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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七年（1047）春，心灰意冷的北宋名相杜衍向朝廷递交了致仕报告。 按照北宋朝廷惯例，宰相退休，朝廷应降诏表示挽留。可当时的宰相贾昌朝与杜衍不合，杜衍的报告交上去后，他看都没看，就给盖了章。 尽管杜衍的退休在程序上让人寒心，但对于这位老相而言，这还不是人生最大的起伏。科举才是。 因为，在科举入仕以前，他只是一名乞丐。 杜衍乃唐朝名相杜佑之后，本来出身名门。可是，就在他出生后不久，父亲暴病而亡，母亲在万般无奈下，只能改嫁他人。如此家庭变故，导致杜衍自小就遭族人嫌弃。 在困苦求生时，杜衍也曾试图投奔生母和继父，可他们的冷漠比杜氏族人更甚，这导致无家可归的杜衍最终只能流落街头，靠行乞为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杜衍行乞时，一个复姓“相里”的富人见他仪表不凡，便将其招赘入户。 从此，杜衍爆发出常人无法想象的潜能，在书坛宦海间伏虎降龙，并名垂青史。 01杜衍的人生逆袭，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奋斗，但也与历史的进程密不可分。 要知道，在科举制刚刚被发明出来时，隋唐时代的寒微学子要想通过这一考试制度改变命运，可谓难于登天。科举制全面发展的唐朝，商人、触犯刑律之人、外国人以及流浪汉、乞丐等皆不得科举入仕为官。在朝廷诠选官的眼中，这些人都是当时天底下最市井且势利的代表，万事只追求利益至上，不讲求道德理念，如果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有可能会将鼎盛的王朝带向深渊。 这种刻板印象，导致隋唐科举制兴起之初，朝廷取士呈现出相当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科举制的初衷是为君主选拔行政人才，举子一旦金榜题名，就能获得任官的资格，成为朝廷的储备人才，进一步通过吏部的诠选考试考核，便能获得授官，成为正式官员。而唐朝的选官制度规定，隶属于各部堂、州府衙门之下的胥吏，如各州府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只要有技术傍身，不入流的预备官员（流外官），也可以参加吏部的诠选考试，获得正式入编的机会，与科举出身者“抢饭碗”。这群人原本就积累了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在更注重实干的吏部诠选考试面前，自然比通读四书五经的举子们更具竞争优势。所以，正如金滢坤先生所说，唐朝前期的官场中，科举出身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不到首位。 随着唐朝疆域、经济及国力的不断提升，州县衙门的制度不断健全，以胥吏为主的诸色人等入仕基数自然比唐初来得更大。史料记载，最迟于唐高宗显庆（656-661）初年，在三省六部体制下，官员员额有限与入流官员无限的矛盾已十分严重。当时的礼部尚书刘祥道上疏唐高宗指出：“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可见，唐朝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因未入流杂官、门荫子弟与科举才子享有同等行政待遇，编制岗位已经出现“僧多粥少”的危机，这不仅严重破坏了朝廷一向坚持的科举取士原则，也间接导致人才储备过剩，天下人才若想入仕报效国家，需要更加“内卷”。 于是，自武则天神功元年（697）起，朝廷就有意疏通科举取士的障碍，通过颁布敕令限制流外官员入仕晋升渠道：“自今以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署令。”  武则天。图源：影视剧照 总而言之，在武则天的字典里，诸色人等未经科举入仕者，就应该擅长什么干什么，不要有事没事就入仕为官，抢占本该属于科举学子们施展个人行政能力的空间。 为了杀鸡儆猴，武则天专门树立典型，拿令史（县令的属官）出身的官员张衡“开刀”。凭借过往在县衙内部左右逢源的经验，张衡在吏部诠选考试中过关斩将， 拿下第一名。吏部的诠选官结合张衡的表现向武则天上奏说，这样的能吏可递升至三品官阶，望恩准。 在唐朝，三品官员就是宰相的待遇啊。 武则天眉头紧皱，大笔一挥，写了几个大字：“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 之后，针对各色人等与科举入仕者“抢食”的现象， 武则天又颁布法令重申：“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出身，不得任清资要官。应入三品，不得进阶。” 这下，不管是行政经验丰富的流外官，还是出身背景强大的皇亲国戚，想倚仗自身优势，挤压科举学子仕途晋升之路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02在武则天的强势干预下，曾经深度影响隋唐政治格局的贵族门阀，因特权资源的骤然抽离而加速衰落。到了唐玄宗时代，即便是出将入相，也没有哪位大臣敢拍着胸脯打包票，自家能依靠门荫富过三代。 一些出身门阀的官员不得不改变自己对科举士子的态度。出身京兆韦氏的宰相韦陟，“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颇以简贵自处，善诱纳后进，其同列朝要，视之蔑如也。如道义相知，靡隔贵贱，而布衣韦带之士，恒虚席倒屣以迎之，时人以此称重。” 在韦陟的个人价值观里，他始终是那个出身于“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子弟，来自家族的骄傲是刻在骨子里的。可是，他也不敢用门第出身在社交场合显摆。相反，有机会遇到寒门士子，只要对方的才识与自己基本处于一条水平线上，他就以“道义相知”，能拔擢推荐就提携一把。而他这种做法，“时人以此称重”，说明至少在意识层面，人们已经不那么重视入仕者的家庭社会地位，这无疑更利于维护科举取士唯才任用的标准。 同时期的名相姚崇，觉悟比韦陟更高。姚崇临终前，特地告诫子孙后代：“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复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在姚崇看来，门荫传承十分不牢靠。要想让子孙延续父祖遗留的荣华富贵，最好的方法是增进自己的才学，使自身成为适应时代的“新士族”，凭借才学与寒门士子一较高下，延续家学门风。  唐朝名相姚崇像。图源：网络 贵门将相尚且如此，普罗大众对科名与仕宦的态度又岂会没有转变？ 在新观念的撞击下，唐德宗时代以后，科名地位与门第出身首度持平。社会各阶层想要改变自身与家族的命运时，都会着重考虑科举，寒素子弟更不例外。而寒素子弟广泛应举登第入仕，又反过来倒逼朝廷放宽科举限制。自中晚唐起，唐朝的法律开始放宽考生应举资格的限制，以前不被允许参加科举的商贾、乞丐、流浪汉等，均获得考试入仕资格。 不过，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在此前不被允许参加科举的群体中，僧侣、道士等是最特殊的一类。由于李氏乃唐朝国姓，关陇贵族又传统信佛，因此在唐朝，僧、道相较于其他阶层而言，虽然出身不高，却享有一定的社会特权。僧、道群体中有一些饱学之士，同样希望用自己的才能为天下百姓谋福祉，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起初是一名道士，后来还俗应举，成了一代诗人兼朝廷高官。 然而，佛道子弟还俗入仕之举，在当时却饱受争议。朝堂上不少官员认为，这违反了一个化外之人的做人原则。 唐末，曾经出家为僧的张策还俗应举，却遭到御史台的质问。张策解释说，在他之前，僧人刘轲、蔡京等都通过科举入仕为官，且都官声不错，何故到了我这里，就被怀疑动机不纯呢？ 唐朝的监察官员则认为，张策出身洛阳官宦世家，未及弱冠就笃定出家参佛。如今，他一事无成却又转变人生方向，回归朝野，于御帘前献诗，希冀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如此行止，很难不让人相信他具有十足的投机意图，并非真正为了一展抱负。 最终，张策被罢斥回家，直到唐末军阀王行瑜出任邠宁节度使，他才出道入仕。朱温建立后梁后，张策官至宰相。 尽管中晚唐士大夫群体有时仍在固守残存的观念，但从大的历史层面来看，科举制始终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更加平民化的方向发展。 03唐朝覆亡后，天下逐渐进入了一个“粗人以武力取富贵”的时代，科举尚文的取士风格，显然不为武功贵族及时代风向所喜。 此时，投笔从戎或许才是一条前途光明的康庄大道。社会上弥漫着严重的重武轻文风气，科举反倒成了少人问津的“大冷门”。不过，对于那些祖上三代无人为官，出身、地位、财富没有一样占据优势的寒庶之流而言，科举之于军功，其优点是免去了刀尖舔血的危险，多了一份体面与安全。 因此，即便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无论是没落高门，抑或是寒门庶流，大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从文，参加科举考试，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跃迁。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图中击鼓者即后唐进士、南唐宰相韩熙载。图源：网络 另一方面，伴随着政权的频繁更替，那些割据一方的皇帝们普遍内心焦虑。他们多是行伍出身的军阀，机缘巧合，鱼化成龙，最怕的就是亲信贵族借助武功，黄袍加身。为了维护皇权的稳定，抵制世卿世禄对自身的冲击，从中下级官吏或寒素阶层中选拔合适的人才补充朝廷，对皇帝们而言，显然是一个极好的方法。 科举由此也就成为当政者与社会庶流共同重视的一项特殊制度。 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求贤若渴，五代十国的君主们在夺取江山后，大多会给中举考生提供政策上的优待，以鼓励更多人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仕途，并对君王感恩戴德。这其中，后唐免除举子们的徭役，当属时代创举。 针对唐朝以来行卷、请托之风盛行，后唐统治者认为，举子们到处投谒行卷，往往数年不归，即便他们无意逃避赋役，但由于长时间离开家乡，事实上也造成了执行赋役的怠慢。于是，后唐皇帝顺水推舟，于天成四年（929）五月下诏：“凡登科第，皆免征徭役。” 而稍晚些的南唐则从国子监的食宿制度入手，着力解决考生们的温饱问题。南唐以白鹿洞书院为国学，规定考生只要入读国子监，即“署田以给诸生”，由是学者云集。 随着科举出身者的待遇不断提高，过去小门小户的寒素学子也得到了利用经济特权，积累家资，提升社会阶层的机会。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将碌碌一生，但曾经参加科举的经历，已给了他们足够的社会特权及认可。 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量寒门学子离开原籍奔赴官场，以往谨守原籍的旧士族门阀也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动荡中，不断失去原有的各种特权。旧士族门阀的消亡，已不可避免。 04当科举考试的价值逐渐被君王们重新发现之时，兵荒马乱的五代也迎来了它的终结者——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武人赵匡胤兵不血刃地攫取了后周王朝的最高权柄，开启了新王朝纪元。 北宋初年，由于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士大夫”，并致力于扭转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人政治的局面，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文臣举子，终成此后官场的主流。  宋太祖赵匡胤。图源：网络 为了展示北宋重文抑武的一面，“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要职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哪怕是掌握兵权的枢密使或地方州府的观察使、团练使、节度使等也不例外。 这样，大量来自底层的庶流、平民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以往的官僚成分结构，形成“文官治国”的局面。 与之相应的是，北宋在科举考试制度上采用了一系列“先进做法”，以维持选官程序的公平正义。在锁院、誊录、弥封、别试等“防作弊”制度外，还杜绝“公荐”。 所谓“公荐”，就是允许朝臣大臣在每科考试开考前，向考官举荐自己的得意门生，免试通过科举。这在唐朝不仅是一项公开的“潜规则”，就连大诗人柳宗元也认为，朝廷取士宜公荐举子，以降低朝廷筛选人才的难度。柳宗元的观点或许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公荐”背后的利益牵连显然向科考注入了不公平的因素。因此，自北宋初年起，朝廷一再强调禁止朝臣“公荐”考生，如有违令者，重行法典。 正是因为宋朝极大程度地排除门阀、人情、经济地位的干扰，有宋一代，出身寒微而能高居宰辅者，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水平。据历史学家阎步克研究统计，《宋史》中的北宋官员，有46.1%来自寒族。南宋非官员家族的进士，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另据专研宋史的梁庚尧教授统计，宋仁宗朝13榜状元中，有12人出身平民家庭。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及的杜衍，以及北宋名相李迪、张知白、范仲淹、欧阳修等人。  北宋名相范仲淹。图源：影视剧照 可见，在这场越来越趋向平民化的考试里，宋朝的考生们唯有通过自身努力，发奋图强，才有可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下，博取功名，光宗耀祖。 05经过宋初的科举改革，朝堂上已经很难再现“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宋以后再无门阀世家。恰恰相反，因科举制度的变革，宋朝门阀势力消亡，显官不过三代，于是许多达官显贵开始筹谋与当科举子的亲密关系，以巩固和延续权势。“榜下捉婿”的社会风气由此而生。 榜下捉婿，就是待科举士子金榜题名时，显贵富绅全家出动，利用资源与手段，或吸引、或胁迫登第士子做女婿。这种风气最早盛行于宋朝的富商家庭之间，后来逐渐蔓延至全天下，成为每科士子中举后必出现的社会现象。 商人争与士人联姻，无非就是希望借助科举士子的身份完成阶级跃升，解决族中子弟出人头地的问题。可朝廷高官也来榜下捉婿，他们想要的，就没这么简单了。 北宋名相王旦是宋真宗朝枢密副使赵昌言的女婿。史载，王旦是在考中进士被分配到平江县上班时，赵昌言主动找上门的。赵昌言觉得王旦才能卓越，志向远大，将来一定是治国安邦之才，所以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女儿硬塞给对方，使王旦成了自己的乘龙快婿。 后来，王旦果真成了宰相，掌权十八载。赵昌言身为王旦的岳丈，靠着女婿的威望扶持，得以安度晚年。 而作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韩琦，其所经历的榜下捉婿，更能说明宋朝门第婚姻风气的盛行。  北宋名相韩琦。图源：影视剧照 韩琦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进士，中榜当日，就被致仕的工部侍郎崔立请到家中，与女儿完婚。崔立是中古高门博陵崔氏的后人，其家族在唐代一向“与卢、李、郑数家相为婚姻，它族不得预”。可是到了宋朝，科举唯才是举，崔立也只能将选婿的目标放在新榜进士、状元上，韩琦一表人才，自是最佳人选。 韩琦与崔氏成婚后，共生有六子一女，第六子韩嘉彦做了宋神宗的驸马，其余五子要么与宰相王曾家族联姻，要么与名相吕夷简的后人喜结连理。可见，在这个婚姻互动过程中，注重门第，依旧是宋朝大多势族间共同恪守的联姻原则。 然而，无论宋朝势族如何折腾，也不可能再现魏晋南北朝时代门第联姻的高光时刻。毕竟，这种官僚间的门第联姻与魏晋南北朝的世家阀阅联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最终依托的是科举功名，而不是血统与出身。若无科举功名，即使祖上无比荣光，后裔亦不过芸芸众生。因此，宋朝以后的门第是高度流动的，起起落落乃是常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动辄数百年身居高位的世家，再难出现。 而这种转变，正是科举平民化变革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97 金滢坤：《唐五代科举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7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68 吴铮强：《宋代科举与乡村社会》，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李贵录：《三槐王氏家族研究——以北宋时期为中心》，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张彦霞：《人际网络与士人仕宦——北宋名相韩琦的主要社会关系及其政治影响》，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王育科：《五代进士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吴旭霞：《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广东社会科学》，1990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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