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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阿连德是当代著名的美籍西班牙语作家，也是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侄女。她目前多数时间生活在美国加州，但多数作品的重点写的还是她的祖国智利(其实如果单论出生地，她生于秘鲁)，比如其成名作《幽灵之家》以及她2019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大海的一枝长花瓣》(英译本出版于2020年)。  这后一本历史小说是以西班牙共和军的军医维克托·达尔茂（Victor Dalmau）为主角，从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变写到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从主人公的青年时期写到其老年，把虚构和真实，政治和爱情掺混在一起，表面上是写命运无常中的颠沛流离，但探求的是人类应该于苦难中执着于什么，就像英文版书评说的，它的主题是流亡，归宿和希望。 这部小说虽然被归类为历史小说，但出场人物在真实历史中有名有姓的并不多，最重要的大概要数大诗人聂鲁达，甚至可以被视为串联书中故事的关键角色，毕竟主人公维克托·达尔茂和他的爱人罗瑟（Roser）就是搭乘聂鲁达包租的船只逃难到智利的，而聂鲁达租船拯救西班牙难民，也的确是真实历史事件。 小说中写了很多人的死亡，也包括聂鲁达之死，特别是他的葬礼。聂鲁达是在皮诺切特政变发生后没几天就在医院去世的，但是当时很多智利人怀疑他是被军方毒死的(五十年后智利的官方调查证实了当时的传言)，但是在那时的高压氛围之下，大家又不能公开说什么，于是只好借参加他葬礼，借着去给逝者献花而宣泄自己的情绪，颇有点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意思。 小说描写聂鲁达的葬礼事件，基本上是采用了时人的真实回忆(请参看备注一)，但是在此前的伏笔和此后的评论中，作者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悟，有些堪称警句。 比如，伊莎贝尔·阿连德说，死亡是对一个人的标记，也就是说，一个人生前做过什么，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有时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死亡的那个时点，恰好由于某种特殊性而让很多人产生了共情，比如聂鲁达，尽管他是位有名的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如果他死的时候智利风调雨顺，平平常常，可能他的葬礼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画风了。 但是聂鲁达偏偏死在大家都很郁闷的时候，都想抒发什么却又无从抒发的时候，所以给他送葬也好，给他献花也罢，就都产生了额外的意义。 也正是从这种角度，伊莎贝尔·阿连德说，聂鲁达的葬礼其实不是葬礼，而是一种抗议。  50年后法医发现聂鲁达真实死因 备注一:伊莎贝尔·阿连德对葬礼描写的原文: Do you remember the huge crowd in the National Stadium when there was that homage to the poet? Well, I think there must have been about two hundred of us at most in the cemetery.”“The news of his death has just come out in the newspapers, so it was too late. Not many people knew either of his death or his burial.” “People are scared.” “Many of Neruda’s friends and admirers must be in hiding or in prison. Tell me what it was like.” “I was up at the front. I was a bit frightened, because there were soldiers with submachine guns lining the route in the cemetery. The coffin was covered with flowers. We were walking along in silence until somebody shouted: 'Comrade Pablo Neruda!’ and we all shouted back 'Here, now and forever!’ ” “What did the soldiers do?” “Nothing. Then one brave guy shouted 'Comrade President!’ and we all shouted 'Here, now and forever!’ It was so moving, Doctor. We also shouted that the people united would never be defeated. The soldiers did nothing, but there were some guys taking photos of those of us in the cortege. Who knows what they want them for.” 上面这段描写可以与作家埃尔南·洛约拉（Hernán Loyola）对聂鲁达葬礼的如下回忆相对比，就会发现核心内容区别并不大，只是伊莎贝尔·阿连德描写的更精简以及带有了一点暗讽意味: 在25日星期二早上九点钟，再一次，悲伤的任务开始了，把遗体抬出去，穿过大水漫流的通道和地板……当我们成功把棺材抬出去，一大批工人和学生们已经聚集在外面的大街上了，我听到最初的喊声：'巴勃罗·聂鲁达同志！’有人尖叫，而所有其他人都回答说：'在这里！’随从的人排成一个挑衅式的队列（因为任何大众游行示威当然都是被军方统治当局所禁止的）……一路上，队列变得越来越长。抵达沿着德拉帕斯大道的大众公墓，葬礼变成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示威活动，这是自从9月11号以来的第一次……我承认我被恐惧吓呆了，因为人们开始唱《国际歌》，用一种渐强的声音。突然，我发现我的拳头高高举起了，我也开始唱起来。士兵们武装到了牙齿，包围着公墓对面的广场，我发自内心相信：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情，他们就会用机关枪开火。当有人用巨大的声音开始喊：'巴勃罗·聂鲁达同志！’我们一起回答'在这里！’呼喊重复了两到三次，回答变得更为坚定……然后那个声音喊：'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回声变得嘶哑，爆发成咆哮，被情感和恐惧以及想要大声疾呼让全世界都听见的渴望高高掀起：'在这里！’我相信，那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恐惧，因为他们对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宁愿在高举着拳头歌唱《国际歌》死去。歌声达到了顶峰，我们所有人都在哭泣。（引自杨震译文） 备注二:盛世益隆，杜肃亦增，而文水之雅量则未必常有，故为防失联，请长按或扫描如下二维码添加作者个人微信号。此号仅供已经关注本公众号的读者备用，日常情况下恕不寒暄问候亦不闲聊，还望大家谅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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