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市场经济的涵义及其功能

自由及市场经济（一）：市场经济的涵义及其功能

作者| 何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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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自由论述，归结于法治之下的自由。法治是法律统治，而在哈耶克的理论中，法律与社会自发秩序中之一般性规律，乃是一而非二；就某种意义而言，前者乃是后者之法条化或成文化。哈耶克此一观点，使实现自由与遵守法律二者，能够相谐一致。另一方面，就哈耶克自由论述的理论基础而言，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与理性的限制二者，亦可以说奠定了其发挥自发秩序观念的哲学基础。上述论述脉络，构成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完整架构：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多有赖于社会演化过程中种种自然形成的势力。人类的有限理性，只能在个别的情境中扮演有限的角色，而没有能力对人类社会做全盘的计划。因此，唯有保持智识的谦虚态度，让社会过程中的种种自发势力发挥作用。就此而言，自由有助于社会自发秩序之形成，而社会自发秩序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

哈耶克提出自发秩序之观念，并以语言、货币、市场与法律等现象，来说明社会演化中非经人类理性预先设计，而为自发产生之秩序。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上引四种社会自发产生之现象之中，尤以“市场机能”（market mechanism）对哈耶克的启示最大，在哈耶克自由理论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市场，纯就字义上说，指买卖交易的地方。不过，在现代的产业体系之下，市场并非指一个地方，而是以整个地理区域为范围，在其中卖者彼此为顾客而竞争。此种竞争以彼此自由交易的方式进行，从而经由各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产生各种商品之价格。对于市场机能加以阐述发挥，以之做为整个经济学理论之基础者，一般都追溯至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之主题，在于从人类“利己心”（self-love）与“同情心”（sympathy）这两种动机出发，说明人类这两种动机事实上是可以兼顾，亦即可以同时实现。实现的过程，即是透过市场机能。人类只要任由利己心之推动，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则在市场机能这一只“冥冥之手”的引导之下，自然会导致私利与公益调和之结果。既然市场机能具备这样的功能，所以亚当·斯密主张纯任利己心之动机，去推进种种经济活动，政府不要妄加干预或束缚，自然会产生公私利益调和一致之和谐的经济秩序。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可以说起于分工。分工带给人类许多益处，然而分工本身并非因人类智能预见并企求其能带来富裕，才有意地去进行。分工是必然的结果，它乃是基于人性的某种自然的倾向，逐渐缓慢地发展出来。他认为人类在生存环境中，经常需要同类的帮忙，然而如果企求此种同类的帮忙，仅仅出于其“仁慈之心”（benevolence），则未免将大失所望。如果动之以其“利己之心”，使其了解他所付出之帮忙，终将有利于己，则此种同类的帮忙就能有效进行。由此可见，分工乃是根源于人性中的利己倾向，而彼此交易、互助合乎此一人性倾向，乃更进而推进了分工的趋势。他并且认为各种人才之差异，来自天赋秉性者少，主要系因分工而形成明显之差异。此种人才的差异，使人类中之各种人才彼此为用，促成了人类经济生活之丰盈。要之，亚当·斯密从人类的利己心出发，讨论交易之利己，以及由交易而来之分工，促成人类生产之提升。

人类之交易现象，即是市场。人类为了交易方便，乃由以物易物进入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有了货币的出现，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乃有可能。此种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亦即市场之运作，决定各种商品之价格。所谓市场运作，即是各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当供给与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相等时，即形成商品的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而实际的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乃是当供给少于有效需求时，则高于自然价格；当供给多于有效需求时，则低于自然价格。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认为自然价格乃是“中心价格”（central price），一切商品的价格皆会受其吸引，而朝向自然价格的方向移动。自然价格此种吸引功能，因于供需不平衡时供需双方的不同反应：当供给少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则供给将会增加，而有效需求将会减少；当供给多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则供给将会减少，而有效需求将会增加。凡此，皆使市场价格被自然价格吸引住，而向自然价格的方向趋近。市场此种经由价格机能而引导人类的经济活动，朝向私利与公益和谐一致之境界，成为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根本论据。

由于信任市场机能，所以亚当·斯密沿循重农学派的“放任”主张，反对政府对市场之干预与限制。亚当·斯密认为：

所有特惠或限制之制度，皆应完全废除，而根据自然自由建立单纯而清晰的自由制度。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犯正义的法律，皆应给予完全的自由，使其能依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凭借其勤劳与资本，加入与任何他人或阶级之竞争。统治者应完全免除常使其产生无数不切实际之幻想的责任，盖以人类之智能或知识，要适当地履行此一责任是不够的。此一责任，即是监督私人产业，并指导其朝向最合乎社会利益之运用。根据自然自由的制度，统治者只有三种责任，此三种责任颇为重要，却是明显而容易了解：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社会的侵犯或侵略；第二，尽其所能保护社会的每一成员，使其不受其他成员不法的侵犯或压迫，亦即负起建立完整的司法制度之责任；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或设施，此乃不合乎个人或少数人追求利益之原则因而不愿兴建，盖所获利润不足以补偿其花费。然而就一个大社会而言，其所获益却经常足以补偿所费而有余。

亚当·斯密此一对政府功能所持之看法，认为政府功能应局限于对外维持国防力量，防止外来之军事侵略；对内则以司法裁判维持社会秩序。此外，即是提供若干私人不愿兴建之公共设施，以服务社会之成员。这种对政府角色所抱持之消极性的观点，认为人人各自为谋，各因其私，即可以不期而得全其公，乃是基于经济上的理由，认为任由市场机能自行运作，不要加以干预，即可达成有益全体的和谐境地。市场机能的运作，如同上述，乃是来自价格机能。价格机能之运作，正如弗利德曼夫妇（Milton & Rose Friedman）的生动描述：

不需要中央指挥，亦无需人们互通讯息或彼此喜欢。……而如亚当·斯密的睿智之见所指出的，乃是因买卖双方自愿交易而出现。简言之，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能够协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之活动，借着每一个人寻求其自身之利益，而使每一个人皆蒙受其利。此一观念在当时颇令人感到惊讶，今日亦复如此：每一个人寻求自身利益，竟然产生非其原先意图之结果经济秩序。

哈耶克论市场经济，建立在其整个自由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英文的“economy”一词，“就严格字义而言，一个家庭、农庄或企业可以称为经济，它包含许多复杂的活动，借着这些活动，依据由各种目的之相对的重要性而形成的统一计划（unitary plan），来分配各种生产工具之使用”。因此，此一名词就技术性地意义而言，乃是一种“组织”（organization），亦即指“对生产工具之使用的有意安排”（deliberate arrangement of the use of the means），并且此种安排由某一个别单位所操作。据是，哈耶克认为此一名词所代表者，乃是与其所阐述的自发秩序相反的意义，亦即与市场所代表的意义正好相反。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并非由某一单位根据某一目的之等级或阶层体系（a single scale or hierarchy of ends）去指挥或支配所有经济活动，而是由所有个别成员基于个别的无数的目的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自然地形成。

为了避免“economy”一词所引发的对于市场秩序的混淆与误解，哈耶克另外采用“catallactics”一词来代表“经济”的意义。哈耶克指出，此一术语源自希腊字“katallattein”或“katallassein”，它是一个动词，其意义不仅包含“交换”（to exchange），而且有“允许进入共同社群”（admitinto the community）以及“化敌为友”（to change from enemy into friend）之意。其形容词为“catallactic”，名词则未有完全相应的字，哈耶克认为大致上可以“katallaxia”来代表。据此，哈耶克自造了一个英文字“catallaxy”，来代表他所谓的市场秩序——在一个市场中许多个别经济彼此互相调适而产生之秩序。他并且对此一术语正式加以界定为“由人们在有关财产、民事侵害赔偿与契约等法律之治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之市场，所产生的一种自发的秩序”。

要之，哈耶克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就活动的成员而言，乃是多数的个别的成员，彼此基于独立的意志去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由一个统一的中枢来统一指挥、支配个别成员之经济活动；就引导经济活动之目的而言，亦是个别的、无数的目的，而非一个目的之阶层体系。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亦即他所说的“大社会”，是一个没有共同的具体目的之阶层体系的多元社会（a pluralistic society without a common hierarchy of particular ends）。这样的社会，其成员和平地一起生活，没有共同同意的特定具体目标，却对彼此都有利。此种彼此有利之情况，并不是在一个“组织”中基于共同目标，被指派去互相帮助，而是彼此基于各种不同之目标，去从事经济上的交易活动，在无意间满足了彼此的需要，促成了彼此各自目标的实现与成就。此种因交易而无意间使彼此皆蒙受其利之情况，乃是由基于自利目的而形成分工之结果而来。哈耶克的这些论点，可以说沿循亚当·斯密学说而来。

对于亚当·斯密此一市场经济原理，与哈耶克亦师亦友，思想观点相近的米塞斯亦有清晰地指陈。他指出，市场经济乃是在生产工具私有的条件下之分工的社会体系，每一个人为他自己而行动，然而每一个人针对他人需要之满足的行动，同时亦满足了他自己的需要；每一个人为他人服务，亦受他人之服务。因此，每一个人本身同时是手段与目的：就服务他人而言是手段，就受到他人服务而言是目的。此一市场经济之社会体系，乃是由“市场”所推动。市场的运作没有迫使与强制，因此国家就做为迫使与强制之社会工具而言，它不能干预市场以及市场引导下之公民活动。国家唯有在为防止破坏市场经济之顺利运作的行动之情形下，才能运用其权力。质言之，国家创造并维护市场经济得以安全运作之环境，因此必须抵抗外来侵略，以及保障人民之生命、健康与财产，使不受社会内部不法之侵犯。总之，密塞斯认为“市场是至高无上的”（’market is supreme’），它推进整个社会体系之秩序，并赋予其意义。市场不是一个地方，亦非一种事物或集合体，而是一种过程，由各种个人在分工之下的协调配合行动交互作用而形 v成。在任何时候，市场的状态乃是价格结构（price structure），亦即建立在买卖双方行为互动之上的交易比例之全体，因此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类选择行动之结果，亦是所有个人在分工之下彼此协调配合行动汇合之焦点。

就对市场经济采取一种支持与信任的态度，从而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之下，具有自然地产生一种和谐秩序之功能的基本观点上，哈耶克、米塞斯与亚当·斯密是一致的。哈耶克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讨论之伟大成就。乃是认知人在他的努力中，并非受他的同胞之已知的需要与能力所支配，而是受市场供需关系形成之价格的抽象信号支配。因而使其得以在大社会中提供广大范围之服务，此并非人类智能与知识足以做全盘审视者”。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理念，与哈耶克主张人类理性有限，人类的智能与知识不足以对社会演化过程做全盘审视，因而唯有敬服社会演化过程中自发秩序的基本观点，乃是一致的。可以说，市场经济是社会过程中最典型的自发秩序。

然而，就哈耶克而言，在尊重市场机能的原则下，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罗奔驰（Lord Robbins）所指出，哈耶克并不属于将政府功能局限于“守夜人”之角色的放任主义。

哈耶克认为：“经济活动的自由，乃是指法律之下的自由，而非指反对政府的一切行动。”

他认为放任主义不能提供一个适当的标准，作为我们判断在一个自由体系中，何者是被容许的，何者则否。事实上，政府行动的范围与种类，与自由体系彼此和谐一致者，是相当多的。在一个长远的法律架构之内，有很大的实验改进之范围，使自由社会的最有效运作成为可能。

质言之，经由制度的安排，可以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大可能的效能。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之运作与政府行动并非彼此如冰炭之不兼容，而是在相当范围内彼此和谐一致，甚至相辅相成。问题在于：政府的哪些行动，有助于市场经济之运作，哪些行动则会对市场经济造成伤害。对于前者，哈耶克认为应予肯定；对于后者，则应予排除。然则，判断政府行动是否合乎自由体系之准绳为何？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

哈耶克指出，政府之行动可以分为强制性与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当然，后者就其经费来源为征税而言，征税本身是属于强制性）。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要求政府除了拥有“强制力的独占”之外，其他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应与私人立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政府从事强制性的活动，必须在法治之下，依循法治之法，乃能与自由社会体系之运作和谐一致；政府从事纯粹服务性活动，既与私人立于平等地位，而不具有强制性，则其角色与私人同样为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成员之一，其活动与对社会自由之干预问题无涉。在此一理解之下，哈耶克认为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在提供一稳定有效之货币体系，建立度量衡的标准，以及经由调查、土地登记、统计等提供人民足够的信息，并支持某些教育事业。就政府的这些功能而言，明显地有助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而非妨碍市场经济运作之干预。

除了上述功能之外，哈耶克认为若干纯粹服务性的活动，为人民所需而非竞争性的私人企业所愿提供者，如卫生及健康服务，道路之建造及维护，都市居民休闲生活所需之设施，以及亚当·斯密所谓私人兴建则利润不足以补偿所费之公共工程或设施，由政府来提供，乃是对人民有益而又非对其自由之干预。政府的这些功能，对社会有正面价值，又不侵犯社会之自由，应该受到肯定。

就哈耶克而言，政府行动中最足以妨害市场经济之运作者，乃是对价格与产量之控制。市场经济之有效运作，仰赖价格机能之发挥，价格机能不啻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枢神经，对于价格机能之控制干预，将直接破坏市场经济体系之运作。

总之，市场经济是哈耶克揭示能产生自由之自发秩序的主要例示，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理论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哈耶克论市场经济，沿循亚当·斯密之观点。然而他并非一位放任主义者，他仍然肯定政府在法治原则之下，除了若干对社会有益而又不妨碍市场经济运作之服务性功能外，尚有维护经济有效运作的积极性功能。他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基于欧陆理性主义的假的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pseudo-individualism）之产物，因为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不拒绝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只是要加以限制，限制在足以防止其他私人或团体使用强制力之最低限度的范围之内。他对“放任主义”（lessez-faire）一词，亦认为受到太多的误解与滥用，事实上就“听任自然”（’we can just leave things as they are’）而言，并不能明确地指出政府行动的适当范围。哈耶克在处理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与政府功能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以其自由理论的中心论旨——法治之下的自由——为基准与归趋。希尔登（A. Seldon）认为“哈耶克的论辩，乃是要使法治重新成为个人自由的防卫准绳，并使市场成为自由社会之经济中心”。实则，哈耶克不仅要以法治作为个人自由的准绳，并且要以法治作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