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琪 吴瑞君 张晓杰 | 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人死亡风险——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原文信息：李安琪、吴瑞君、张晓杰，2023，《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人死亡风险——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作者：李安琪

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李安琪 吴瑞君 张晓杰

提要：基于中国老年健康追踪调查（2008—2018年）的四期数据，本文使用含Frailty因子的Gompertz风险回归模型研究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研究显示，在文盲同质婚、向上婚、向下婚和非文盲同质婚间，文盲同质婚中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最高，向上婚中的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生存优势最大。从婚姻教育匹配的教育差距效应来看，向下婚内部的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并不因夫妻教育差距的长短而异；向下婚内夫妻教育差距超过6年“门槛值”时，女性老人生存优势最大。向上婚内夫妻教育差距在3年“门槛值”内，则女性老人生存优势最大；超过3年“门槛值”，则出现夫妻教育差距越大，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越高的趋势。从作用机制来看，婚姻教育匹配主要通过影响认知能力，进而作用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本研究结果对于倡导关注教育异质婚家庭内部养老互助的双向干预，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关键词：教育匹配 老年人 死亡风险 Gompertz模型 中介作用

一、研究背景

巴拉查南等人（Balachanan et al.，2021）指出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性变革。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3.50%，比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4.63%。早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战略，把提高人均健康预期寿命、降低死亡风险以及改善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至此，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从家庭视角研究老年死亡风险，有助防范化解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变迁过程中潜藏的风险，实现“长寿红利”。

教育和婚姻是维护老年人生存的重要社会性因素（Saito et al.，2020）。先前研究表明，教育和健康之间存在积极关系（李翔、赵昕东，2020），较高的教育水平与更高的经济地位（艾斌，2022）、更多的社会心理资源（赵文龙、代红娟，2022）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王甫勤，2012）相关。然而，国内往往对教育和婚姻给健康带来的影响分别进行讨论（洪岩璧、陈云松，2017）。从健康社会学的核心论点出发，个人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网络成员中的资源具有流动性，个体的社会、经济资源可以成为其他人生活中的资源，因此网络成员的健康具有彼此依存性（夏翠翠、李建新，2021）。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不断缩小，现代化进程中代际关系的弱化促使老年人对配偶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因此，在老年阶段配偶的个体特征与非正式支持对个体生存的影响较大。

生命历程“连带生活”的概念假定丈夫和妻子的生活经历是相互依赖的（Elder & Glen，1998），个人内嵌于家庭之中，如果研究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时忽视配偶教育及其潜在资源，将大大地低估教育对家庭和社会的整体影响，导致个体死亡率的预测与因素分解结论有所偏误。忽视夫妻间的相对教育差异，也会高估个体教育对健康的保护作用，低估教育不平等对健康的总体影响（Huijts et al.，2010）。此外，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人口结构的异质性，进一步影响到婚姻选择与教育匹配模式，从而导致不同国家的数据针对同一问题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行动逻辑，因此关于婚姻教育匹配对个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更与家庭内部夫妻分工的文化渊源密切相关。

综上，本文以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为研究视角，考虑夫妻双方相对教育差异对个体生存的影响。本研究具体评估了夫妻教育差距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婚内匹配模式对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教育与健康间的关系，对于实现我国“长寿红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教育与老年死亡风险

社会因素决定理论指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其提供了一种“柔性资源”（flexible resources），这些资源可通过替代干预机制降低个人的患病率或减轻患病造成的二次危害（Mackenbach et al.，2015）。接受教育可以提高记忆力，增强信息处理、决策和批判性思维等相关的认知能力（Baker et al.，2011）。因此，当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信息获取能力越强，也更为了解促进健康的内在路径，从而优化个人健康行为以提高自我健康存量，降低死亡风险（Grossman，2008）。

个人的教育回报率会在生命历程中不断累积，而与教育相关的结果性因素也会因教育回报率的增加而提升。因此，累积劣势/优势论点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资源差异在生命历程后期将会导致健康差异的进一步增大（Dupre，2007）。综上所述，教育带来的物质性条件和社会心理资源会通过改善个人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等形式，使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晚年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享有更好的健康和生存机会（Cutler & Lleras-Muney，2010）。

（二）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与个体死亡风险

个体生命过程中的健康变化轨迹受到生理基因、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环境的交互影响（Liu & Guo，2015），因此，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差异（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在现有教育对老年死亡风险影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较为重视个体层面教育的影响与性别差异，对于婚内配偶教育可能存在的“溢出”或“抑制”效应的研究稍显不足（叶晓梅、梁文艳，2017）。夫妻间存在非常牢固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情感纽带，这些亲密关系激励着伴侣汇集各自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改善彼此的福祉。早期艾肯罗德（Eckenrode，1983）的研究表明，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调动社会支持的效率更低，因此受教育程度低的配偶可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少、所感受到的压力更大、自我的健康管理更低效。

共享资源假说是关于婚姻中死亡率模式的预测假说，其主要观点为夫妻共享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会导致相似的死亡风险。如果夫妻双方都暴露在负面环境中，例如相同的不良饮食或相同的贫困社区，则双方的死亡率都会增加（Gove，1973）。尼尔森等人（Nilsen et al.，2012）在针对挪威夫妻双方教育匹配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中发现，当夫妻教育都处于较低水平时，教育的健康回报劣势将被放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相对于向上婚、向下婚和非文盲同质婚内的老年人来说，文盲同质婚中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最高。

布朗等人（Brown et al.，2014）对美国已婚人群研究发现，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配偶有助于降低自我死亡风险。世卫组织在考纳斯—鹿特丹的干预研究（KRIS）发现，低受教育水平的妻子增加了丈夫的全因死亡风险（Bosma et al.，1995）。挪威的一项研究也记录了妻子的教育与丈夫全因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之间的负相关系（Skalická & Kunst，2008）。范雯和钱岳（Fan & Qian，2019）使用Gompertz模型研究45—84岁的美国中老年人死亡率时，模型中仅添加配偶教育控制变量，同样发现受教育程度低的配偶增加了个人的死亡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配偶的教育程度越高，则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越低。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现有评估配偶教育对个体健康影响的研究仍然存在方法上的问题。首先，婚姻具有选择作用，夫妻教育水平之间存在强共线性，将夫妻教育变量直接纳入回归分析，难以解释教育健康回报是来源于自身还是配偶；其次，现有实证研究没有测算夫妻相对教育差异，无法比较不同婚配模式间以及同类婚配模式内老年人的死亡不平等与性别差异。

婚姻中死亡率模式的另一预测假说是资源不公平假说，该假说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分配可能存在不均衡性，致使其中一方遭受资源的相对剥夺，导致夫妻间的死亡风险出现差异（Lazear & Michael，1988）。家庭是一个复杂的，集资源分配不平等、合作和冲突于一体的场所。由于更高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会导致更高的个人效用，家庭内部具有教育优势的一方生存机会可能更高（Sen，1990）。

据此，依据资源不公平假说，向上婚（丈夫教育水平高于妻子）中的男性老年人和向下婚（丈夫教育水平低于妻子）中的女性老年人具有各自的婚内教育资本优势。加之，向上婚中男性老年人的生存受到妻子作为家庭主要照料者和家庭健康行为监督者的积极影响，从而具有集资本与照料于一体的“双重优势”。然而，向下婚中男性老年人具有集资本弱势和心理压力于一体的“双重劣势”。苏亚雷斯和巴雷特科纳（Suarez & Barrett-Connor，1984）在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45—79岁夫妻的追访数据时发现，当处于向下婚时，丈夫的全因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较高。

“地位不一致”理论对资源不平等假说的影响结论进行了补充性解释。该理论认为如果夫妻之间存在“地位差异”，已婚男子会因教育水平不及他们配偶，以及“养家糊口者”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而感到“双重”压力，角色冲突和压力会对健康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男性死亡风险的增加（Bosma et al.，1995）。基于中国性别文化规范，考虑夫妻内部相对教育差距带来家庭议价能力的性别差异，本文提出以下与假设2存在一定竞争性的假设3a：

假设3a：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间，向上婚的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低于向下婚的男性老年人。

值得一提的是，夫妻教育差距对双方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异质性。谢斐等人（Jaffe et al.，2006）在对45—69岁已婚夫妇的研究中注意到婚姻匹配的异质性因素，发现向下婚增加了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致死风险。朴香丹等人（Piao et al.，2021）在对亚洲等非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中发现，与教育同质婚或向上婚的女性相比，向下婚的女性主观幸福感更差，家庭内部的教育差异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的负面影响更大。孟登（Monden et al.，2003）认为由于传统上丈夫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配偶的教育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此外，中国在婚老年人内部，向下婚并非一种主流的婚姻模式，其婚内矛盾、代际关系可能更为复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b：

假设3b：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间，向上婚中的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低于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三）婚姻教育匹配、认知能力与老年死亡风险

认知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尺度，涉及多个维度的心理过程，包括记忆、抽象推理能力和执行能力，不同于其他客观健康指标，认知能力是教育和经验影响的积累（McArdle et al.，2002）。老年人认知功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衰退，但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因人而异。早期的教育经历对大脑发育有直接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个体的认知能力储备（Banks & Mazzonna，2012），减缓认知功能的下降（侯桂云等，2018）。经验研究显示，与没有认知障碍的人相比，认知能力低的人的死亡率（吴晓光等，2011）、残疾和住院风险更高（Wang et al.，2012）。综上所述，文盲同质婚内的老年人因教育水平不高，使得认知能力处于劣势，遭受认知障碍的风险更高，从而死亡风险也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认知能力对老年人生存时间具有积极影响，文盲同质婚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主要通过损伤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08—2018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四期数据。为了满足纵向分析老年生存时间的需求，减少老年婚内情况的复杂变动，采用最新的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8年四期数据。CLHLS调查始于1998年，是中国首个从跨学科角度来探究老年人健康和长寿影响因素的追踪调查数据，其总体目标在于更好地理解人类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旨在填补有关健康老龄化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数据和知识空白。该调查通过入户调查获取受访者信息，包括受访者的个体、家庭和社会经济特征、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认知功能、心理健康、自理能力等（Gu，2008）。

研究对象的死亡日期主要是根据死亡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开具的死亡证明，或者通过访问受访者的近亲、邻居或所在居委会等获得（Gu，2008）。本文排除了2008年中没有结婚、丧偶、分居和离婚的样本，以及在初访后第一次追访期间失访的人群（我们无法估测此期间失访人群具体的生存时间）。为了增加研究样本量，本文纳入了2011年和2014年新增的受访老年人与随后2014年和2018年的追访样本，最终纳入分析的65岁及以上的样本为14941人—年，其中初访老年人（含新增初访老人）为4839人，男性3283人，女性1556人。死亡老年人（含第二次追访失访老人）为3015人，男性2173人，女性842人。

（二）变量选择

1. 死亡风险

死亡风险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死亡”是健康存量的清零与终结，从研究死亡事件的数据形式来看，大部分追踪数据都存在删截（censoring）的问题。任何受访者从出生开始便面临死亡的可能性，这种死亡风险不因年龄大小、调查时间早晚而异。本文采用受访老年人从出生开始到观测结束期（2018年1月）的间隔月数作为生存时间。

2. 婚姻教育匹配

由于婚姻教育匹配不仅是同质婚（夫妻教育一致）与异质婚的差异，其中还包含异质婚中向上婚（丈夫教育程度高于妻子）、向下婚（丈夫教育程度低于妻子）以及择偶梯度（教育程度跨层次匹配）模式。问卷中分别询问了受访者及其配偶的教育年限，如果夫妻教育年限一致为0，则归类为文盲同质婚；如果夫妻接受教育且年限相同则为非文盲同质婚；如果女性老年人的教育年限高于丈夫，则为“向下婚”；如果女性老年人的教育年限低于丈夫，则为“向上婚”。

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借鉴洪岩璧和陈云松（2017）研究中的教育程度五分类法，将教育年限转换为学历，0年归类为无受教育经历，1—5年归类为小学，6—8年为初中，9—11年为高中，11年以上为大学及以上。

本文对异质婚中夫妻教育距离进行测度，用以分析夫妻教育差距效应。用丈夫受教育年限减去妻子受教育年限，差值划分为8类教育层次。将教育层次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研究婚姻教育匹配对老年死亡风险的教育差距效应。对于受访者和配偶教育的缺失值我们进行了众数插补（缺失率不及1%）。

3. 中介变量：认知能力

在CLHLS个人调查问卷的C部分，认知量表总分设计为30分，包括定向力、记忆力、计算力、画图、回忆、语言以及说出食物的数量7个部分的24个问题，分数越高表示认知能力越好。

4. 影响老年人死亡风险相关因素

基于以往老年人死亡风险的研究文献，本研究控制了如下变量：年龄、性别、居住地变动、区域和居住安排变动等人口学变量；受访者60岁以前职业、收支平衡、儿童期是否饥饿和儿童期医疗服务是否足够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是否患有高风险慢性疾病、基期自理是否受限等健康状态变量。为了避免在2011—2018年间出现的离婚、丧偶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文中添加了是否处于在婚状态的控制变量。对缺失值小于2%的变量，使用众数来代替缺失值。

（三）研究方法：含Frailty因子的Gompertz风险回归模型

在关于老年死亡风险的研究中，Cox比例风险模型较为常见，尽管它在处理截删和时变性解释变量上比多元回归模型更具优势，但该模型的使用前提必须满足两组人群在任何时间点上发生事件的风险比例是恒定的假设。在实际应用中，有学者并未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常常采用不适用的模型得出有偏差的结果。本研究选择Gompertz分布作为基线分布，该模型常用于描述个人寿命的分布趋势，可以摆脱非参数模型退出事件在时间点上堆积（ties）带来的困扰（王伟进、陆杰华，2015），较为符合老年人口的死亡风险随年龄的递增性（Pandey et al.，2020）。随时间t变化的Gompertz分布的风险函数的表达式如下：

对应的累积风险函数和生存函数分别为：

其中α和λ是Gompertz分布的尺度和形状参数。当λ=0时，基线风险变成指数风险，λ>0时，基线风险为单调递增函数，λ<0时，基线风险为单调递减函数。

此外，研究样本可能存在长寿基因，智力和家族遗传疾病等未被观测的异质性（unobserved heterogeneity）因素，若忽视这些未被观测的异质性与解释变量的关系，则会导致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系数偏误。在生存分析中直接将包含未观测的异质性的脆弱性因子（Frailty）放入方程进行考察，便可得到纠偏的结果（陈强，2014）。本文采用含个体层面Frailty因子Gompertz模型，假定Frailty因子的分布为伽马混合分布，使用stata16.0计算。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中老年人出生在1896—1947年间，未曾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不高，删除缺失值后，样本中受访老年人中文盲占比高达37.33%。图1描述了1896—1947年出生的老年人及其配偶的受教育年限，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样本中老年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女性；但在1941—1947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明显更快。在调查数据中，样本中男性受访老年人与其配偶的教育差距除了在1921—1925年出生队列中有所扩大外，其他队列中夫妻教育差距变动趋势较为平行。女性受访老年人与其配偶的教育差距在1936—1947年间呈现了缩小的趋势。尽管样本中分性别样本并不是夫妻配对数据，但统计结果符合匹配趋势，抽样合理。

图1 CLHLS2008—2018年分出生队列、性别的老年人与其配偶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将研究样本按教育年限法划分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后，在总样本中处于教育同质婚状态老年人占33.41%，其中文盲同质婚占25.56%，非文盲同质婚占7.85%。向上婚占比达44.8%，向下婚占比21.79%。分性别样本来看，超过一半的向上婚中男性老年人发生死亡事件，而接近一半的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发生死亡事件。表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由表1可知，从控制变量的分布来看，样本中以男性、农村、东部以及未与后辈同住的老年人居多。在健康方面，大部分老年人日常自理能力不受限制、没有患有高危慢性病、身体素质较好。从童年期的经历来看，多数老年人童年有过挨饿经历，有过童年生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经历。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处于收支平衡的状态。

（二）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老年人的生存时间差异

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在不同年龄呈现不同关系。由图2可见，样本中男性的死亡风险上升幅度较女性大并且走势更陡。从图2（1）可见，87岁之前，向上婚中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最低，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之间男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呈“收敛”状态。在87岁之后，文盲同质婚中的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上升速度加快，向下婚中的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较低。

图2 分性别、分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老年人死亡风险函数图

由图2（2）可见，女性老年人在向上婚和文盲同质婚中的死亡风险高于其余的两种婚姻匹配模式。80岁之后，向下婚中的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处于最低水平；向上婚中的女性老年死亡风险的攀升速度较其他婚配模式快，且在90—100岁的年龄段中死亡风险处于四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最高水平。

（三）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生存分析结果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表2模型1—8中gamma显著且大于1，说明Gompertz模型具有适用性，gamma值大于1表示样本中早期死亡例数较少，后期死亡例数较多，反映了死亡风险一开始较低，后来慢慢增大。表2模型1—8脆弱因子lntheta的值小于1（p<0.001），意味着样本中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减缓了死亡事件的发生，可能是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筛选”机制使得更为健康的老人存活下来并且存活时间更长；此外，分析样本均处于在婚状态，婚姻的保护效应也减缓了死亡事件的发生。

1.个人教育与配偶教育对个体死亡风险的影响

由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表2给出了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分性别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与死亡风险的生存分析结果。如果不看夫妻的相对教育差异，仅看教育对自我死亡风险的影响，那么表2的模型（1）个人教育年限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点可能因为文盲老人的基数比较大，还有可能是因为教育对中国老年人生存的影响并非是一种线性关系（洪岩璧、陈云松，2017）。表2模型（2）、模型（4）、模型（6）和模型（8）为用教育程度法计算后的个人教育与配偶教育对老年死亡风险的影响。表2模型（2）变量小学系数显著，说明接受小学教育的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低于接受初中教育的男性老年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的健康回报并未呈现线性关系，这一点跟洪岩壁和陈云松（20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在控制个体和配偶教育年限的情况下，妻子教育年限对丈夫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显著。表2模型（8）在纳入个人教育程度和丈夫教育程度变量后发现，相对于初中教育程度的丈夫来说，拥有高中教育程度丈夫的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更高，丈夫的教育程度对妻子的生存机会存在“抑制效应”。那么婚内夫妻教育的相对差异究竟对个人死亡风险有何影响，我们还需进一步纳入教育婚配模式进行分析。

2.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老年人死亡风险差异

从婚姻教育匹配的模式来看，表3模型（1）中的男性老年人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的虚拟变量系数显示，其他婚姻教育匹配模式比文盲同质婚中男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更低，文盲同质婚中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最高，验证了假设1。再通过联合系数检验发现，相对于非文盲同质婚来说，向上婚中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低28%。向下婚中男性老人比向上婚死亡风险高出31%，向上婚中男性老人死亡风险最低，验证了假设3a。

表3模型（2）中，向上婚和非文盲同质婚中的女性老年人比文盲同质婚中的女性老年死亡风险低61.3%和45.9%，部分验证了假设1。再通过联合系数检验发现，相对于非文盲同质婚中的女性老年人来说，文盲同质婚的死亡风险高出85%，向下婚的死亡风险高出55%。此外，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比向上婚死亡风险高出117%，假设3b得到证实。

3.婚姻教育匹配中教育距离差异与老年人死亡风险

为了更进一步地比较不同婚姻匹配模式内部配偶间教育距离的效应，本文将主要自变量设定为家庭内的夫妻教育年限的差距，即丈夫受教育程度减去妻子受教育年限来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具体来说，实际教育差异的正（负）值表明丈夫的受教育年限比妻子长（短）。

表4的模型（1）结果显示，其他婚姻教育差距模式的死亡风险均低于文盲同质婚的男性老年人。经不同层次的联合系数检验发现，相对于妻子受教育年限比自己多1—3年的男性老年人来说，自己比妻子教育多1—3年的男性老人死亡风险显著低34.3%，再次验证了假设3a。此外，自己比妻子教育多1—3年的男性老人死亡风险比非文盲同质婚中的男性老人显著低45.5%。

值得关注的是，当以丈夫比妻子教育多1—3年为参照组时，丈夫比妻子教育多4—6年的死亡风险显著高出95%，丈夫比妻子教育多7年及以上的死亡风险显著高出85%。向上婚内部呈现夫妻教育差距的死亡风险异质性，随着夫妻教育差距的扩大，丈夫的生存优势降低（参见图3）。换言之，向上婚中配偶教育水平越高，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越低，假设2只支持向上婚中的男性老年人。

图3 分性别、分跨教育年限匹配模式中老年人死亡风险的边际效应

表4模型（2）的结果显示，相对于文盲同质婚的女性老年人来说，妻子教育年限比丈夫多7年及以上的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低41.9%，丈夫教育年限比妻子多1—3年的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低64.4%。从异质婚内部对比来看，不论向下婚中夫妻教育差距是多少，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均显著高于丈夫比妻子受教育年限多1—3年的向上婚（参见图3）。这一点呼应前文发现向上婚中女性老年人生存优势明显的结论。向下婚中，丈夫的教育水平越高，妻子的死亡风险越大，拒绝了假设2。

此外，在向上婚的异质婚中，相对于丈夫教育年限比妻子多4—6年的女性老人来说，丈夫教育年限比妻子多1—3年的死亡风险显著低65.7%。随着跨教育层次的增加，女性老年人受到丈夫教育的溢出作用会减少，从而增加自我死亡风险。也就是说，女性老年人受到丈夫教育的溢出作用存在“门槛效应”。综上所述，假设2并不支持女性老年人的情况。

（四）婚姻教育匹配与老年死亡风险：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本研究筛选的样本进行计算，男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总体上高于女性老年人。非文盲同质婚中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认知能力更高；文盲同质婚中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认知能力最低。但是，在异质婚群体中，向下婚中男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高于向上婚中的男性老年人，向上婚中女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高于向下婚中的女性老年人。但是，在纳入表1中的控制变量进入回归后，向上婚中男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显著高于向下婚中的男性老年人，而向上婚与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差异不显著。

表5对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测算。其中a值表示婚姻教育匹配对中介变量认知能力的影响系数；b值表示中介变量认知能力对因变量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系数；c值表示在没有控制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婚姻教育匹配对因变量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系数；c′值表示在控制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婚姻教育匹配对因变量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系数。

在男性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相对于文盲同质婚的男性老年人来说，向上婚、向下婚和非文盲同质婚中男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明显高出0.769个、1.079个和1.167个单位。个人认知能力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显著（b=0.938；p<0.001），男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死亡风险降低6.2%。Sobel检验显著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向上婚的男性老年人认知能力高，所以死亡风险低。同理，Sobel检验在向下婚和非文盲同质婚中显著，认知能力在婚姻教育匹配和个人死亡风险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相对于文盲同质婚中男性老年人，向下婚和非文盲同质婚中男性老年人认知能力高，所以死亡风险低。假设4得到验证。此外，更换婚姻教育匹配参照组，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也发现，向下婚男性死亡风险比向上婚高是通过较低的认知能力增加了向下婚中男性老年人死亡风险。

在女性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相对于文盲同质婚的女性老年人来说，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明显高出0.385个单位，非文盲同质婚中女性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明显高出0.794个单位。个人认知能力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显著（b=0.977；p<0.10），女性老人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死亡风险降低2.3%。根据c′系数不显著，a的显著系数以及非文盲同质婚Sobel检验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非文盲同质婚的女性老年人认知能力高，所以死亡风险低。假设4得到验证。此外，更换婚姻教育匹配参照组，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也发现，向下婚女性死亡风险比向上婚高是通过较低的认知能力增加了向下婚中女性老人死亡风险。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流行病学家的研究经常强调社会环境，尤其是婚姻对维系生存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婚姻的具体特征如何影响夫妻的生存。教育塑造了资源和将现有事物转化为资源的能力，并作为一种共享的产品，可以通过婚姻等关系网络进行经济与非经济回报的传递（Song & Chang，2012）。尽管婚姻对个人健康具有保护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婚内夫妻特征差异对个体死亡风险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基于家庭功能主义视角，将婚内夫妻社会性别角色纳入教育健康的回报理论框架之中，揭示了婚姻模式对老年男性和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给学界关于配偶教育影响个体健康不一致的结论提供了新的阐释，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我国老年人教育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整体素质仍然较低，其中男性老年人教育水平高于女性。从婚姻教育匹配模式来看，处于文盲同质婚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最高。赛泰德等（Stauder et al.，2019）研究发现，低教育程度的同质婚配中的夫妻生活方式很可能是“典型的低阶层”，夫妻双方暴露在共同的负面环境之中，从而双方的死亡风险相对其他婚配模式夫妻来说更高。本文这一研究结论补充了共享资源假说在中国已婚老年人群中的研究证据。

其次，处于中国“男高女低”的向上型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最低。婚内具有教育优势的男性老年人集资源与配偶照料服务的“双重累积优势”于一身，从而生存优势高于其他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的男性老年人，这一点补充了资源不公平假说中关于中国男性老年人的研究证据。但是，结合老年人出生队列，样本中老年人出生于1896—1947年之间，女性教育程度高于男性老年人的向下型婚姻并非当时的主流婚姻模式。中国的向下婚中女性老年人并未因自身的教育优势而呈现生存的独特优势，相反，在“男高女低”的向上婚中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更低，女性老年人可以在向上婚中接受到丈夫教育健康回报的“溢出作用”。

再次，老年夫妻的教育差距能够预测死亡风险，但存在性别差异。从婚姻教育匹配的教育差距效应来看，不论夫妻教育差距多大，文盲同质婚中的男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最高。但对于女性老年人而言，随着向上婚中夫妻教育差距的扩大，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接近于文盲同质婚内的女性老人。在向上婚中，丈夫的教育存在保护作用，但是这种保护作用具有“门槛效应”，仅限于丈夫教育年限比妻子多1—3年中的家庭。

目前学界存在关于配偶教育程度对自身死亡风险影响的两种竞争性假设，而本研究通过测算夫妻间相对教育差距的变动，分析配偶教育年限相对增加对另一半死亡风险的影响后发现：在同种婚配模式内部，向上婚内夫妻教育差距超过3年这个“门槛值”，则出现配偶教育程度越低，夫妻教育差距扩大，男性老人死亡风险越高的情况。向上婚内，夫妻教育差距超过3年“门槛值”，则出现配偶教育程度越高，夫妻教育差距扩大，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越高的情况。向下婚内，夫妻教育差距超过6年“门槛值”，则出现配偶教育程度越高，夫妻教育差距缩小，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越高的情况。“地位不一致理论”虽能解释向上婚的男性比向下婚男性具有生存优势，但是对于夫妻教育差距的长短与死亡风险的关系解释力不足。从男性老年人来看，向下婚中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并不因夫妻教育差距的长短而异，也就是说，向下婚中妻子教育程度越高并没增加男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向下婚中男性所遭受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到长距离教育差距的抵消作用。此外，向下婚中妻子教育健康回报的可能存在“溢出作用”，随着夫妻教育差距的扩大，向下婚中男性可能通过获得配偶资源的“溢出”作用从而补偿自己教育健康回报的劣势。

最后，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在不同婚配模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文盲同质婚中老年人因教育劣势导致低水平的认知储备能力与认知存量，进一步导致文盲同质婚内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而向上婚中女性老年人的生存优势部分受到丈夫教育对认知能力保护的溢出作用，呈现死亡风险低于向下婚的情况。

尽管婚姻对个人健康具有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作用因婚内夫妻特征、资源的相对差异而不同。夫妻间教育差异既关系着家庭资源的重组与分配，也意味着家庭权利与话语权的归属。关注家庭内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尤其不能忽视文盲同质婚与向下婚家庭中的老年人。因此，在“长寿时代”背景下“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政策更需要倡导积极、和谐、互助的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增强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减少婚姻家庭纠纷，增强家庭凝聚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婚姻稳定性与家庭内部成员的身心健康。此外，本文研究的结果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除了扫盲活动、传播健康相关和营养知识增加认知储备能力与存量外，还可以通过社区项目提高他们的基本生存技能，消除可能阻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获得当地社区社会支持资源的潜在障碍，加强对家庭内部弱势群体的关注，加快构建“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风险分层、认知能力分类和梯次社会支持的风险防范机制。

然而，我们的研究尚存在一些没有控制的内生性和异质性。由于在CLHLS数据中无法对所调查的老年人进行夫妻双方信息和主观感受题的配对，因此难以通过厘清夫妻双方谁先死亡以及夫妻双方对各自生活的主观评价方式。以上不足，我们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解决。

作者单位：李安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吴瑞君，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张晓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