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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清晨，我们刚刚醒来的时候，妈妈谈起了成功以后的计划。 “大家都告诉我们，到达香港以后，不能久留。我们应该尽早到美国去。” “我的钢琴在美国吃不开，我要自己留在香港教学生。”我说。 “谁也不能留在香港，大家一起去美国。” “不行，我要自己挣钱，在美国我不会挣钱。”我着急地说。 “你不会嫁一个丈夫吗?嫁一个丈夫你不就有钱了吗?” “我不要嫁丈夫，我要自己挣钱，为什么我一定要结婚才能有钱?”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奇怪，”妈妈笑着说，“到美国去多好啊！你倒哭了。” “可是你为什么说我一定要结婚才有钱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去！一定不去！”我越哭越难过。大家离开了我，把我留在房里。 我是一个不走运的姑娘，现实生活加在我身上的创伤，无法计算。将近10年了，我能够忍受命运交给我的痛苦，能够把我心中的热情献给每一个需要我的人，但是，我不想求助别人，更不想结婚。当我那仅存的一点自尊被粉碎之后，我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而我又的确是家里最无用的一个，我很清楚自己的无用。我很喜欢写东西，永远也不能舍弃。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创造出来的朋友们，会有资格和世人见面。 妈妈已经做好出走前的准备，她分给我的工作是洗干净所有的脏衣服。我两眼红肿地把衣服和澡盆拿到柴屋里，洗了起来。弟弟拿了铁桶，到井边打水。 衣服将近洗好了，我的眼睛大概也不那么红了， 没想到，天上飞下了横祸，大舅和三舅出人意料地跑了进来。看他们那副气冲冲的样子就知道没有好事，我赶紧放下衣服，跑进屋里。两位先生没有说话，先拿出两封信来，两封都是寻找爸爸下落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姐夫给我的。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中央音乐学院出了什么毛病，总之，自从贾师傅出了岔子，部分在北京的亲友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出走的事，他们急切催促我们回京。不过，他们还不清楚我们的踪迹，这些信转了好久才转到广州。 我还没有把信看完，大舅就开始对我发起火来，责备我没有听他的话，私自到广州和狗头见面。就像一场斗争会一样，大舅常常气得拍着桌子圆睁两眼，三舅也和大舅一起数着我的罪名。阿清也进来了，他不喜欢这样吵闹，面孔涨得通红。 “你要管住她点，”大舅对妈妈说，“她很不像样，不能总叫她在外面跑，现在整个广州没有一家朋友对她没有意见。” 我气得脸上发烧，无论如何，大舅不应该这样说我，但是，妈妈只是帮着他们。我无处诉苦。 “狗头荒唐，现在边防线上的炮艇多得水泄不通，无路可逃，他怎么能带你们走?”大舅说，“我今天上午已经叫三弟媳把这条路推掉了。” “不要那么大声说话，外面听见。”阿清不安地说。 “你们回北京吧！”大舅和三舅一起说。 我不想详述这一场风波，总之，这两员大将搞得大家心情很沉重。我和爸爸在大舅的督促下回了两封信。两员大将拿着信当天下午赶回广州。 他们走后，我们开始坐在阿清的屋里分析大舅的话。阿清拿出他那小得一口就能喝完的小茶杯，给大家倒了一杯名贵的中国茶。 “我真不懂，这两个人突然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阿清说。 “大舅专门喜欢吓唬人。”我说。 “大舅父不应该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叫三舅母把这条路给推了，我再三叫他不要这样做。”妈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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