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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国共两党解读结论对立，反应迥异？从根本上讲，是两党分别代表了革命或反动的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或者说代表了先进和落后的阶级阶层利益。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对重要人物的关键和引领作用也予以充分肯定。郭沫若的文化作品在中国革命中的曾发挥过独特作用。1940年9月，他辞去担任两年多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以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941年起先后写成进步历史剧目《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这些都有力地鼓动了民族抗战热情。他本人也实现了从革命的同情者变成积极的参与者的转变，其言行影响无疑是具有震撼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较长，计约两万五千字。我个人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对明末农民起义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甲申三百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是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崩溃了。 二、对当时历史人物行为得失予以总结研究。 第一个是崇祯帝，是复杂的时代造就的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勤勉理政、生活简朴的君主。他即位后，仿佛是很想有所作为，曾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一些政务。但随后在一系列“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上，表现出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的特性。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客观上他接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边患又已养成”，“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旱灾首先在秦中（黄土高原）一带发生，甚至到了“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的地步。“仅存之遗黎，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而且崇祯十年后河南等地也连年发生旱灾蝗灾，政府基本没有组织有效的赈灾活动。东北边患愈来愈严重，明王朝逐步丢失了对关外的控制权，战略空间被严重压缩。经过万历和天启两朝的连续运作，朝廷的官僚队伍极其腐败：“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上上下下的当官的只为自己着想，只想着发财。“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不收粮食没有财税收入，东北边境将士没有军费；但是收得太多老百姓活不下去，没人种地成为流民（盗）。明朝末年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第二个李自成，由于骄傲轻敌，很快地走完了其历史过程；虽然成功，终于失败，留下无数的遗憾。 首先李自成的队伍和张献忠和政府官兵的表现不同：“今闯、献并，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在十年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被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其中的“贼”“寇”指农民起义军。
李自成个人素质优秀，《明史》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他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敢作敢为的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他的军法很严格：“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 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 他很能纳人善言，平常决策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 第三个人李岩，郭沫若浓墨重彩给予描述，寄以无限同情。 首先，是品德高尚，出现灾荒早期，就出粟赈救饥民。 其次，有很高的政治见解，加入起义队伍后就建议，“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因而郭沫若认为：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走上了正轨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作风的改变过程中发挥云龙风虎作用的是李岩。 其三，有很强的宣传鼓动能力，派人四出传言说“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等。 其四，进京后及时提出正确建议，主要有：讲究策略：“文官追赃，宜分三等，分别处理”。强化纪律：“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尽快妥善解决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边报甚急。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吴三桂），许以侯封吴镇父子，干戈之乱可息矣”。 但是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郭沫若认为严肃军纪和用政略解决吴三桂是重要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是李自成的“并不行”这三个字，使起义军坐失良机。
三、总结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以后，对于“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应该尽快争取的吴三桂，却反而推向了敌人一边，又没有做有效防范。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开科选举，经常是大轿门棍，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将军刘宗敏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李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李自成高调入场，凄惨退出，如此三个仓惶，甚是触目惊心！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言流传千古。每一个历史人物审视历史，看到的就是自己。可悲的是有人看不明白，更不愿意正视镜中自己的丑陋形象，并稍作改正；可喜的是有人看得通透，而且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从而谱写了历史新篇章。当局的国民政府就只看到了“影射当局”，没有看到由于自己的倒行逆施，已经是山河破碎风飘絮，民生凋敝心背离。而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民众生死与共的社会实践体会，以高瞻远瞩的时代战略眼光，既看到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光明前景，又知道该如何避免“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周期律。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胜利，不是已经到手的胜利，而胜利也不会是永远的胜利，时刻存在着被颠覆的危险。共产党人异常清醒、高度警觉，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对于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最好回答。 我们现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现实意义是什么？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应用是我党的优秀传统。“《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毛主席是什么时候让大家学的？”当得知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时，他感慨到：“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 过去100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时代、新的征程，也有更加艰巨的挑战。在对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重新研读中，必定能够汲取营养，获取灵感，促使我们永远自觉地保持临渊履冰的作风，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惕厉自省，笃行不怠，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全面成功的根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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