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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一遍中国古代史你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在冲突中不断相互融合重塑的历史。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有若干个过渡地带，比如长城沿线是中原与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康巴地区是中原与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些过渡地带都是衔接两个亚区域的。而中国版图上，能同时衔接起中原、西域、草原、高原，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的亚区域的过渡地带，只有一个。 没错，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河西走廊”。  图 | 河西走廊 正是因为河西走廊能够同时衔接起四个方向的亚区域，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原王朝国运的兴衰当年汉武帝时期，匈奴人占据着河西走廊，屡屡南下对大汉进行骚扰。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忍无可忍的汉武帝决定对河西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为匈奴进行了军事转移，汉武帝也顺应形势地进行了改革创新，他雪藏了大将军卫青，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作为出征大元帅。 霍去病带领一万骑兵从陇西郡出发，深入匈奴境内去“寻匈”。霍去病越过焉支山，6天中急行军一千多里。在皋兰山下(今兰州南部)重创匈奴，歼敌近九千人，俘获了匈奴祭天金人。  图 | 霍去病影视形象 同年夏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分路进军河西地区。在副帅公孙敖迷路掉队的情况下，霍去病果断决定孤军深入，跨越居延海、横穿小月氏（大月氏的分支），剑锋直指祁连山。当霍去病如天兵般突然出现在祁连山时，驻守在这里的匈奴士兵毫不知情。霍去病歼敌3万余人，俘虏匈奴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让匈奴的实力受到一次极大的打击 霍去病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匈奴人为何如此痛苦？因为他们失去的地方是祁连山脚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绿洲，在今天张掖市下面的山丹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马场，匈奴曾经在这里牧马，后来汉武帝拿下这里后也在这里牧马。今天山丹军马场是世界第一大军马场，在夏天的景色极为壮阔优美。  （图 | 山丹军马场） 祁连山有几个重要的山口，山南的高原游牧人群通过这里可以进入河西走廊。走廊北侧的山脉则海拔相对较低，难以存住积雪，无法形成雪山融水，山的外侧便是沙漠。祁连山上的融雪流下来，形成河西走廊三大水系。中国的大部分水系都是东西走向，流入大海，但是由于山形地势的原因，河西这三大水系都是南北走向，穿过戈壁沙漠，注入北方远处的内流湖，比如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著名的居延海等。  图 | 河西走廊的东起点——”乌鞘岭“ 这是因为在兰州与武威之间，有一座山叫做乌鞘岭，它是河西走廊的东端起点。乌鞘岭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该山脉以东是外流区域，河流都流入大海；这座山脉以西则是内流区域，河流只流入内流湖。 自秦汉中原文明完成大一统以来到隋唐，中原帝国一直奉行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政策。关中这个区域以渭河为中心，西北与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亚相连接，南部与四川接壤，向东与黄河流域的中部平原相连。所以，关中的安全关系到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草原游牧人群可以从蒙古草原顺着这些水系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水草丰美地区。这样，河西走廊又可以衔接起草原与高原。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的首要目的是“隔绝羌胡”，就是把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者和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者给隔绝开，因为若是双方联手，很容易威胁到长安的安全。繁荣昌盛的唐朝，在失去河西走廊地区后，由大唐变成了小唐。 如果你认为河西走廊之于中国，只有战略位置上的价值，那就想的简单了。可以这么说，河西走廊，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不只是战略位置重要，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化的塑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西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占领河西走廊后，也先后征服了中亚很多邦国，汉朝和西域各国交流日益频繁，西域的良马是汉武帝所垂涎的，而汉朝的金银珠宝、丝绸字画等奇珍异品亦是西域各国人所渴望的。特别是汉朝的丝绸“纤细如蛛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野花”，被西域人视为“神品”。 从此，汉朝的丝绸从长安开始，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直抵西域各国，再往西就经过中亚和西亚，到达欧洲的地中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给中国的中原王朝带来不仅仅是贸易品，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东西方技术与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中西亚地区的技术、和文化传入到中原。  图 | 丝绸之路绘画 比如，从公元9世纪开始，波斯的钴矿石到达了唐朝，它们被叫做“穆斯林蓝”。蒙古帝国崛起之后，这些矿石大量进口到中国，与此同时，景德镇的工匠发明出了“釉下彩”这项技术，于是，青花瓷这个美妙的事物诞生了。再比如，印度的佛教，也是从丝绸之路进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放异彩。 河西走廊不仅为中原带来异域文化，更重要的是，它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时期，成为来了儒家士族的避难所。永嘉之乱后，西晋士族一分为二，一支随司马皇族“衣冠南渡”，在江左生根；另一支选择了北上，到了富饶的河西走廊地区。 “富饶”的河西走廊地区？没错！今天一说起河西走廊，我们的印象可能是经济落后，但在古代，河西走廊可不是这样，这里非常富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提到，在唐朝时人们都说，“富庶者无过陇右”，就是说没有比河西更富庶的地区了。直到现在，还流传着“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 五胡乱华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原沦丧，反倒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儒士们将文化完好的保留传承了下来。因此，陈寅恪先生因此提出，北朝的文化系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江南，一个就是河西。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极有可能是受到儒家的河西学脉的影响，北魏的文化也正是隋唐王朝的母体。所以，孕育着河西儒家学脉的河西走廊地区，也在文化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图 | 中国的三大孔庙——明代修建的武威文庙 北魏孝文帝将凉州的儒生迁到洛阳后，这里的文脉遭到重创。但是，文化的基因在这里却依然保留，明清两朝，从河西凉州地区走出来的进士，不计其数。 除了塑造中国文化，河西走廊还决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构建自古以来，中原农耕王朝从来没有真正的将西藏的雪域高原，以及内蒙古高原纳入到自己的版图。但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做到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想统治西藏的雪域高原和北方的草原地区，光靠武力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靠武力统治，就要在这些地区长期驻扎大量的军队，先不说远在天边的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力如何，单就长期维持这些军队的物资成本，就没有一个农耕王朝能够承受得住。 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文化和制度上进行统治。但是，对游牧民族用文化和制度进行统治，又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中原的那一套文化是从农耕文明孕育的，这套文化到了居无定所的游牧地区根本无法施行。这就是历史上中原王朝即使占领了游牧地区，也无法维持长期的统治的根源所在。 蒙元和清朝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长城南北的有效统治，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继承了汉文化的二元帝国。他们在长城以南奉行农耕文明的文化和制度，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制度。 但是，西藏地区的文化与蒙古草原又有所不同，蒙元和满清是如何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的呢？答案就是，藏传佛教。  图 | 拉萨大昭寺的屋顶 说道藏传佛教，我们就必须要说一下藏传佛教进入到西藏的历史。 在公元7世纪初期，差不多是唐太宗时期，吐蕃帝国建立。因为吐蕃的贵族们都支持苯教，吐蕃国的高统治者赞普想要压制贵族，就要先从宗教上也压制他们。因此，赞普从印度引入佛教，用它来对抗本土的宗教苯教。 由于这会儿有赞普撑腰，佛教也是不大看得起本土的苯教。但是在吐蕃于公元842年崩溃之后，高原上逐渐形成了大量以宗教统合起来的小政治体。这会儿的佛教不再有赞普撑腰了，被贵族们疯狂打压一度被驱逐。后来，佛教要想回到西藏，就不得不考虑跟苯教相融合。 苯教拥有很强的萨满教气质，佛教和苯教相融合后，才形成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很不相同，也有某种萨满教气质，我们都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别。但正是因为藏传佛教有这种萨满教气质，反倒使得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对它更为亲近，容易接受它。在窝阔台的时期，就有几个出身今天克什米尔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来到大汗的朝廷，其中一个还被大汗封为国师。  图 | 西藏的萨满文化 吐蕃崩溃后，高原上建立起一系列小政治体，都是以宗教为基本统合手段。这些小政治体彼此之间相持不下，谁也不服谁，但谁都灭不掉谁。结果藏传佛教的小教派多如牛毛，几乎是每个小政治体都对应着一个小教派。小教派间有着竞争关系，但它们所可以动员的资源，彼此之间相差不大，没有谁能够具有压倒性优势。 这时候，如果哪个教派能够从外部输入资源，就能获得西藏高原上特殊的竞争优势。1247年的凉州会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凉州会盟 凉州会盟之前，蒙古西凉王阔端曾经率兵攻打雪域高原。但是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时候，有人向阔端提建议，不如跟藏传佛教的领袖谈判，让他们自愿归顺更好。于是阔端发出带有威胁性质的邀请，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就肩负重任，代表整个雪域高原来到凉州与阔端会谈。 会谈的最终结果是，阔端拜萨迦班智达为师，接受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与蒙古人在气质上的各种契合以及各种渊源，所以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并不让人意外。而雪域高原则全部接受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此时的蒙古帝国已经灭掉了地处中原的金朝，很快就要轮到忽必烈当权，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震铄古今的中国王朝了。  图 | 凉州会盟 所以，凉州会盟让雪域高原开始正式纳入到中国王朝的统治之中。蒙古人借着凉州会盟，得以借道雪域高原南下，征服大理，对南宋形成战略大包围，为后来一统天下做好准备。而阔端的统治以及后来元朝的统治，也并没有直接管理到雪域高原上的内部，而是让萨迦派代替自己管理，于是萨迦派获得了外部资源的输入，一举成为雪域高原上的最大教派。 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河西凉州进行会盟，因为这里是中原、草原、高原这几个方向的过渡地带，能够从容地调动起各个方向的资源，由此也可以看到河西地区在如何定义着中原的帝国。 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之后过了四年就接连去世了。继承他们位置的是阔端的堂弟忽必烈和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忽必烈和八思巴也结成了师徒关系，八思巴后来还成了大元帝国的国师，总管天下各大教派。 但是，到元朝被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之后，蒙古人退回塞外，萨迦派失去了支持，也就不再是压倒性的大教派了。直到公元1578年，蒙古诞生了一位新的草原英雄俺答汗，他与一个新成立的小教派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会面，索南嘉措认定俺答汗是忽必烈转世，俺答汗认定索南嘉措是八思巴转世，三百多年前的师徒在这里转世重逢。双方各取所需，所以相互支持。 俺答汗成为忽必烈转世之后，克服了自己血统不正的问题，名正言顺地排挤了血统纯正的大汗，当上了蒙古大汗。而为了让蒙古的民众全都信服，俺答汗就在蒙古地区开始大力推广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终于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民众的普遍信仰。  图 | 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寺庙——甘丹寺 索南嘉措则被俺答汗封为喇嘛达赖，格鲁派也因为从蒙古方向输入的资源，迅速成为高原上最大的教派，占据藏传佛教内部百分之九十几的比重，藏传佛教于是开始形成今天所看到的教派结构，喇嘛达赖制度也是通过这次会面才真正建立起来的。 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上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被尚在关外的满清抓住了。它依凭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纽带，打造起满蒙联盟，以此为基础获得必要的军事力量。 如此一来，打造了蒙满联军的满清，才有足够的力量在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后入主中原。坐稳中原后，满清就整合起汉满蒙回藏等各种要素，开创了辽阔的疆域版图。 自凉州会盟开始，河西走廊地区在历史中，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对中原、西域、草原、高原各个亚区域起到普遍的连接粘合作用。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着古代的王朝，为今天的中国奠定着基础。 结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存在着复杂而多元的结构。而河西走廊地区正是在历史中，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对中原、西域、草原、高原各个亚区域起到普遍的连接粘合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河西走廊定义着古代的王朝的历史走向，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疆域版图与多元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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