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96夜 文 / 阳飞雁 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1927年6月2日），王静安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前投昆明湖自沉。陈寅恪先生挽诗云：“年年呜咽哭灵均。” 其自沉之因，众说纷纭，本无意置喙。但又想既然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现象，那根据个人看到的一鳞半爪发表些感想，也未尝不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到上海任《时务报》馆书记员。此时，三十三岁的罗振玉创办东文学社，王随即也进社学习。罗因见王的咏史诗而大加赞赏，于是开始资助王国维。此后罗又资助王赴日留学，王不久因疾归国，在随后的十几年一直追随罗振玉，而且很长时间内都居住在罗家。辛亥革命以后，罗、王都避居日本。在京都时，王国维的经济状况是异常窘困的。刘蕙孙描述道：但听大人说王先生替外公（雪堂先生）抄书，外公送他贰佰圆。……就是王家没办法，又不愿总受罗家资助。刚好《殷墟书契考释》脱稿，……就改请静安先生抄缮，照相石印，送贰佰圆作润笔。 可以说，在1916年2月王国维回上海之前，近二十年求学做学问常受罗振玉之资助。1923年4月，升允因罗振玉的关系向溥仪推荐王国维担任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当时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为其一生学术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他本无意北上，但此时最为着急的是罗振玉，在溥仪“谕旨”发出的第二天就写信给王氏，五天之后，又写信催促。此后，罗又有五封信催王氏迅速北上，直到王氏同意下月初进京时，方才罢休。罗振玉热心于清帝复辟与名利，欲在小朝廷内安插一个自己的亲信，但王国维无意于政治，亦知此行会陷于政治漩涡之中，但碍于罗的面子，最终违心而往。王国维本无心政治，不愿卷入小朝廷的政治斗争，但罗振玉的逼迫渐与之矛盾加大，这是罗王决裂的一个大背景。但罗王交恶之具体原因，我想我们还是有迹可寻的。弟与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 这是导致罗王绝交的一封信。信中颇斥王忘恩负义，指责他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这些话在一个有身份的名学者耳中听来，其刺耳程度可想而知。这其中缘故，诸书纷杂，我以为罗振玉外孙刘蕙孙的一段回忆应该引起注意，可能是如此说话的背景。他叙述到：（王国维子潜明死，死后恤金到了王手。）雪堂请他回家向太太要了寄来，太太不给，如言复罗。罗说：“这是哪里的话？衣衾棺榔之费，都是我姓罗的支付，你王家几曾出一文，伯深是我女婿，不要你家还钱。恤金有关章规定：要给死者配偶，是我女儿养命之源，请你夫人拿出来。至于你家有什么困难，你说，我唯力是视。”但是太太不给钱，几经询问，都是支支吾吾，最后罗说：“算了，你也别再为难，钱不要了，我自己另给一笔钱予我女儿。你一个男子汉，在大是大非方面都管不住老婆，我们的交情也就算了。”……静安后来回到家乡将薄田卖掉，凑足钱数寄还给罗，罗不受。 罗继祖曾回忆他的祖父的作风说：“祖父治家是家长式的，凡事专断，……祖父性褊急。”王国维长期受庇于罗门，又曾是罗的学生，想来罗对王已习惯于“专断”，如今政治上罗王关系紧张，矛盾遂在家庭纠纷中爆发。刘为罗的外孙，所述之事当已在罗家传开，且颇近当日罗振玉之口吻。而这些话句句直指王国维的要害。王过去在经济上受制于罗，此刻罗对王如此刻薄之言语，王的难堪是肯定的。王忠厚，口不善言，唯将愤懑藏于心中。王国维的辫子一直是为人所诟病忠于清室的一个证据。但王国维的辫子不是从来没剪过。顾颉刚就曾说“他（王国维）少年到日本早已剪发，后来反而留起辫子”。所谓少年，已然不“少”，王国维留学日本至少有二十四五岁了。静安先生作了南书房行走后，一次来到天津，静安先生的辫子没有了。罗家人都窃窃私议，后来才知道是奉旨剪掉的。其实后来雪堂先生入南书房，溥仪也劝他剪辫，罗未奉旨，溥仪也未再问。则王国维至少曾经两次剪掉辫子。但在清华园中时，一看背影就知道的人就有王国维，“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所以，王国维两次剪掉辫子之后，又都重新留辫。我想，这其中的缘故就在于罗振玉的压力。“雪堂先生本人及子弟均留辫发”，静安常对罗振玉执弟子礼，罗振玉也习惯了对静安的居高临下，静安虽然奉旨剪辫，但最终又在罗氏的压力下（罗家人都窃窃私议）重新蓄发。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她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烦心事，就嘀咕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如何可值得玩味？王东明未言。依她之意，似既入清廷，则一生当为清民。然不得解释王何以有两次剪辫之举动。我们无法得知此语的语境与时间，但王东明当时能够记忆，当在20年代；又“人家的辫子都剪了”，颇疑指溥仪等人的剪辫。◉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官僚合影王静安先生在当时为人认为为清廷遗老，但他一生未辩。那就是因为感罗振玉之恩，罗让其做什么，即便不愿做亦违心而为。入南书房，心中虽然极为不愿，亦不认同罗振玉等人的做法，但无论如何已经让人目为顽固遗老了。既然都这样了，辩之无益，辫子这个外在形式反而是次要的了。王国维殉清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在1925年冯玉祥逼宫时曾要自杀。这一事罗继祖记述道：当甲子逼宫危机之际，祖父和柯、王相约同殉，嗣因形势缓和而作罢，三人可说是“生死患难之交”了。 此节原始出处不知如何。以情论之，不一定以此来得出王国维忠于清室而至跳河殉节的结论。一是当时情势如何，尚不确知，以罗、柯二人，他们是真心欲殉，还是要做出姿态？二是王国维重名节，既有君臣之名，臣则当行臣节，故若罗、王倡言殉身，则王国维在裹挟之中必不会推辞。则难言为真心。◉张瑞珊、罗振玉、王国维、刘鹗（从左到右）1906年在北京合影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沉，内留遗言一封，为留予其子王贞明的。遗言首为十六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此十六字遗言亦为人所不易解，因此遗言而对其自沉推测极多。我想，王静安先生是极含蓄之人，其自沉遗书乃前日所书，故遗言必经深思熟虑，且短书中亦必蕴有极深之含义。罗王通信亦常用隐语，安知此书没有暗码？与王国维交往最深者，首推罗振玉。我们首先看一下他是怎样理解这封遗书的。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交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这样殉清的真相就大白了。 罗振玉的“一死报知己”说，刘蕙孙就表示不同意。他认为王国维如有此意，必会在遗书上提罗，二来王助罗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在学术上已报答了他对不起人的恤金一事，卖田还钱，已恩怨两泯。但我觉得事实不会如此简单，据王德毅《王国维年谱》云：近闻先生长女公子东明女士见告：“家父在自杀之前，曾将与罗振玉往来信件都烧掉，家母曾劝慰不果，家父生平从不发脾气，从不与人争。当时我们尚为小孩子，是不了解的。 既然“生平从不发脾气，从不与人争，此时家母曾劝慰不果，我们不了解”，可见王国维在烧罗振玉信事上竟会因劝止而大发脾气。王国维心思细密，凡事考虑周详，自沉前烧信件的举动不为无因。遗言中之“欠”字诚可玩味。刘蕙孙说罗王“恩怨两泯”，这是刘的想法。以王国维性格推测，他不会觉得因为助罗提高学术地位而居功，以为如此可以报罗的知遇之恩。而罗的那番话也极为强烈地刺激了他，所以遗言所说“欠一死”者，欠者，还也。乃说“你罗振玉的知遇之恩，我现在以一死总能偿还了吧？”五十之年亦很可能为实指，那这一年正是罗王冲突的那一年。这是罗振玉从中读出的意思，所以他心下有愧。但王国维感罗振玉的“知遇之恩”，只有以死能报，亦不必非得在彼时彼刻报之，故真正致静安先生于死地的，是那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义无再辱”之“再辱”的出典，出自《汉书·李陵传》之“丈夫不能再辱”意。李陵军败降匈奴，后武帝死，霍光遣使迎李陵，李陵答“丈夫不能再辱”，遂居匈奴。李陵开始本非真降，但暴躁的汉武帝听信传言杀掉了为质的李陵家属，则李陵退无可退，只能投降匈奴。后霍光掌事，李陵无归意，我想可能有二：一是未来未知，汉家政争频仍，忠贞如苏武，归去也卷入政治漩涡，数次濒死；二是李陵已于匈奴深度绑定，匈奴处也有军功，汉人亦视之为仇雠，归汉也是降辱。静安先生可能因这样的左右非人而生共鸣。他本来不愿加入小朝廷，但罗振玉一再相迫，不得已成为遗老的代表人物。已是一辱。今日北伐军将进入北京， 在清廷虽不是本意，但再事新政府则又背上背叛小朝廷的骂名，再次背离本心。加上对罗振玉之“欠”，那这一“死”可报所有。静安先生的感情深沉而强烈，在此感情的推动下，遂在理智地处理完毕身前事务而从容赴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