并发动了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从美国战争过程来看，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流散，美国内部出现了战略辩论。奥巴马上台以后，逐渐调整了其政策，并最终撤出了战争。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美国的反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美国国内对九一一事件过度恐惧和反应。由于九一一事件本身性质的特殊性，美国公众和精英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时间爱国主义迸发，加大了美国的战略误判。其一，美国政府投入抓捕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中，在国内改善反恐情报系统，提高安全检查力度。其二，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国土安全法》，并依据此法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负责国内国土安全工作和应对恐怖主义。其三，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10月26日签署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授予政府因反恐目的而拥有不受限制的监听权力。其四，设立一整套新的国家安全入境出境登记制度（NSEERS），加强出入境管控。其五，2004年5月7日，独立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九一一事件调查报告》，全面回顾九一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次，调整战略方向，将恐怖主义界定为首要威胁。在小布什就任总统后，最初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然而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方向。九一一事件爆发后，美国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宗教极端主义和小布什政府都在尝试利用恐怖主义的场景，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充分利用了这一态势，践行自身的政治理念，其结果是美国对恐怖主义过度反应，在自由主义土壤中孕育了非自由主义的结果。为此，小布什政府又重新评估了外部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其首要威胁。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正在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分子作战，这个敌人并非一个政治体制，也非个人，抑或宗教、意识形态，这个敌人是恐怖主义，是针对无辜者进行的有预谋、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由此，美国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反恐战争。最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九一一事件爆发后，小布什政府迅速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视为敌人，并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2003年，美国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在战争早期，美国势如破竹，在战役和战斗中取得了巨大胜利。2006年以后，叛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陡然增加，给美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形势恶化，美国在越南的丛林里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大山里饱受游击战困扰的局面重现。尽管开局顺利，但是美军未能速战速决。随着叛乱和恐怖袭击的高涨，美国的“轻脚印”战略宣告失败。一方面，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急速攀升，美军的反恐行动得到了越反越恐的结果。据统计，阿富汗在2006年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有了爆炸性增长，其中自杀性爆炸袭击从2005年的27次增长到2006年的139次，远程遥控爆炸袭击从2005年的783次增加到2006年的1677次。随后，局势并未缓解，阿富汗在2007年总共出现了2615次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在此基础上，2008年又增长了26%，达到3294次；2009年的袭击活动增加了55%，其中简易爆炸装置占1/3。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重新恢复了战斗力。随着阿富汗战争的推进，“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组织重新恢复了战斗力。“基地”组织通过组织演变，利用新的网络积极动员反美力量，重新具备了与美国继续战斗的力量。这些“圣战”组织再次坐大，背后的真正原因是阿富汗政府的软弱，其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和秩序，也难以有效使用资源，执行政府政策。塔利班组织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它在部落地区建立网络，动员农村人口的支持，依靠在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屏障和帮助，抵抗住了美军的反叛乱战略。面对如此困境，美国战略界对未来的战略进行了辩论。归纳起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战略精英认为，恐怖主义是美国的首要威胁。对这些战略精英而言，恐怖主义使得美国面临长期战争的危险，在时间上可能持续几十年。尤其是美国已经发动了两场战争，因此需要一种长期战略。美国为了赢得战争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加强组织适应能力。一方面，美军应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有两个历史案例具有借鉴意义：一个是成功案例，即英军在马来亚丛林中反叛乱成功的案例，给美国带来了正面启示和历史经验；另一个是不太成功的案例，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遭遇，这对美军的影响尤为深刻。另一方面，美军需要进行组织学习，以适应战场形势。以往美军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为了应对大国战争，反恐战争使得美军的组织形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在组织形式上做出调整，以适应反恐战争的新战争形态。戴维·彼得雷乌斯就认为，美国必须持续评估局势，认定和分享学习到的教训和实践，努力做一个学习型组织。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凯西也指出：“为了建设和维持我们的灵活性，我们必须保持做一个学习型组织，快速吸取教训，分享它们，并将它们应用于当前和未来的问题。”2006年叛乱高潮后，美军基层军官和士兵很快就在战场上通过不断学习，改进了组织、指挥和战术层面的战斗能力；从战略形成的过程而言，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战略调适。这些战略精英还认为，只有反叛乱战略才能解决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遇到的战略难题。第一，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需要转变战争方式。内格尔认为：“当子弹飞时，士兵就在伤害的路上，并且关系到国家利益，陆军必须全力以赴以赢得已经发动的战争。未来冲突是重要的，但是当前的冲突是极其重要的。”在内格尔看来，如果不解决当前的冲突，美国可能输掉阿富汗战争，并重蹈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覆辙。所以，美国当前最为急迫的任务是打赢已经发动的战争，而非应对未来的战争。第二，反叛乱学派主张反叛乱行动以民众为中心。由于反叛乱要面对的是非常规的战斗组织，这需要一种综合全面的方法来应对。在反叛乱的旗帜人物彼得雷乌斯看来，最为关键的是人口的安全。他认为，不仅仅要保护平民的安全，还要进一步防止叛乱的发生。美军的这种反叛乱战略被吉安·金泰尔称为“以民众为中心的反叛乱。第三，国家建设是反叛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的战略精英很快就发现这两场战争跟以往战争的区别。由于两国的国家政权脆弱，重建也就成了战争的关键。对于这些战略精英而言，彼得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利斯特尔推动的战争方式是美国面临艰难环境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着“彼得雷乌斯的艺术”和“麦克利斯特尔的战争方式”。另外一些战略精英则认为，上述观点夸大了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小布什政府认为恐怖主义会长期影响美国社会，进而把恐怖主义幻想成敌人，并且做出了过度反应。这些精英认为，大国而非恐怖主义才是美国真正的首要威胁。面对复杂威胁，美军需要拥有赢得所有战争的能力。第一，对这些战略精英而言，美军仅仅应对恐怖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克雷皮内维奇认为，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美国在21世纪面临七种最为致命的场景，除了宗教激进主义的威胁，还有巴基斯坦崩溃、全球网络攻击、从伊拉克撤军和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等诸多挑战。也就是说，威胁的多样性迫使美国必须不只是关注恐怖主义，而应全方位地应对威胁。第二，这些精英认为，反叛乱只看到了一种威胁，无法应对所有威胁。与内格尔“让我们打赢既有战争”的观点相左，金泰尔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固然重要，但是过于依赖反叛乱的理念使得陆军有可能丧失应对未来威胁的能力，为此，美国需要建设一支赢得所有战争的陆军。所以对美国而言，是时候拆解指导反叛乱的《战地手册3—24》了。第三，这些战略精英也不赞同反叛乱学派对历史的类比。前文所提战略精英认为，美国要吸取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学习克雷顿·艾布拉姆斯 “心灵与智慧”项目的经验，避免威斯特摩兰式“搜索和摧毁”战略的错误。然而，金泰尔和道格拉斯·波奇通过翔实的细节、证据和强有力的论点反驳了反叛乱学派的观点。他们坚持反叛乱学派歪曲了历史，对于反叛乱学派以越南战争为类比，金泰尔揶揄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者中，这一叙事存在着无数的和无可补救的缺陷，它对过去的解读建立在艾布拉姆斯将军依靠'心灵与智慧’项目赢得在越南的战争的陈词滥调，这是一种自私的虚构。”此外，这些战略精英认为反叛乱的战争方式错了。一方面，反叛乱并非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法宝。这些战略精英反对这样一种叙事，即只有他们掌握了打败叛乱分子的秘密。事实上，反叛乱战略并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正确路径，更好的战略、领导者、强制策略和环境变化的偶然性而非公众支持，将决定小规模战争和叛乱的胜负。另一方面，以民众为中心的反叛乱战略中公众支持并非是必要的。在金泰尔看来，以民众为中心的反叛乱将战争的重心沉淀于民众工作，聚焦于国家建设，这是一种以战术为导向的战略。在这一路径下，战术将埋葬战略。波奇的批评更为尖锐，他对游击战争和叛乱的历史进行了梳理，通过扎实的考据，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在波奇看来，任何常规力量都可以应付叛乱和游击战，打击叛乱和游击战并不需要以民众为中心。在国内战略争论如火如荼之际，美国也在清晰化、明确化自身面临的外部威胁。不管是美国最高领导层还是美军内部，对美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还是有较高的战略共识的。在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尽管美军意识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重塑整个国际体系，但还是非常明确地指出：“美国仍处于战争状态，当前的冲突结果将直接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安全环境，在当前的作战行动中赢得胜利是国防部的首要任务。”美军此时仍然将恐怖主义作为其首要威胁，并试图尽快结束正在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不能忽视的是，美军在这一阶段同样注意到来自大国的军事挑战。只是在反恐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刻，美国将重心放在了反恐战争上。一旦国内政治出现变化，美国的政治精英将会重新评估战争态势。从战争胜负来看，美国并未实现快速胜利、战胜“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既定目标。阿富汗战争持续十余年，美军至今仍未完全撤出。塔利班仍然控制着阿富汗的大量地区。事实上，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战争成本逐渐上升就迫使美国政治精英考虑从阿富汗撤军。总体而言，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首先，反战运动提高了国内政治的成本。自阿富汗战争发动以来，反战运动历经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一社会运动与奥巴马撤出阿富汗的执政思路相一致，极大地推动了美军撤出阿富汗战争的进度。除此之外，媒体对阿富汗战争的批评、学术界呼吁停止阿富汗战争以及部分国会议员支持撤军，这一系列社会力量集合在一起，成为美国政治精英必须权衡的因素。其次，阿富汗战争带来了巨大成本。在战争开支上，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最新估算，截止到2018年3月31日，美军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中一共花费15008亿美元，其中在阿富汗战场花费7180亿美元。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可能更加庞大。根据特朗普在国会的演讲，美国一共在中东地区花费了6万亿美元。在战争死亡人数上，阿富汗战争也是数量不小。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美国到目前为止在阿富汗战场一共牺牲2351人。其中，仅以简易爆炸装置袭击造成的美军死亡为例，美军在2006—2010年死亡人数分别为98人、117人、155人、311人和499人，巨大的人员伤亡给美军带来了战略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保卫国土安全的成本也在上升。有学者统计，为了应对恐怖分子、提高国土安全，美国政府2001—2016年总共花费了1000亿—1500亿美元，用来采购和维持一些失败或无用的国土安全项目。不管是海外战争还是国内安保，反恐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成本。最后，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美国重新计算外部威胁。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再评估。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正在改变现状。从201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南海岛礁开展陆地吹填工作。根据美国统计，中国在南海一共吹填3000英亩陆地，大概相当于南海其他相关方过去40年填海造岛面积的17倍。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并强烈批评中国的单方面行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被美国称为“切香肠战术”，并被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从威胁评估的调整过程来看，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改变了地区秩序的现状。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外交政策威胁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尽管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中国的崛起，并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福利，推进亚洲和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然而，该报告同样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行为忧心忡忡。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越来越强势的外交政策对既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造成了极大损害。早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制定了全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其战略核心是破坏、瓦解并最终击败“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塔利班。美军随后的战略战术是以打击“基地”组织成员为目标，着重利用特种部队、空袭轰炸等方法打击“基地”组织。然而，这一战略存在很多问题，引起了驻阿富汗司令麦克利斯特尔及其团队的不满。同年9月，麦克利斯特尔呼吁奥巴马政府增兵阿富汗战场。在一份长文报告中，麦克利斯特尔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战略。他认为，美国应该增兵阿富汗，然后集中打击南部“基地”组织的老巢，把重点放在控制重要的人口密集区。报告一经披露，便引起奥巴马政府内部的激烈争论。在经过激烈漫长的讨论之后，奥巴马政府基本接受了麦克利斯特尔的建议，重新评估原先的阿富汗战略，并于2009年年底宣布增兵30000人。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政府决定向阿富汗增兵17000名，增加了近50%的兵力。同年，奥巴马政府又两次分别向阿富汗增兵4000名和30000名，加上后面几次增兵，在2011年的顶峰时期，美国在阿富汗驻扎了超过100000名士兵。增兵为奥巴马政府改善在阿富汗的战事提供了保障，随着阿富汗局势稳定，奥巴马政府试图从阿富汗逐渐撤兵。2011年12月15日，莱昂·帕内塔宣布美军完全撤出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结束。2011年6月22日，奥巴马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将在年底从阿富汗撤出10000名士兵，并在2012年夏天撤出23000名士兵。截止到2014年2月，奥巴马宣布已经将驻阿富汗的士兵从68000名缩减到34000名，并将在2014年年底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仅仅保留9800名美国士兵。然而，由于阿富汗局势复杂，美国屡次延缓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2016年7月，奥巴马宣布将在阿富汗保留8400名士兵，而非之前宣布的5500名士兵。总体来看，奥巴马政府开始追求的是在阿富汗打一场“好战争”，但最后不得不接受“足够好的阿富汗”，这反映了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艰巨挑战。以上两部分通过美国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表现，来分析其输掉战争的过程。总的来看，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面临大致相同的结果，即尽管在战役和战术中占据优势，但是都没有实现既有政治目的，从而输掉了战争。从战争过程来看，美国输掉战争的基本逻辑也有三点共性。首先，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前，美国大幅夸大了外部威胁，并且在决策过程中过度反应。不管是因为恐惧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而形成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还是九一一事件后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惧，都使得美国在威胁评估中形成了泡沫，并使得决策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现实。其次，战争爆发后，随着军费开支暴增和人员伤亡增加，美国的政治精英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成本。尤其是考虑到选举因素，政治精英会倾向于许诺撤出战争。也就是说，一旦战争成本威胁到政治精英在国内政治生态中的收益，他们就会重新评估外部威胁，权衡是否继续战争。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体现出了应对战争的政策逻辑，这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都得到了体现。最后，国际体系中出现更加巨大、更加紧迫的威胁，这迫使美国退出战争，以应对这一威胁。在美国积极投入越南战争之际，苏联抓住时机，奋力追赶美国，最终给美国带来了压力，迫使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中抽身。美国投入反恐战争，同样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中国抓住机遇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历史在不经意间重演。综合以上共性，不难发现，美国发动大规模战争都存在一个夸大威胁和威胁逐渐流散的过程。这是美国政治精英统合国际和国内诸多因素，重新评估战争形势，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本文主要关注政治精英如何夸大外部威胁，如何计算战争期间的国外和国内政治成本，如何进行政策校准。从威胁流散的角度来理解大国为何输掉战争，为我们思考非对称战争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理论机制上，大国在战争中的威胁流散主要包含三个机制，即威胁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首要威胁由一种转变为另外一种以及政治精英对威胁的认知急剧下降。这三个机制复杂互动，共同促使战略精英调整政策，并退出无法赢得的战争。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前往往过分夸大外部威胁。事实上，美国过度反应是一种常见的政策模式，这不仅体现在反恐战争中，还体现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上。因此，总结美国在历史上的政策模式，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那么在美国夸大外部威胁并过度反应之时，实力较弱的一方应该如何应对？根据本文理论推导，可以得出两种应对模式。第一种应对模式是通过持久战，使美国看到坚持战斗的战略决心，从而迫使美国知难而退。由于两者实力差距天然存在，因此这种对抗模式更多是意志和策略的综合竞争。对弱者而言，充分调动外部环境变化，积极塑造美国国内生态，合理利用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显得非常重要。第二种模式是主动降低威胁，促使美国的政治精英改变威胁评估，进而转变战略，进行相应政策校准。具体采取哪种策略较为适宜，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外部环境和历史进程。*文章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 “一带一路”搞了十年, 一个曾被忽视的关键枢纽浮出水面 天价能源下, 一场前所未有的“觉醒”正在工业大国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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