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不平等：公元前的早期观点

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一)

公元前的早期观点

作者 |[美] 格尔哈特·伦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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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惊叫着：“越来越奇怪了！”

——刘易斯·卡罗尔

1960年秋天，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美国人又看到了他们国家生活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当总统选择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MeNamara)为国防部长时，出版界报道了受提名者为此而被迫做出的巨大经济牺牲。在麦克纳马拉还只是福特机器公司副总裁的时候，他所挣的工资和其他补贴每年已超过了40万美元。而就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前，他刚刚被提升到公司总裁的位置，他的收入肯定还会大大增加。而相比较而言，他当国防部长却只能领到区区2.5万美元的工资，这大约只及他当福特机器公司总裁所得收入的5%。

在美国，很少有人会对这类事情感到吃惊，受到冲击或纷扰的人则更少，就像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著名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土人们一样，他们认为其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一样是奇怪的或不合理的。

然而，如果谁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不禁会对它的奇特性质产生深刻的印象。同样一个人，具有同样的技巧和能力，当他转到一个更为重要并且毫无疑问是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职位时，却发现自己的报酬一下子少了95%。在新职位上他要肩负起国家防务中的许多重担，但工资却不比工业中成千上万的小经理的多。

如果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一则有趣的怪闻，一个超出一般情况的例外情况，而不去过多考察它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甚至只要对美国人的生活稍做表面考察就会发现，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人们所获得的报酬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或他们在其表现中所做的牺牲只有很少的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一些人通过在股票和不动产上的投机，并且常常还靠借来的资金进行投机，在短短几年内就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在公开记录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例子说明在美国的铸造车间、商店或工厂中凭技术和勤勤恳恳地劳动一生就能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那些在其领域中顶尖的演员常常一年获得几十万美元。比较起来，公立学校的教师，无论能力大小，每年最多也就挣一万多美元。像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三世(John JacobAstor m)这样的花花公子所过的生活不仅舒适，而且懒散，而大多数想要靠工作维持舒适生活的人却在为达此目的而拼搏。

这种情景就像“仙境”一样，我们越考察它，它就变得越奇特。这种情景的原因何在？在我们国家中或其他国家中是什么原则在操纵着报酬的分配？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每个人所获报酬的多少？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争议和辩论。在现时代中，它们成了社会学中被称为“社会分层”这一专门研究领域的灵魂和核心。不幸的是，“社会分层”的招牌鼓励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结构太过简单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促使了对结构问题的过分关注，而这是以牺牲有关产生这种结构的过程的基本问题为代价的。

这一领域被认为是对“分配过程”的研究也许更好些这一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大理论家们，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偏向，都试图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这个问题是所有讨论阶级和阶层，以及它们的结构性联系时的基本问题。而在最近的一些经验研究中，它差不多被忘掉了。

本书的主要目的正是回答这一基本问题，以及它所引起的一连串次级问题。本书不是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应当首先评论各种已发表的理论，看看它们就此问题都表述了什么高见。在文献综述部分，我们试图从过去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去发现某些基本的理论模式，并以此给我们的整个研究奠定基础。

公元前的早期观点

任何人都只能猜测，人们是在哪里和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考分配过程的特性和不平等的原因的。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几乎肯定同人类一样古老。在已知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社会曾有过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从原始石器时代的社群到当代复杂的工业社会，不平等一直存在着，尽管其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变化。

毫无疑问，在史前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与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一样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今天世界上最简单的社会中情况依然如此。只有在一些具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水平的国家中，人们才会认识到现存的各种状况并非是注定的。

从生活在公元前 800年的希伯来预言家们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的最早记录。我们发现，诸如阿摩司、弥迦和以赛亚等人在其著述中反复谴责社会中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他们所谴责的不仅是财富和权力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手段。在这一方面的很好的例子是弥迦对他那个时代处于领导地位的公民的控诉：

听着，你们雅各布王室的首领

和以色列王室的统治者

你们憎恨公正

并毁坏一切平等

你们用鲜血筑起了天堂

并且用谬误筑起了耶路撒冷·····.

诅咒那些制造罪恶者，

他们躺在床上就干尽坏事!

每当黎明破晓，他们就开始作恶

因为这是他们手中的权力

他们觊觎土地，强行夺取;

还要把房屋抢掠，

他们压迫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家庭，

剥夺人们的继承权。

因而上帝说:

看，我正在使邪恶降临这个家族。......

在其他地方，预言家把以色列的富人形容为“充满着暴力”，把王室和法官描绘为在寻求贿赂，并把商人描述为运用“一股欺诈的力量”。所有这些行为都被说成是与上帝的意志相违，是将会导致民族毁灭的堕落。

在印度也是这样，人们在公元前很久就思考了社会不平等的基础。虽然在这里也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同弥迦所提出的观点大不一样。在公元前约200年由印度教徒编撰的《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的序言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创世说。与《圣经》的创世说相反，它提出了社会不平等是神为了世界的善而规定的。用《摩奴法典》的话来说，伟大的立法者：

为了世界的繁荣，他(上帝，神圣的自我存在者)(依次) 从他的嘴里、他的臂上、他的大腿上和他的脚上造出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宇宙，他，最光辉者，给那些出自他的嘴、臂腿和脚的人分派了各自独立的 (责任和) 职业。

对婆罗门，他分派去讲授和研读 (《吠咤经》)，为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给出和接受 (施舍)，他命令刹帝利保护人民······吠舍照管畜群······上帝规定首陀罗的唯一职业是温顺地为 (另外) 三个种姓服务。

在弥迦和《摩奴法典》编撰人严重对立的观点中，我们发现了从古代到当代在人们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有关社会不平等的两种观点的基本要素。一种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认为现存的报酬分配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并且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种则是高度批判性的，把分配制度谴责为在根本上是不公正和不必要的。

在下面的内容中，我将把第一种立场称为“保守的论点”，把第二种立场称为“激进的反论”。我之所以要采用这样样的术语，是因为历史上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要争论基本上都是这两个思想学派的拥护者们之间的对话。人们也许要问，把保守的立场称为论点，而把激进的立场称为反论是否明智，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在时间上超前于另一个。实际上逻辑和已有的证据都表明，任何一个观点都不比另一个更早。二者显然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每一个观点在表达其立场时，都促进了另一个的发展。

许多世纪以来，关于不平等的这两种观点一再地被学者们提出来，并且普通人也同样一直热衷于争论这些话题。虽然争论的形式有某些改变，但其基本要素一直不变。一方面，社会不平等被谴责为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和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它又被捍卫为公正的、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在任何时代，这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让社会中的所有人信服。在古代的以色列，与那些预言家同时代的人中显然有许多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一直把君主制看成神所规定的制度，并且毫不费力地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带来不平等的其他制度上。在印度，正统的婆罗门教士的论点在许多世纪里也一直受到来自诸如耆那教和佛教的异教运动的攻击，后二者都具有明显的平等倾向。

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们给我们提供了行动中的辩证法的最初启示。亚里士多德在他著名的政治学著作中，小心地试图反驳柏拉图和迦克敦(Chalcedon)的法里亚斯(Phaleas)等人的激进建议，后二者都鼓吹财产公有。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将现存社会秩序中的所有方面都设想成理想的，甚至没有认为它们都是合理的，但他强烈支持那些支撑着社会不平等的各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他不仅捍卫私有财产制度，还支持奴隶制度。在谈到后者时，亚里士多德声称:

很明显，一些人生性自由，而另一些人则应该是奴隶，并且对后者，奴隶制是既恰当又公正的。

虽然他并没有否认，一些本来应是自由的人由于强制性暴力而沦为了奴隶，但他同时也认为这并不妨碍赞同这种制度本身的公正和恰当。

相反，法里亚斯和柏拉图毫不犹豫地攻击社会的基本建制结构。法里亚斯提倡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再分配。柏拉图的建议更激进，尤其是在《理想国》一书当中。在这里，他提倡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公有，并组成一个甚至其妻子和儿女都公有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应在伦理道德、智力、热爱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理想国》的中心论点被概括在一段短文中:

只有等哲学家成了国王，或这个世界的国王和王室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并且集政治才能和智慧于一身让那些只追求其中一方而排除另外一方的具有平民特性的人靠边站，城邦才可避免其罪恶。......

柏拉图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清醒的提示，并非所有持激进反论的人都是平等主义者。有些激进主义者是平等主义者(如法里亚斯)，也许大多数激进主义者也都是。但其他一些人，像柏拉图，却并不反对社会不平等本身，而是反对现存的不平等制度的特定建制基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平等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所有，还可以包括晋升机会的平等(虽然在后一点上，柏拉图的说法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荣誉和权力是给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保留的。基本上，柏拉图代表了激进派阵营中的精英主义立场。激进派中的精英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一样，都批评现存的分配报酬制度。但前者又与平等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本身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一般说来，这一激进传统的精英主义的分支吸引了学者和知识分子；相反，平等主义者则对普通大众——工人、农场工人和下层农民——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