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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欣赏一幅宋徽宗的书法作品《题唐十八学士图卷》，宋徽宗的天分和才艺众所周知，他独特的书法被誉为“瘦金体”，所谓“银钩铁画，屈铁断金”。  （《宋徽宗·题唐十八学士图卷》，绢本，楷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即赵佶，，北宋神宗皇帝第十一子，神宗诸子、徽宗兄弟，均连“人”字旁。元丰五年十月丁巳（初十）生于宫中（《宋史·徽宗本纪》），换算为阳历，是1082年11月3日，属天蝎座。 据说，天蝎座的人，孤傲、自我意识强，喜欢亲力亲为；有韧性，意志力强，设定目标不放弃；冷静、理性，有城府；注重过程，喜欢在设想和架构上花费心力。 天蝎座的个性和气质，在徽宗书法作品中有所体现吗？想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况且，以星座为坐标系，审视历史人物，也不够严肃和严谨，不过，至少为我们在900多年后一窥徽宗行为逻辑背后的心理和心境提供了一条线索，窃以为这些因素在他之后的皇帝生涯中都若隐若现，若合符节。  （《宋徽宗真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如果要想了解徽宗继位及其政事原委，有必要先说一说，徽宗的哥哥、大行皇帝哲宗，毕竟，徽宗接下的，是这位哥哥的班和他留下的一幅“烂摊子”。  （《宋哲宗真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宋哲宗，即趙煦，初名傭，北宋神宗皇帝第六子，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生于宫中，阳历为1077年1月5日，属摩羯座。 据说，摩羯座的人注重权威和名声；最有耐心，忍耐力出奇强大；消极、孤独，情绪较压抑；背负很多责任感，内心又极度不安全，这些在哲宗短暂的一生中有清楚、明确地体现。 1085年三月二十五日，神宗崩，子哲宗即位；1100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弟徽宗即位，哲宗仅仅活了23年零7天，做了14年零9个月的皇帝，圣寿之短，甚至等不及穿一条红裤衩，过下一个本命年，但是，他在位的这些年，却风高浪急、惊涛骇浪。 哲宗的统治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对应着三个别有深意的年号：元祐时期（1085.3—1093.9）、绍圣时期（1093.9—1097.12）和元符时期（1097.12—1100.1）。  （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 01元祐时期（1085.3—1093.9） 先说元祐时期，父亲神宗壮志未酬，撒手人寰，宋哲宗九岁即位，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垂帘听断，即便哲宗已经等到大婚、成年，霸道、强势的太皇太后直到病逝，也没有一天还政给哲宗，但他的那些大臣们却处处打着他的旗帜发号施令，只是他们对于皇帝本人却视而不见。 这一时期的哲宗始终隐忍不发，史称“恭默不言者九年”。有一次，太皇太后忍不住问哲宗，“大臣们奏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干嘛一语不发？”哲宗只说了一句，“您都处理完了，我还说什么？” 那么，太皇太后又是怎么处理“国是”的呢？这可以从“元祐”这个年号的出处一窥门径，所谓“元祐”，可以大致理解为“取法嘉祐”。嘉祐是仁宗最后一个年号，改元的目的就在于否定英宗、神宗父子两朝，直接追尊、退回到太皇太后的姨夫/公公仁宗时期，史称“元祐更化”。 哲宗之所以缄口不言，是难以言喻的隐忍和压抑，对于“注重权威和名声”的宋哲宗而言，这份屈辱可想而知，但他更不能容忍的是，太皇太后和她重用的那些大臣们彻底推翻了父亲呕心沥血实施的“新法”： 这期间，太皇太后首先启用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在熙宁、元丰时期被王安石一党弃而不用的旧党分子，却将王安石及宋神宗重用的章惇、吕惠卿、蔡确等人一一放逐，且以所谓“车盖亭诗案”的“文字狱”逼死了前宰相蔡确。 尽管司马光以所谓的“以母改子”来包装太皇太后尽废“新法”的举措，但是，这一“反动”毕竟违背了神宗晚年的意志，在元丰后期，宋神宗打算借助改制之后的制度本身所形成的权力制衡力量，来调和新、旧两党，但是，太皇太后却让儿子神宗的这一努力付诸东流，相反，她让新、旧党争进一步激化，并愈演愈烈，终至于哲宗后期和徽宗时期的水火不容。 “物极必反”！ 哲宗对素有“大有为之君”的父亲神宗充满了死忠粉一样的崇拜和神往，他又怎会视而不见呢？一切都不过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病危中的太皇太后显然预料到这一点，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她重新召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入朝，并且直接提拔为宰相，毫无疑问，太皇太后在为自己百年之后布局，她希望范纯仁能像乃父范仲淹当年调和章献太后与宋仁宗母子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一情节在电视剧《清平乐》中有所表现），来缓解自己生前与孙子宋哲宗之间的矛盾和仇怨。 绍圣时期（1093.9—1097.12  （章惇，字子厚，今福建南平人，嘉祐时，与苏轼交好，元祐中，二人结怨。） 果不其然，太皇太后甫一去世，哲宗便开始改弦更张，太皇太后寄予厚望的范纯仁也很快被哲宗罢免，就在同一天，“王安石变法”时的“三驾马车”之一章惇取而代之，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三省的最高长官，终哲宗一朝，章惇始终独相，似乎权倾一时。 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为绍圣元年，改元背后，哲宗施政方针已经昭然若揭，所谓“绍圣”便是要恢复和继承父亲神宗（即所谓“圣”）政策的意思，于是，神宗时期重用过的臣僚——“王安石变法”“三驾马车”的另外之一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俨然与章惇对掌“二府”，而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为尚书省副长官（同常务副总理），成为哲宗中后期的新“三驾马车”。  （曾布，字子宣，曾巩弟，今江西南丰人，元符中，虽不希望二苏还朝，但毕竟阻止了吕升卿迫害二苏。） 或许是元祐时期大权旁落，再加上生来的不安全感，使得哲宗不可能彻底委政于宰执，而且，“王安石变法”“三驾马车”中，和章惇最为投契的吕惠卿，因为曾布的阻挠始终没有机会再次还朝，这让名义上独相的章惇始终束手束脚，北宋王朝仅有的一次更加客观、理性地调和新、旧法的机会也再次丧失殆尽。 这里稍作解释，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因为和王安石的矛盾，参知政事吕惠卿被逐出朝廷，关于吕、王之间的矛盾由来，旧党人士大肆诋毁，将其归咎于吕惠卿的人品低劣，其深层恐怕还是源于政见分歧，这一点，从两年后（元丰元年，即1078年），吕惠卿献给神宗的《道德真经传/表》中可见一斑。 王安石变法的意识形态来源，出自上古时期典籍《周官》，但是，“托古改制”，在赢得舆论战制高点的同时，也可能是一次教条主义的刻舟求剑，吕惠卿在《道德真经传/表》中深刻反思的恰恰是这一点。 元祐元年，司马光尽废新法时，章惇也对新法“一刀切”有所反思，因此，一旦吕惠卿还朝，得以与章惇同心辅政，两人联手，是有可能进一步修正新法，使其更加完善、可行的。 但是，早在熙宁后期，吕惠卿秉政时，曾布受命“根究市易务”这一由吕惠卿兄弟亲手打造的新政之一，从而，和吕惠卿兄弟结怨，并被吕惠卿逐出朝廷，如今，曾布秉政，必然会极力阻止吕惠卿入朝。 当然，最终擎肘章惇的，可能还要属王安石的“死忠粉”——他的女婿蔡卞，蔡卞很可能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还可以被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原教旨主义者，始终以王安石衣钵的继承人自居，他对妻父的学术和新法奉若神明，亦步亦趋，从不容人置疑。 当然，在蔡卞背后，还隐藏着最大的机会主义者蔡京，《水浒传》、《金瓶梅》中的“四大奸臣”之一，他是蔡卞的亲哥哥，兄弟俩在熙宁三年（1070）年同时考中进士。 被“二蔡”道德绑架的章惇，不仅未能进一步修正新法，却在打击苏轼等旧党成员的迷途上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北宋士大夫阶层之间的新、旧撕裂也日甚一日，终于导致了宋徽宗时期“元祐党人碑”的出现。 元符时期（1097.12—1100.1） 绍圣五年（1098）三月，陕西咸阳百姓段义进献秦始皇、李斯所制“传国玺”，于是，六月改元为“元符”，这一改元的背后，有昭告天下和臣民的涵义，和真宗改元大中祥符是一个意思。 “传国玺”无疑是最大的“天降祥瑞”，因此，这次改元至少有三重含义：第一：是对“绍圣”政策的肯定，即哲宗继承父亲神宗政策的道路选择是绝对英明的、正确的，以回应旧党和士大夫们的质疑和批评；第二：因为“绍圣”，大宋王朝即将迎来“治世”，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的到来；第三：则是对哲宗自身皇权合法性的证明，所谓“天命在我者”。 但是，所谓“天命在我”并不能让哲宗生命永恒，这次改元一年半以后，年轻的哲宗便一命呜呼了，他改元背后的这三重含义，却已深入人心，给他的继承者和后来人，他的弟弟宋徽宗，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和难题。 徽宗该如何超越他的父兄呢？他想超越父兄的冲动和努力，又会给大宋王朝这个“百年老店”带来怎样的转折和命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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