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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昔束髮就學，聞師長言人類社會唯有共產主義最為公道，以故自幼發誓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今也年髦矣，方知人類社會之最為公正制度構想並非舶來品，我國老祖宗早已言之。 試讀《禮記·禮運》一篇，則其間所描繪之“大同社會”，無疑即是共產社會之先聲也。請看：古人大同社會的第一要義便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公即固然須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生產生活資料的共有。實現了公有制，則社會制度處於最為公平合理的狀態，人與人之間不再是互相傾軋，而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因而社會不會出現不公現象，“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惟其社會如此，故可俾“男有分，女有歸”，人們厭惡財貨拋棄於地但不必是歸於自己，各人都會奮發圖強但也不必是為己。處在如此社會，姦謀自然封閉不用，盜竊亂賊也自然消弭，人們可以夜不閉戶地過日子。 誠然，大同社會在我國並未實現，但古籍的記載中卻有所謂“小康”社會，那是處在私有制下的最佳社會，其代表便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等六代明君時期。這些明君之所以能在私有制社會裏維繫着社會的公平運行，乃是“謹於禮”所致，也就是說用禮制來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行，所謂“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者是也。至於禮制是否能維繫社會平穩運行，老夫委實存疑焉，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禮教難道不是最佳答案嗎？特別是到了晚清，禮教逐漸爲道學所左右，在諸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督誨下，多少如祥林嫂者死在禮教的桎梏下。至於文武周公時期是否爲小康，乃至堯舜禪讓等古史，在《竹書紀年》等古籍問世之後，不斷被拆破其血腥的改朝換代的實質。以故“小康”社會之存否，我們唯有存疑，若硬要說有這麽一種社會，也莫過是社會運行比較平順的時期罷了。 而今則“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自然不是大同社會，甚至連小康社會也尚差路程。我國之所以會拋棄禮教而另闢蹊徑，自然是數千年的禮教未能讓中國實現大同社會，以故於上下求索之中找到馬列主義。我國自古有大同社會的美好構想，而今有馬列主義指導，自然會有實現人類美好社會的一天，我們翹首期盼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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