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本不该输的国运之战（下）

上周咱们聊到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详见《甲午战争——本不该输的国运之战（上）》），并从纯军事的角度简单分析了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本周来聊聊战场之外的原因。

01

腐朽的政治

我们常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所以如果要在战场之外分析失利的原因，政治是第一个应该考量的因素。让我们来看看甲午战争时清政府的政治状态。

当时的清政府的政治格局是中央是慈禧太后掌权，地方是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一提到慈禧太后，大多数人都是恨得牙痒痒，觉得要不是她贪图享乐把扩建海军的钱拿去修颐和园，甲午战争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这确实是事实，但不是全部。首先，修颐和园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主意，这个锅不能让她一个人背。其次，慈禧太后在修颐和园时候的考量也不仅仅是个人享乐那么简单，这其中还有在她看来非常重要的政治考量。

为了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先把颐和园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咱先说修颐和园是谁的提议。其实修颐和园这事是醇亲王提出来的。醇亲王是谁，他为啥那么热心要给慈禧太后修园子呢？

原来，这个醇亲王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您可能还是觉得纳闷，为啥妹夫要给这么着急给大姨子修园子呢？要再说一步您可能恍然大悟了，醇亲王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

光绪与醇亲王

同治皇帝皇帝病逝之后，慈禧太后希望选一个小孩子继位，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继续垂帘听政把持朝政。但她又害怕这个小皇帝长大以后反水，所以就选中了自己亲妹妹的儿子，把这个小娃娃过继给了自己，然后继承了皇位，是为光绪帝。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当然很高兴，毕竟自己的亲儿子当皇帝了，他也可以父凭子贵了。随着小皇帝一天天长大，醇亲王也一天天的开始犯愁，生怕慈禧太后不愿意交还政权。

于是醇亲王想了个主意，打算修一个颐和园献给慈禧太后，希望她从此之后能寄情山水，不问政事。但当时李鸿章等人正在搞洋务运动，再加上之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清政府根本拿不出钱再搞这种大型土木工程，于是醇亲王就开始琢磨着挪用李鸿章的海军军费。

慈禧太后

李鸿章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军权、政权、外交一把抓，看起来威风八面，可是他心里很清楚，慈禧太后等人一直很忌惮自己。原因也很简单，李鸿章是汉人，而且是手握重兵、重权的汉人。

前面咱们也提起过，北洋水师管理很落后，还是沿用的湘军、淮军那套，这也就意味着，北洋水师和湘军、淮军一样是一种类似私人团练的武装力量。

如果您现在坐在慈禧太后的位子上，您会怎么想？是不是会觉得这人太可怕了？手里这么大的权力，还有私人武装，万一哪天他嗷的一嗓子，来一句“反清复明”，那可咋整？

当时慈禧太后就是这么个心态，其实从曾国藩开始，清政府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想自己掌权，偏偏军队不争气，从八旗到绿营都是屡战屡败，搞不定叛乱分子，只有依靠汉人大臣。

于是一边依靠汉人，一边又害怕汉人造反，得防着汉人，就成了当时清廷统治者的新常态。李鸿章对此也心知肚明。

所以在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李鸿章还是同意将海军的经费挪去给慈禧太后修园子了，甚至还配合慈禧太后调了一艘军舰到昆明湖操练了一番。（因为慈禧太后也怕大臣们反对，对外宣称修的不是观赏用的花园而是水师训练基地）

所以，修颐和园的账不能只算在慈禧一个人的头上，这得算是醇亲王、慈禧甚至李鸿章的集体决定。在慈禧太后看来，修园子这事，不仅仅是个人享乐，也是制衡北洋水师过度膨胀的一个手段。

或者说“制衡李鸿章”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冲淡了她挪用公款修园子供自己享乐的负罪感。当然，也有可能她根本就没有负罪感，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无法去了解她真正的想法。但不能让李鸿章势力过大肯定也是她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除了君王和大臣之间勾心斗角，大臣们之间也是亿点点小心思。互相瞧不上，互相拆台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清政府的海军并不仅仅北洋水师一支部队，而是四支部队，分别是：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

按说这些部队都是保卫国家用的，既然与日本的矛盾如此白热化，那在这样关键时刻就应该举全国之力与之抗衡。可实际情况却是除了广东水师调拨了三艘主力舰支援北洋水师之外，福建和南洋水师一动不动，哪怕清政府多次催调，他们依旧以各种理由推托，直到甲午战争结束。

顺便说一句，广东水师之所以愿意调拨军舰支援是因为掌管广东水师的广东督抚是李鸿章的兄弟。在这样不团结的政治环境中，想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太难了！

除了内部政治不团结，国际环境也非常复杂。

02

复杂的国际环境

随着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大败，其国际形象变成了一个虽然有钱却没能力捂住钱袋的冤大头。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自不必多言，后来像俄国、德国这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想来占便宜。

尤其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从我国讹诈了不少土地。当时俄国有一个外交大臣叫“伊格那提耶夫”，这个人相当狡猾，在英法和清廷之间左右横跳，正是他鼓动了英法联军北上，打的清政府满地找牙，然后又跳出来装好人劝英法联军不要过度羞辱清廷。

为了实现俄国的利益，他还忽悠英法联军说中国北方很冷，会连内河都冻上，你们再不走，军舰就都被困住了。英法联军没在中国北方待过，就听信了他的话，撤走了军队。这在清政府眼中看来，哇塞，这个俄国人有本事。于是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希望他帮忙斡旋英国和法国。

这对伊大人来说是求之不得，于是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还要求中国割让8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国。

到了清政府和日本较劲的那段时间，国内不稳定，新疆发生了回乱，俄国又想来占便宜，占领了伊犁地区，还美其名曰是帮我们临时照看，等回乱平定了自会归还。

为了保住新疆，左宗棠请求出战，要平定回乱。左宗棠的说法是，老祖宗留下的地不能丢，不然对不起列祖列宗等等。李鸿章则竭力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当时东部沿海所面临的日本的威胁比新疆的问题更严重。

李鸿章的意思是沿海和中原腹地是整个清帝国的精华，只要稳住了这个基本盘，国家实力得以保存，那边疆问题迟早能解决。反之，如果失掉了精华地区，国力日衰，即便当时打下了新疆，之后也还会再失掉。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李鸿章的判断是正确的，可当时的人开不了上帝视角，再加上左宗棠的调门太高，动不动就“对不起列祖列宗”，李鸿章也不敢在明面上唱反调。

于是清廷借了外债，挪用了许多外省的经费，凑齐了一笔军费供左宗棠收复新疆，所幸左宗棠在新疆用兵较为顺利，很快就平定了回乱。到了这个时候俄国又耍赖了，说好了回乱平定之后就归还，可就是迟迟不愿意退兵。

清政府只好派人前去谈判，谈判的结果很糟糕，虽然收回了伊犁城，却失掉了伊犁城西的大片土地，还把一些交通险要割让了俄国。这等于耗费了大量的军费，结果不仅没有落到好处，还赔出去一大笔。

消息传回国，全国上下骂声一片，纷纷叫嚷着要与俄国开战。这时候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是清醒的，他知道清政府的状态是群狼环伺，不能再意气用事。于是，他请来了曾经帮助清政府数次击败太平军的英国军官戈登来为高层提供军事意见。

戈登的意见是，如果要跟俄国开战，清政府得迁都西安，做好至少打10年仗的准备，而且还得做好政权被随时推翻的心理建设。戈登的话一说，朝廷上下顿时怂了，考虑还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

恰好此时俄国与土耳其以及英国的关系都很紧张，也不愿意再与大清起冲突。更幸运的是，此时清政府里出了一个对世界局势颇有看法，且头脑极为冷静、意志极为坚定的年轻外交家曾纪泽。

在他的一番操作之下，挽回了大部分土地损失，但赔偿款多付了一倍，这已经是较好的结果了。连英国驻俄国的大使都盛赞他，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他（指俄国人）已占领的土地，曾侯（指曾纪泽）要算第一人。”

俄国这件事情搞的清政府焦头烂额，好容易才摆平没多久，法国又在越南作妖，紧接着又是英国在缅甸不安生。这些事情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那时候的清政府所处的国际环境可以用一头包来形容，这些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让清廷本就不宽裕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03

残破、腐败的经济

我们都知道打仗就是烧钱，没有经济支撑，根本不可能有战争的胜利。因为国际环境恶劣，尤其是几次军事行动失败后的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是每况愈下。

这个时候的状况就有点两头堵了：猪都能看得出来必须要发展军工，搞一支像样的军队，可这玩意实在太烧钱；如果你嫌太烧钱不想搞，那以后人家三天两头就会来砸场子，砸完了还让你赔偿人家的车费路费人工费。

总之就是难受，相当的难受！

李鸿章就是这么样一路憋屈着开始搞洋务运动、打造北洋舰队。经费是最大的难题！当时清政府的中央财政基本上是指望不上的，那么多战争赔款就够喝一壶的了。很多时候建海军的钱只能靠地方上凑，这时候别的督抚心里就不高兴了，凭啥我掏钱给你李鸿章壮大力量？

所以打造北洋舰队的进程一直都是磕磕绊绊。好在有李鸿章的坚持，这条路虽然难走还是走了下来。据统计，自1861年起至北洋舰队建成的27年间，北洋水师光买舰船的钱就花去了3000万两白银，再加上各种军舰保养、维修、修建造船厂、派人出去培训学习、水师的军饷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估算约为1亿两。

随着北洋舰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危机却越来越重。请注意，这里说的危机不是指外部，而是内部。因为连李鸿章自己也开始飘了，他从刚开始时候的警惕日本变得自大起来，认为有“镇远”和“定远”两艘巨舰在，东部海防将固若金汤，不愿意再给北洋舰队拨钱。

前面咱们也提到过，甲午海战前整整三年，北洋舰队没有添订过任何舰船，其实何止舰船，连军舰上的火炮都不愿意增加。

甲午海战前，丁汝昌要求在船只上配置速射炮，需要60万两白银，李鸿章的答复就两个字——没钱。等到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海军的存款情况却有260万两的余额。

李鸿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推测来看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觉得北洋舰队已经足够强大，不需要再扩建；二是有私心。毕竟连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都评价说 “李鸿章本人也不十分清廉”。

还有更离谱的，到了后期，为了节省军费，连配发给北洋舰队的炮弹都不愿意买。黄海海战的时候，旗舰的巨炮只开了三次，因为炮弹全都被奸商和北洋水师中的腐败军官给以次充好了。

可见“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在“不十分清廉”的李鸿章带领下，许多海军军官都把北洋水师当成了摇钱树。

让咱们再来简单总结下当时清政府的经济状况：首先，总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因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造反，逐渐脱离中央控制。

其次，总开支却在不断上升，对外要赔款，对内要镇压各种农民起义，建设海军的钱还在不断被挪用。最后没有被挪用的那点钱，还要雁过拔毛被各级官僚卡油。这样的情况下，北洋水师能好的了那才是奇怪了。

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当时的状态就是：北洋舰队建起来了，可几乎已经耗尽了清政府的所有财力。或者咱再说得通透一点，那就是有钱买，没钱用。

事实上，黄海海战之后，我们并不算完败，因为定远和镇远两艘旗舰并没有被击沉，摇摇晃晃的还是回来了。可是尴尬的是维修资金不足，船厂技术能力也不咋地，结果就是到后来威海卫保卫战（也就是甲午战争的第三阶段）中，两艘旗舰也是带病出战，结果一艘触礁一艘被俘。

事实证明，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做后盾，是没有办法持续输出的。

04

落后的思想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也很严重。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落后。落后到啥程度呢？咱们说一个例子，鸦片战争时期，我们的舰船和武器不如英国，这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实力上的差距。

可有一位清军将领固执地认为那是邪术。于是在与英军对阵的时候，他居然让属下准备黑狗血、大小便等污秽之物，说是要大破英军的邪术，其作战结果可想而知。

您可能会说，这简直就是愚昧！确实，这就是愚昧，这种愚昧的本质就是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以及这种自我封闭所导致的落后。

自从清军入关之后，他们继承中原文化的道统，以正统中原文化自居，但是他们时刻都有危机感，因为满清人与汉人相比，人口实在太少，按比例来算的话，只有1%左右。

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偷偷摸摸的在儒家文化中动了手脚，加入了愚民的成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称呼。您只要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只有在清朝的电视剧中，大臣们才自称“奴才”，其他朝代，一般都是自称为“臣”。

这种愚民文化的后果，虽然起到了稳固统治的目的，但也使得整个清王朝失去了活力。在民间，人人活的如同行尸走肉。随便在网上搜索一张清朝时的老照片，只要您稍加留心就会发现里面的人物表情往往都是木然的。

在朝廷，长期愚民统治的结果就是统治阶层统治能力和军事能力的退化。因为愚民统治太成功了，军队几乎不怎么实战了。

从清军入关时的八旗军到后来的绿营军，再到后来的湘军、淮军。每一次军制的转换都是统治阶级军事能力极端衰落、无法履职情形下的不得已之举。

这种愚民和固步自封的文化导致我们长期不愿意睁眼看世界，不愿意正视与西方的差距，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虽然有个别有识之士愿意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也改变不了大局。

比如林则徐，他就是一个极有远见之人，积极了解国际事务，为了跟洋人谈判，还特地找来人翻译了国际法学习。他还把与洋人打交道期间收集的各种资料交给了魏源。

魏源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写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可惜的是，此书在国内并没有溅起多大水花，反倒是在日本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明治维新起到了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

还有一位叫郭嵩涛的官员，也是一位愿意积极拥抱变化的官员。他出任驻英使节，在英国考察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机构，全面了解西方社会结构，甚至在60岁的高龄还主动学习外语。

很快，郭嵩涛就熟悉了当时的国际事务处理方式和惯例，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时候做到不卑不亢，在最大限度内保全了清政府的利益。

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就是郭嵩涛在与英国联络（因为入侵新疆的沙皇俄国也是英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并在关键时刻为清廷提供了重要情报，这才使得左宗棠收复伊犁时事半功倍。

郭嵩涛还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也就是当时的国际商法）分发到各个洋务部门以供参考，让那些负责办理洋务的官员不至于被外国人忽悠。虽然最后没有完成，但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法律规章，为后期向西方学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郭嵩涛

顺便说一句，郭嵩涛还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还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严复成为好朋友。

可是，就这样一位远见卓识眼光的人才，在回国后却被人扣上卖国贼的帽子。那些攻击他的人所用的理由也是极其荒诞，比如说他在参观英军军舰和炮台时，因为天冷披了一件西装；再比如说他看见巴西国主时擅自起立，有损天朝上国的颜面。

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嵩涛回国之后根本没机会在政坛上继续做事，只能隐居湖南自己写书。像他这样思想进步愿意与世界接轨的人是不为当时的清廷和士大夫们所容的。

这就是当时清政府政坛的现状，落后的思想束缚着几乎每一个人。其实不要说郭嵩涛这样的普通官员了，就连当年与慈禧联手执政的恭亲王搞洋务运动都曾被人攻击。

气的恭亲王不得不反击，说道“…如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名，臣等实未敢信。”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你行你上，别在那一天到晚唱高调，真打仗的时候忠信能帮你挡子弹吗？礼义能当枪使吗？

可惜的是，林则徐也好，恭亲王也好，郭嵩涛也罢，他们作为个体的力量还是太小，无法叫醒整个沉睡的社会，因为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惯性力量实在太强。

好在后来又出现了一批英才，轰轰烈烈的开展新文化运动，这才把破旧的、落后的思想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那些都是后话，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做，那就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这次的尝试，国人还没办法对旧文化旧思想完全死心。没错，下周我们要聊的就是戊戌变法，也称为百日维新。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本文有益，还请点个在看，帮忙传播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