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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突围中的新一团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的日子里。  40多年过去了，皖南突围的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敌人的残横暴虐，我军将士英勇壮烈的苦战，皖南人民和子弟兵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皖南的山山水水，云岭和峨岭的竹林险道、茅屋鸭棚·····一桩桩，一件件不可磨灭的印象，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皖南事变前夕，为了扩大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新四军组成了新1支队，傅秋涛同志是司令员，我被任命为新1团团长。新1团是新四军陈老总直接领导的1支队1团分出来的。1938年4月到7月，我从1支队2团调往粟裕同志带领的挺进江南先遣队任侦察参谋，执行大部队行动前的战略侦察任务。先遣支队完成任务后，我回到了1支队2团，先后在2营、1营当营长、团参谋长。在陈老总的正确指挥下，我们2团和1团的部队，由地方游击队以及民兵配合，连续打了新丰、下蜀、延陵、新塘市等战斗。接着，又进攻当涂、句容，袭击江宁车站，在上下会、上下元庄，两次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鼓舞着江南人民日益高涨的斗争情绪，当地的人民积极拥军支前，踊跃参军参战，我们的队伍不断获得壮大。 新1团就是由1团的两个营扩充组建起来的。政委是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政治处主任李彬山，副主任徐志民。1营营长李元，教导员李洪，2营营长邓国钦，教导员韩云，3营营长郑贵卿，教导员张子辉。新1团虽然是新组建的队伍，但是，连以上的干部，排长中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在湘鄂赣边区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挺进江南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同日军作战的过程中，这些来自革命老苏区的战斗骨干，不仅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而且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工作方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自从我们挺进江南，特别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下，新四军热爱和依靠人民，在战斗中同江南人民建立了亲如一家、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 干部战士通过战斗和发动群众，熟悉了江南地区的民情风俗，适应了当地的地理环境。从实际斗争情况和部队的组织素质来看，新1团可以说是1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新1团是在皖南组建的。驻守在南陵县峨岭一带，位于军部驻地云岭的正北方。当时，曾听傅秋涛司令员说过，党中央有指示，要新四军撤离皖南，进入皖北、苏北开展抗日斗争，而且已着手作向北移动过江的准备。可惜的是，这个正确的行动方针未能实现，迟迟蹲在皖南不动。 皖南，对我并不陌生，1934年夏，在湘赣苏区，我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领导的红6军团工作的时候，就听说红10军团在方志敏、邵式平、粟裕等同志的指挥下，遵照党中央指示，组成抗日先遣支队东进北上抗日，后来听说路经皖南，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阻挠围追，使红10军团陷入敌众我寡的境地而未能达到目的。皖南的土地上，浸染着红军战士的鲜血。4年后的1938年初夏，我随粟裕同志指挥的先遣支队挺进江南，皖南是必经之道，我们从安徽的款县岩寺地区出发，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在这片原来是山青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沿途所见尽是一片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令人思绪万千。我想到的是，新四军深入东南各省发动群众，全民动员的抗日热潮正在兴起，人民游击战争的烽火越烧越旺，革命根据地建设生气蓬勃。这种令人鼓舞的形势，对于革命的人们来说是值得欣喜的。 然而，对蒋介石反动派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我还想到，每当革命高潮的时候，蒋介石是不会忘记他那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的。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国民党一再限制我们的活动地区，妄想规定我们跳进日军战略包围圈，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规定的抗日战争的策略和政策，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眼前，皖南已经为日、伪、顽的反动武装所盘踞，革命的军队也在活动和聚集，艰苦复杂的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1941年1月4日，我团奉命出发东进。当时，我们新1支队担任整个部队的左前卫，在离开峨岭的第二天，1月5日，突然接到向东南移动的命令。 这一年，皖南的冬天漫天风雪，满山满谷积满了雪。我们的队伍顶风冒雪，踏着泥泞的山路行军。途中，在我们经过的道路两侧，情况异常，隐约地见到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路卡、隘口、山头布置了部队。虽然他们做了伪装，但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自然地作出判断。行军的路上，我同政委丁麟章和其他团的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共同的看法是:蒋介石要搞名堂了。路有伏兵，而且是包围的态势，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屠刀，说不定眨眼之间就会杀来，紧接着上级也向我们通报了情况。从多方面的事实表明，发生突然事变的征候十分明显，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我同政委商量后，立即把严重的形势告知各营，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我特别叮嘱参谋长，要他派出侦察分队，注意观察动向，随时报告情况，并指示部队选择有利于迅速展开战斗的地形开进。 1月7日，我们部队来到大康王东南地段，大家尚未来得及休息，突然的事变终于发生了。 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炮弹、枪弹，射向了抗日的新四军。在我团行军的路上，敌人几乎是同时间内，从前后左右的山岭、路口、道卡，向我们发起进攻，来势相当凶猛，枪声也越来越近。这突然的情况比之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急。由于我们总算在思想上有所防范，又有相应的戒备措施，使我们在敌人的突然袭击时没有遭到重大损失。枪声一响，我立即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进行还击。1营营长李元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裘岭以西的制高点。接着，2营和3营先后占领了左右两翼阵地。本来，敌人是企图占领这3个阵地，居高临下，一举消灭我们的。此时，我们抢先占领了阵地，战斗就越打越激烈了。 这一仗，是新1团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奋起突围的第一个回合战斗。敌人进攻凶狠，我们的反击更英勇。团指挥所开设在2营和3营之间的一个山坡上，从望远镜里看去，大雨天里，路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行动不便。可是，我们的战士，总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哪里阵地有利就去抢占，控制住;被敌人占领的阵地，就冲上去夺回来。 这一仗是敌我双方的阵地争夺战，所以打得异常激烈。如果我们夺得了有利阵地，就获得了突围的立足点和主动权，并能够有效地掩护主力和兄弟部队，牵制敌人的兵力。 相反，敌人丢了原来的阵地，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围圈出现了缺口。因此，敌人拼命地从我们阵地的正面，从榔桥河两侧不断增兵，轮番向我们的阵地发起多次进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战斗持续到深夜，形成对峙态势。据侦察员报告，与我们当面交锋的敌人，是国民党52师的部队。 对照当天的战斗实情和观察，我对敌情的了解更详细了;对自己队伍的情况，心里也有了数。这天的战斗，指挥尚无失误，伤亡较少，武器损失也小，上下之间联络比较通畅，3个营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建制，有条件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力量打出去。我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得到政委的赞同。他补充说，准备继续夺取前方的阵地，向榔桥河方向前进。 8日，我们向榔桥河岸守敌发起了冲击。战斗是在敌多我少，敌强我弱的状态下展开的。由于我们选择了敌人设防的弱点，集中力量向敌人的薄弱地段实施突击。战斗虽不十分顺利，但进展还是较快的。半天多的工夫，我们夺取了几个有利的山头，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大约是这天下午4时左右，我们的部队正在向东南方向运动，突然接到支队命令，要我团向西北方向转移。为了执行命令，部队从山上逐渐收拢立即向北移动。黄昏时分，队伍刚刚走出几里路，傅秋涛司令员通知我赶到支队部，传达叶军长要部队组织突围的指示。傅司令员对我说:“张团长，你把原来的阵地夺回来，掩护主力突围。待支队部和老1团过后，你们随队跟进。”返回部队后，我就同丁麟章政委商量，立即部署1营和3营，分别夺回原占领的裘岭一带的阵地。这就又得从东北面返回东南面。在敌人的包围里，一反一复，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我们坚决执行了命令，掩护战友，掩护兄弟部队，掩护主力突围。顾全大局，顾全整体，不惜牺牲自己，从来就是红军的光荣传统。这使我想起了1934年夏天，我们红6军团奉命为先遣部队西进，我所在的团队渡湘江时，阻击军阀部队的追击，就是担任掩护兄弟部队的任务。我的头部右额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的。在长征的路上，进贵州、过云南，翻越雪山草地，也曾多次执行过掩护任务。这次裘岭战斗，对于我和新1团的同志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激战中，我们夺回了阵地，压住了敌人。当老1团和支队部的战友们，从我们阵地旁边急速快步通过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表达了战友之间的挚爱深情。 傍晚，瓢泼大雨从天而降，雨水汇成一股股小溪，从山岭高处流向周围的山谷。黑沉沉的天幕下，伸手不见五指。 远处只有稀疏的枪声。掩护任务完成之后，我向部队发出撤退命令。队伍静悄悄地从山上往东南方向移动，朝着山林走去，没走多远，天边透出了亮光。我同团里几位领导同志抓紧时机了解部队情况。一昼夜的战斗，伤亡人数增加，电台被打坏，1营完成任务后和团部失去了联系。这些新的情况，使我们本已艰难的处境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战斗打了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同支队部取得联系。按照原来支队部突围那天的部署，傅司令员告诉我，他们突围出去后，在对面山头燃起3堆大火，以示联络信号。但是，他们走后，一直没有看到火光。我派出了侦察员朝支队突围的路线去寻找，又让司号员向几个不同方向吹号联络，只有老1团特务营等几个小单位答了号。我们同支队首长、同兄弟部队主力失去联系了。严重的是，追寻支队部回来的侦察员报告，原来准备前进的道路，已经被敌人控制。一场摆脱困境，孤军突围的苦战摆在眼前。 我们在磅山附近的山上毫不迟疑地作着再战准备，全团上下做了两件应急的事:一是尽快地收拢部队，整顿建制，进行轻装，一切服从于最有效地展开战斗;二是坚守已经占领的阵地，以智取胜制服敌人，避免鲁莽蛮撞，减少无谓的牺牲，保存有生力量。这些工作尚未做妥，炮声、枪声从四边八方响起，越来越逼近我们的阵地。 磅山的交锋，又是一场苦战。 磅山是一个必须坚守的关键性的、关系部队存亡的阵地，敌人冲了又冲。许多时候，我们团的指挥员也冲到最前沿指挥;战斗紧张的时刻，团指挥所附近也是一个小战场。 就在这天下午，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先后负伤。傍晚战斗稍停，我们把政委和参谋长作了安置。丁政委离开队伍的时候反复嘱咐着:“张团长，你的担子更重了，要想办法带领同志们突围出去!”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回答他:“你放心，我们有希望突出去。”当下，我同支队特派员雷耿商量，建议由他担任政委，我们共同带领队伍突围。这时，听到一个消息，新3支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部队，可能在我们的东南方向不远的地方。这个情况如若确实，我们朝这个方向突围就很有利了。但是，经过联系，毫无信息。 部队没有脱离困境，而且情况变得更加恶化，战斗减员逐渐增加，给养已断，弹药也严重不足，同上级联系完全中断。当时，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突围方向，从东南方向继续突围，人生地不熟，路程也远，还有几条大河阻隔，顽军集结，后果难料;从西北方向打出去，人情熟，地形熟，即使部队打散了，当地群众基础好，隐蔽起来打游击，也有回旋的余地。据了解，在我们西北正面设防的是一支国民党的川军部队，战斗力虽比较强，但估计冲过包围圈，他们不一定会尾随追击。这样分析以后，我们下定决心，毅然向西北方向突围。 12日的清晨，雨雪霏霏，趁着天边闪现出亮光的时刻，我们发起了绝路求生的战斗。战士们带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连续进攻。敌人遭到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袭击。特别是3营的勇士们，发扬近战歼敌的作风，冲到离敌最近的地方，短兵相接，面对面的持枪对刺，肉搏相拼。敌人的防线被我们冲开了，扑过来的敌人也被打下去。这是一次近乎冒险的战斗，但我们的战士勇敢、顽强，令人敬佩和自豪。我们在困境中，迸发出预想不到的力量，一个人能够顶几个人，几个人能够打垮几十个敌人。战斗是激烈而残酷的，有的战士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刺刀拼断了，举起铁锹向敌人砍去;有的战士孤身闯入敌阵，夺过敌人的枪弹击毙敌人…… 正是这种英雄的壮举，保证我们的队伍突出了敌人重重的包围圈。 不幸的是，我们的新政委雷耿同志光荣牺牲了。那是战斗发起后，队伍冲出去，向前推进两三公里路的时候，我同他站在一个山头上指挥战斗，一串机枪子弹突然射过来，雷耿同志身中数弹倒下了。我抑制着内心的悲痛，从战士手中接过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过去。雷耿同志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延安抗大我们是同学，毕业后又同时派往新四军。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为国为民战斗到最后一息，他的鲜血滴落在皖南的土地上，像许多亲密的同志和战友牺牲一样，他的英雄形象，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溶化成继续战斗的力量。 突围战斗打了7天7夜后，我们的队伍终于由大康王的西南方向继续突围，经铜山、小河口、再过青阳以东境内，在铜陵、繁昌之间的顺安以北的团洲附近过江。两年多前，我们挺进江南的先遣支队就在这个地区战斗过。那时也是孤军深入，虽然国民党制造困难、阻力和摩擦，但我们是公开合法的身份，群众同新四军一接触，我党我军的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的主张，便受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拥护，敌后游击战争深得人心。现在的形势和两年前不同了。蒋介石丧心病狂，施展阴谋搞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图谋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置于死地而后快。 所以，我们突围出来的行踪，完全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这就不能不考虑到来自敌人的追击和搜索。现实的处境，使我联想到自己刚参加红军时，在井冈山反“围剿”的日子和在长征中摆脱敌人多路大军围追堵截的经历、战斗实践和领导同志的教育，我从中领悟到一点，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对付强敌:陷入被动时要力争主动，全局失利时要争取局部有利，还要靠“十六字诀”的战法。我们眼前虽已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还没有彻底跳出险境，随时都会碰到敌人的“围剿”。下象棋的人都懂得“善弈者谋势，不善者谋子”。 我同随团支队的供给部长孔峭凡、政治处主任李彬山，团特派员温华桂等同志研究以后，针对所处的形势，确定我们的指导思想:要保存力量，隐蔽行动，千方百计找到主力。具体的行动方式是: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路，有山上山，不走现成的路，白天不走夜晚走，少走有人的村庄，多住无人的荒山。对着指北针找方向，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这样做是敌人逼出来的，事后证明也是突围成功胜利达到江北根据地的重要因素。 同敌人直接的正面战斗减少了。但是，我们的苦头也吃尽了。凛冽的寒风夹着飞雪，高山密林中飘洒着的冰冷的雨点，无休无止的奔波转移，雪片、雨点和汗水浸透了衣裳，脚上蹬的鞋子露出了趾头，通洞的鞋底磨破了脚板。饥寒交迫，大自然带来的困难，对于经受过锻炼、过惯了艰苦生活的新四军战士来说，并不可怕，我们挺得住，熬得过去。 可是，疾病的袭击，却是极大的威胁。战伤、冻伤、患各种疾病的同志不断增加，队伍逐日减员。当我们路经径县、南陵地区时，遇到了突围出来的县委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请他们设法把突围中的伤员、打散的同志妥善安置。在南陵、宣城乡下，在径县的山村农家，感谢地方党组织和当地的亲人，他们自己正经受着苦难的日子，仍然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子弟兵。有的乡亲，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和救治了许许多多的伤员和失散的同志。听说，我团的丁麟章政委负伤后，就是由群众为他治愈后突围出来的。人民是战士的母亲，她养育了我们成长，她又像巍然的高山和莽莽丛林，时时刻刻保护着自己的儿女。 我们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只剩下200多人。给养也完全中断，只得靠采撷野菜掺和着有限的粮食充饥。队伍踏着沉重的步履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边走边收拢兄弟部队被打散的同志一道前进。天天都是夜行晓宿。有一个白天，我们在一个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搜索队放火烧山。我们隐蔽在一片疏林里，而敌人没有看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正面硬拼。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以小分队的方式，散开隐蔽，避开敌人。 我带领的一个小组，刚刚来到靠近一幢茅屋的斜坡上，清楚地听到敌人的说话声。眼看战斗就要打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中生智的小警卫员伸手把我拉到鸭棚的水塘里，恰好鸭棚四周长着密密实实的芦苇，外面的人看不清里面，站在水塘里却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动静。我们几个人，在水深齐腰的鸭棚水塘里，整整站了一个白天。傍晚时分，估计敌人也害怕遇到我们的部队，他们咒骂着，吃喝着下山了。 在高山野岭中隐蔽行军，常常是三五天才能吃到一顿饭，遇到敌人搜山，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蹲山头，看地势判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纵横交错的山林小道，摸索着往前赶路。饥饿、疲劳延缓了速度。按路程计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然而，我们却走了1个多月。2月底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3营营长郑贵卿开始一直同我在一起，两天以前分散隐蔽时分手了，到了江北，我们才会合。1营营长李元，是我到达无为后1个多星期才见面的。 新1团在皖南突围中，历尽艰辛和曲折，终于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来到了皖中根据地。尽管我们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损失，但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仰，为解放祖国的人民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在极端艰险和困难的时刻，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为敌人所压倒的决心和对胜利的信念，始终是鼓舞我们的巨大力量。新1团连同零星收容的同志最后只留下二百多个人，作为一个有建制的战斗集体，我们始终不屈不挠的战斗着。新1团留下的200多个人，又是200多颗火种，播撒到大江南北如火如茶的抗日前线。我回到皖中后，军部命令我，带几十名突围出来的干部到盐城，在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进行短暂的学习。接着，奉陈老总和刘少奇政委的命令，我又随傅秋涛同志一起踏上了新建7师的战斗岗位，开始了新的征途。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40多年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指战员，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成为我军作战史中可歌可泣的一页悲壮的篇章。皖南的失败，固然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谋害，但也有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和错误。主要是项英同志没有执行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我是这段往事的幸存者，皖南事变的情景，常常唤起自己不要忘记过去。 我认为作为一个指挥员，一个共产党员，面对极端困难、严重危急的情势，如同像皖南突围时处于敌众我寡，甚至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应该更坚定、更勇敢的站在斗争的前列，团结和带领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利用一切条件和力量，抱定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冲出重围。作为一个指挥员，一个共产党员，还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到党的领导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牢记烈士鲜血换取的教训，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指示，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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