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永: 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段回忆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作者张邦永，原标题《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

正文

段祺瑞当政的中国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布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立即开始招募华工到法国战场上去。它们与段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英国方面是十万人，法国方面是五万人，实际都是招足了的。法国所招暴的华工情况我知道的太少，这里只说我亲身經历的英国方面的情况。

一

那时我刚读完清华学校的中等科，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度暑假。9月初开学时就将升入高等科，高等科四年毕业，就将享受公派留美的权利。但在8月20日，接到一封在北京消夏的同班同学刘沛章的来信，说他已在北京英国公使馆考取头等华工翻译，即将去威海卫编队；从威海卫坐轮船到法国战场上去；薪水是每月一百二十元，吃的、穿的和往返旅费，都不须自己付钱；并且说，除在战場上能够看见全世界最高的科学成就外，战后还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又说招考还在进行，问我們愿不愿意应考。我們见信后，不们一些与刘沛章同班的中等科毕业生决定去考，高等科一年级的吴泽湘（1925年起在外交部工作），和高等科二年级的张保(1940年有重庆当国民党政府的税务署长，更名张静愚)，也都决定去。我当时正感到经济困难，连开学时买书的钱都没有，所以也决定去。同去的共五人。

到北京英国公使馆后，一个英国人用英语对我们五个人分别问了几句話，就让我們去检查身体。检查身体只是听听心脏，看看眼睛和生殖器，进行得也很快。此事一完，就宣布我们五人都考上头等翻译，同时给我们每人一张由北京到天津的二等火车票，和一封共同的介绍信，叫我们第二天就起程。天津的英国轮船公司看了介紹信后，立即派一名工人引我们上轮船，当晚就开了船。同船有五、六百名工人，有一个英国人领导。次日午后到山东半岛东北岸边的威海卫时，已有些人在码头上等着，一个人把我们五人领到翻译房，其余一些人则領了工人到帐篷中去。

当时的威海卫，只是一个乡村模样，市中不过一百来栋旧式平房，市外有一座小洋楼，是英国人住的。工人住的大片帐篷都搭在半山坡上；其中夹有五、六栋木房，就是翻译房、办公室和库房所在。电灯电話，都是因陋就简地新安装不久的。统率这一切的人，是英国驻威海卫的领事，名叫马斯（Moss）。

我进翻译房时，那里已有二十一人。六个是头等翻译，薪水同我们一样，每月一百二十元；四个二等翻译，月薪九十元；十一个三等翻译，月薪六十元。我遇到一个同乡鲁继曾，四川保宁人，杭州之江大学三年学生。他比我大六岁（二十六岁），已很会观察事情。他说威海卫的事情办得很快，已经开走了二千多人；青岛方面开走的人还多些。他说英国人在青岛方面招的工人，大都是山东的农民，招的翻译期大都是从上海和汉口两处来的。威海卫方面招的工人山东人占一半，天津来的也占一半，翻译则都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青岛和威海卫两方面的工头大都是英国人，另外招有中国码头工人和教徒，其中也有些铁路上的工头。我说：“据说，招募华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合办的，青岛和威海卫大概都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吧？”鲁说：“沒有、沒有，你沒看见报上说的，段政府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么？”

第二天，马斯找我們五人去談，首先我们看需要我们签字的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合同；条文我记不清楚了，大旨是:（1）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参战，参战是中国人民应尽的义务；（2）头等翻译的薪水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元，一半由英国政府负责按月汇到签字人家里，一半在法国按月发给签字人另用；本人的衣、食、住、行各项费用物资，由英国政府免費供给，其等级与英国的尉官相同，但不给委任状也不作战；(3）战事结束后，翻译可到欧洲各个城市去游历，往返途中也可游览，旅费自备，英国政府也将给以可能的便利；(4)翻译须服从英国军官的指挥；（5）合同有效期间三年。

马斯见我对合同没有异议，就叫我签字，签字时我发现只签一份给他，不照常例双方各执一份。马斯说，这是中国政府同意了的，合同中的条款有双方政府担保、不必过虑。我也信以为真，当时很满意。马斯又叫我写信回清华学校，多叫些同学来，邮费也不须我付，只把信交给他就行了。

当天下午我领到了三个月的薪水（三百六十元）和秋季的服装。工人和工头也是这样，不过他们服装的质量差些，工人的薪水是每人每月三十二元。工头分三级，每高一级大约多六元，具体数目日記不清楚了。

第三天上午，大家穿上新衣去编号。工人和工头的号码都是在铜片上打好了的，临时把铜片卷成一个镯子，用机器扎在他们右手上（直到三年合同期满回到青岛，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

翻译的号码，则是自己到银店里去买一个椭圆形的小牌子来打数目字，形式好看一点，也必须带在右手上，只是不工作时可以自己取下来。从此以后，工人都叫号数，翻译虽叫姓名，但须记住自己的号数(我的号数是四〇八四三），有事时仍以号数为准。

编号之后，各人都捧着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相；后来把相片贴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每次发薪时，领款人在薪水单上打手印，发薪水的英国人，则在各人的薪水本子中登记一笔。

第四天就编队。每班十五人，另加一个工头，他左右袖口上都钉好一条红布带，所以普通叫他“一道”。一班人叫“一篷”，因为这十六个人同住在一个帐篷中，在威海卫是这样，后来在法国战场上也是这样。三篷为一排，有一个“两道”的”工头带领。三排为一速，有一个“三道”的工头带领。每营三连，有翻译二人，和英国营长一人。合四百四十七人。这是在威海卫时的编队。到法国海边的英军华工总部后还要加些英国工头，下文再谈。

编队后，每天早晚各下操一小时，余时可以自由活动。第一次下操回来时，营长到一个华工住的帐篷里，到一个带有辫子的华工张彬去剪辫子，营长的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且是北方话。張彦彬说：“谁也不能剪我的辫子，要剪就取消合同，给我船票和车票，我自己回河间县去。”营长说：“大家都没辫子，你一个人带辩子，多难看呀！同我去吧。”同时就伸手拉他。張彦彬推开营长的手，怒目而视地对营长说：“中国人历来都有辫子，怎么会难看？你要动手，就来吧！”最坚决的气概，环观的人都为之瞠目，营长看出那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人，也就搭讪着说：“好、好，以后再讲吧。”我当时就很敬重此人，后来見他不轻言笑，却很乐于替人写家信，不受任何报酬。同他熟习的人能，他原是教书先生，所以叫他“张先生”，我说：“你們也叫我张先生，莫弄混了，只叫他'先生’好不好？”张在旁听见，对我一笑表示承认。从此“先生”二字就成了他的专称。有人说他的太极打得好得很，常常半夜起来光着上身打，却不肯教人。

第七天，我们那一营同共他四营，共两千多人，同搭一只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经日本到加拿大西岸的“梵科瓦”（Vancowver)登輪后。翻译住的房間和吃的饭食，都远不如轮船上的英国士兵，这是明显地违背了合同。十个翻译同去向英国领队交涉。英国队名发美尔（Farmer)，是天津某洋行的职员，说一口很好的北方话。他说轮船是从香港来的，已经没有空位，翻译的伙房无法改了；伙食可以改为西餐，但须到厨房去吃，不能进餐厅，这是轮船上的规矩。上海来的翻译也說外国轮船确有这种规矩，中国人无论怎样阔，只能住下层的中国舱，不能住楼上的外国舱，所以我们也就委曲求全了。

轮船在日本的大阪上煤停了三天，没让中国人上岸；到横滨又停三天，仍然禁止中国人上岸。翻译们根据合同向领队交涉，领队答应我们上去玩一天，但要我們保证工人们不提出同样要求；由此我们知道，英国人对于合同是没有诚心遵守的。五个营的二千多人，挤在一条船上，整过十八天之久，没有活动的机会，影响健康很大，害病的和吃不下饭的工人，逐天多起来。到了荒芜的梵科瓦码头后，大家才到山间和海边舒散了三天，把健康恢复过来。

由梵科瓦分乘五列火车，横穿加拿大，走了八天八夜才到哈利法克斯(Haligax)。沿途停车时，不谁中国人踏上月台一步，我们始终缩在车厢里，在西段，从车里向窗外望去，只见白雪皑皑的山峰，和在从树中时隐时现的小溪。加拿大的中部是广阔无边的干枯了的草原，既无人烟；也无房舍（除车站外）。到终点的哈利法克斯，望见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但火车停在轮船边，下火车后，穿过月台就进轮船，根本没看见该市的内容。到法国后，在报上看见，该市因停在碼头上的军火轮船的爆炸而完全毁灭时，我们都为那样美丽的城市而深为惋惜。

这只载重两万吨的轮船，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是由俘获的德国运输舰改装的。船名“鸠丽亚斯”（Julius)，身长一百零八碼、其高度，从船舷数上去有十三层。威海卫和青島两处来的华工约五千人，只住了一、二两层，其中还夹有操場和戏院。翻译住在顶上层，上下乘电梯。

同路航行的还有八只轮船，听说都是万吨左右的，排列在鸠丽亚斯的四周，相距都在四百码以上，那些船上装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商船之外，还有许多军舰和鱼雷艇保护着。向前后左右望去，都看見它們散布到天边的尽头。在行近英国的第七第八两天，听说护航的军舰增加了很多。有人用望远镜看了后说，四面都是舰队，散布到二十余英里之远。

从哈利发克斯出来以后，天天都有很大的风浪。在太平洋中船常看見的光滑如镜的洋面，在大西洋中根本没见过。第五天的风浪特别大，挨近鸠丽亚斯的轮船簸动得很险。远处的鱼雷艇，則好像在形似山岳的巨浪中穿进穿出。我们这只大船，则把涌来的巨浪，劈成瀑布似的宽大的水帘，高悬在我的两侧。

第七天早上选了二十几个眼力特别好的华工分班到顶上去了望，每班四人，了望两小时。选去的华工，都认为担当的是关系全船一万多人的生命的值责，大家都冒着刺骨的雪风，认真负责地了望。第八天一早，船头的两个华工发现一个可疑的“小点子”。船长用望远镜复查后，一面鸣炮告警，一面传语全船各人都捆上救生带，同时輪船也改走“之”字路线。我们看见几只小军舰向出现“小点子”的洋面驶去，放了些深水炸弹，历时两点多钟才解除警报（防卫虽然这样严密，我们到法国三个月后，听说，这只大轮船还是被德国的潜水艇用鱼雷炸沉了。)

第八大晚间，“鸠丽亚斯”巨轮进入利物浦港，也是与火车平行停泊着，华工下轮后，穿过月台就上火車。人一上齐，就连夜开车，次晨就到英格兰东岸的“福克斯”镇（Folks town)。我们穿过了工厂林立的英格兰中部，但什么也没看见——为防德国飞机轰炸，车上的窗帘闭得很紧。

二

福克斯镇上的大群帐篷，散乱地安设在一列山边的平原上。帐篷间夹着些树木，加以帐篷项上涂有黄一块绿一块的颜色，天空的敌机一定难于辨认。帐篷很多，大都是长方形(也有少数圆頂的）。杂乱地安置在大约三个平方英里的平原上。北边住的是英兵，海边已住了一大批华工。我们一到，就有很多华工来迎接我们，替我们带路，帮我們安设铺位，指示我們领饭领开水和大小便的地方；然后三三两两地坐在地铺上谈起来。据说我們在那里等候小轮过英伦海峡。由于海峡中时常发現德潜水艇，小轮时常停顿；有些人已等候三天了。吃的是面包、饼干和各种罐头（翻译多一样黄油），但数量有规定，装不满肚子。尽管这样，当天晚上，昨多早到的华工和翻译，还是节省出餅干和罐头，各自招待自己的同乡或朋友。

我們在福克斯镇只住了一夜，就坐小翰过海。下轮后走了两点多钟，就到华工总部所在的骆耶耳（Loye1e)。这是法国东海岸上的一个小村一，华工总部只是村外平地上搭的一些圆頂帳篷，夹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房。这与福克斯镇不同，不但沒有树木遮掩，而上把几十个帐篷划为一组，四周用铁丝网圈着，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英兵把守。我們那一营恰恰住满一组帐篷，一进去就不准单身出来，也没人来看望我们。

次日整营到大操场去编队，有许多荷枪的英兵随去，也有不少的英国军官和弁目。分排列队后，每班来了一个左臂上带着一条黄色短条的英兵，每排加一个带两条的，每连加一个带三条的。后来华工都叫他们为英国“一道”、英国“两道”、英国“三道”。英国“一道”不但要管中国“一道”，有时还要管中国“三道”，也直接管华工。此外还加了中国大队长(“四道”)和英国大队长(Sergeant Major)各一人，炊事员四人、勤务员六人，又裁缝、皮匠、理发师各一个，连翻译二人，全营合计五百人，即:

以上这些人，在操场上编队后都算确定了，只有中国大队长后来换了两次。最后换来的冉振海是河北保定人，四十来岁，身强力大，天主教徒，能说一点英文。他原来的职业，我們虽门处将近三年，从沒听他说过。他是第一批到骆耶耳的，他说那一批有一百多人，已在骆耶耳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华工总办普登，上校(Coloncl Pourlon)和会办像斯顿上校（('olonel Ruxton)每天轮流给他们讲話。他們那一批人，已經派出来工作，最低是“三道”，一般是大队长。他的总队长姓姜，外国人叫他約翰，也是华工总部的总队长，月薪一百八十元。我后来听说，普登是在中国生长的，在上海英国工部局搞过多年，四十岁以后调到南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工作，新近由南非洲调来当华工总办。鲁斯顿也是从上海英国工部局来的。1930年他在上海当盐政局税警科的副科长。姜总队长則是上海英国工部局的一个巡捕头。

书归正传，还是说1917年11月间，在骆耶尔编队的事吧。此时营长换为一个英国军官，名李笛亚迪(Lydyart)，三十来岁，贵族出身，大学毕业，受过短期的军训。此人很会摆架-子，实际却胆小，遇到情势严重时，会立即改变方向。这是后来我們从多次斗争中摸到的他的个性。营长之外，还加了两个副官，共中一人会说很好的上海话，滿脸烟容，肯定是一个大瘾客。这三个军官都是英国中央政府委任的，其待遇比四十个没有受到任命的英国弁目高得多。这三个军官每人住一个帐篷，每人有一个勤务员。

李笛亚迪营长在操场编队时，就说要剪“先生”的辫子。旧营长（后来编到别队当副官）当时就把曾在威海卫想剪“先生”发辫的经过告訴了他，并说：“先生”不好惹，且会打拳。李营长说他有办法。当天下午，他带着姜总队长和一个理发师（华工）到营里来。姜总队长身材高大，大家都听说他精通中国和外国的拳术。他用很流利的洋涇滨英国話与李营长边走边談，走近“先生”的帐篷时，他才改用中国话大声说，带着辫子到外国来，是丢中国人的脸，叫先生立即剪掉。理发师拿着剪刀走拢去，但见“先生”怒目而视，不敢动手。姜总队长逼近一步，“先生”一侧身，用二指在他背上一点，姜就站不住脚，向前晃了四、五步。姜掉转身来暴怒地说“你竟敢动手”，跟即抓住“先生”的辫子。“先生”只用二指一捏，哪只紧握辫子的右手立刻五指分散了；“先生”再用左手一推，姜即晃到营长面前，幸而营长把他扶住，没有跌下去。围观的中英工头都哄堂大笑，营长也笑了。姜脸红筋胀，踱到人群后面去了。“先生”才指着姜总队长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丢了中国人什么臉？”他又转过头来对李营长说：“我在威海卫就说过，我的辩子是不剪的，要剪就我回去。现在我还是愿意回去的。”我把“先生”的话翻完后，李营长说：“算了，算了，拖着辫子也沒多大关系。”从此之后，“先生”更为全营华工所敬重，在后来的多次斗争中，他起了很好的团结本营工人的作用。

第三天午后，“先生”同我下象棋时，突然問我说：“你说长毛贼那些人好不好？”我說：“你一定赞成他們，他们都是留着头发不剪的。”“先生”又说：“有人说，长毛贼留的是满头，不是辫子，对不对？”我说：“他们是汉人，汉人从来就留满头，清军入关才强迫汉人剪成辫子的。洪秀全要保存汉人的真象，当然留满头；你是满人，当然留辫子。”“先生”眯着一只眼睛说：“你还以为我是一个满洲人?”

第四天下午，李营长问我那条辫子为什么剪了，我把实情告诉他后，他又说：“听说这一营的工人都很听他的话，是真的么？我知道他在打“先生”的主意，所以答复他说：“他不大说话，工人也很少同他说话。”李营长又说：“叫他当工头，一定管得着工人。”我说他的脾气很古怪，不见得愿意干。第五天上午不知“先生”从哪里听见了这个话，他故意当着冉大队长用威胁的口吻说：“哪个要拿我去讨好，他是自找苦吃。”

三

队编好后，我們被排为第十三营。在骆耶尔一共住了八天，就整队上火车，到法国东北边上的阿拉斯(Arrass）去挖战壕。原有三十多万人的阿拉斯城，经过三年多的战火，已全是败瓦颓垣。间或看見几个妇孺，也是蓬头垢面，住在颓垣下面的地窖中，以求乞或卖淫为生。我们就在这些颓垣里搭帐篷，利用颓垣下面的空隙作地下室。遇着空袭或敌人的炮轰，就钻进地下室。我们到后，安好帐篷就吃晚饭。晚餐是每人半磅面包和一洋铁盒子的洋山芋。洋山芋是夹着洋葱和牛肉烧的；饭量大的人可以增添一次，所以都能吃饱。吃完就去睡。睡六小时后，听见哨子响，赶即起床，又照样吃一顿，即奉令打好背包（两条毛毯、一块胶布、一条褥子、一件雨衣、两件衬衫和一套卫生裤褂），去领口粮。背包之外，挂有水瓶、胶鞋、洋铁饭盒（内装洋铁匙子），腋下另挂口粮袋一个。领的口粮是供三天三夜之用的，计有压紧的饼干三十六块，牛肉罐头三个，纸烟三包（十支装),洋火一盒；翻译多三小块黄油。

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五十码。我们是站在战壕内挖战壕，把挖出的沙土扔到前面，人身都在壕内。挖好六英尺深，三英尺宽，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这与在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话，是不相符的。遇到下雪时，满脸飘着雪花，遇到天晴雪化，壕内泥浆没胫，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其苦更甚。英兵只在挖好的战壕中守护阵地。军官和机关枪手，更在后面盖好顶棚的战壕中守着，随时可坐可卧，有些还能玩卜克，讲笑话，与华工相比，苦乐悬殊。

我们第十三营的华工，这样出去三天，退休三天，劳苦了四十多天之后，到圣诞前夕，遭受到更大的痛苦。我们初上前线时，英国人宣传说，他們新发明的坦克车很厉害，德国人却没有，不久之后，坦克车多了，就要大规模地进攻。那知就在圣诞前夕，大家正在讨论圣诞节的礼物怎么还没来时，敌人的大炮声和坦克的轰隆声，震天地响了。有人伸头望去，在月光下面已能看出，一长串的敌人的坦克车正在爬向我们。我们到后面去找英国军官，通通不見了；回转来时，监工的英兵也都不見了。这时有人一喊：“退回哩坡特耳(1e Portel，这是我来时经过的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大家才仓皇地后退。起初在战壕中弯弯曲曲地跑，后来又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跑，一气跑完三十几里，到达目的地时，我们的三个军官都已找好住处，正在找勤务员给他们安床。我们气极了，同到司令部告状，司令部问明我们是十三营后，让我們先到指定的一个空商店里去安床铺吃饭，把伤号送到医院去，再写报告交自己的营长转呈。我們当晚把报告写好，大队长冉振海不签名，也不理他，由其余三十五个工头（有四个工头受伤）签名后，面交李营长。一连两天沒有回信。这两天吃得较好，还可随便走动，工人的气也消了些。第三天叫我们到卡勒(Calais)去转运粮食和军需。我们知道后方比前线好得多，不等回信就上火车去了。

卡勒是一个庞大的转运站，要把轮船上运来的给养和各种军需品卸入仓库，堆上很高的垛子；再逐日把各战区需要的物品，照上面发下的清单，从許多仓库的高垛子上搬下装进火车运到前方去。那里共有三个华工大营。我们住的那个大营，早已住有四营华工，加上我們就是五营了。各营之間，也像在骆耶耳的一样，用八英尺高的铁称网隔开，门口有英兵把守，不准华工随便出入，每个铁丝网内，有十四栋长方形的木房，每房能安五十人的地铺。地板之下就是防空壕。木房前面有个操场，供排队和打篮球之用。除三个军官住在附近的特区外，全营都在一个圈里，厨房和厕所也都在内，所以大家都认为比前线好多了。但从次日起，烦恼的事情，就按二连三地发生。

第二天一早，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中拉出一个华工，要到他立正五分钟，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中国人不该去。这就引起全体华工的愤怒。英国工头都围起来替他们的人助威，大队长冉振海也帮助英国工头，说各营华工都遵守那个定章。在大队长提到所谓定章时，新出现的英国军官的威风立即高涨，说：“以后一切要守规则，违反者，轻则罚站，重则关禁闭，都劳役，受罰两次不改，就要到英雄队去。”我们谁都沒见过英雄队，合同中也无这样的规定。但大队长冉振海却活神活现地说：他在骆耶耳見过，说队里的英雄。谁也不敢乱说乱动，说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吃的都是冷的，一不听话就用皮鞭打，用开水淋身，用铁丝刷子刷皮等等。

午后到粮站去装车。大家都还不懂怎样做法。中国工头与英国工头之间话也不通，两个翻译又应接不及，而英国工头同粮站上的英国人却又乱骂起来了。中国工头责备英国工头说：“你们应该先学会再来给我看，那有不教不看就会做好的事？你们说的办法不符合站上的要求。站上吵起来，你怎么又不负责？”粮站的英国人这才看清事情的真相，对中国工头具体地讲明作法，才解决了纷乱的状态。但时间已耽误了很多，五点钟下班时，只装好四车。还差四车。因为每营半天该装八车，每天该装十六车。工人毫不含糊地说：“今晚再干，合情合理的工作，我们决不推辞。”

当晚，干了一个多小时就装满了四车。以后也是半天四小时的工作，三个小时就作完。但英国人既不许我们提早散工，也不承认工间休息，意图胁迫我们加工。这种额外加工，不但我们不承认，同一大营的其余四营的华工也不承认。因此我们就“慢慢来”了，或者自由休息。有一天，营长带着冉振海到工地来，到处骂人，说工作慢啦，说工作方法笨啦，说这人那人为什么闲游啦。冉振海也帮着腔，还帮清查“怠工”的人。后来他们又骂抬钢轨的工人为什么走行那么慢，还在钢轨的中间双手死力向前推。不料两头抬钢轨的工人同时一撒手，压得他们脸红筋胀，才垂头丧气而去。

当天晚上，从阿拉斯退却时受伤较轻的十二人回来了。他们说，还有两个受重伤的人不知何日才能回来；说医生给他们取破弹片时不用麻药，把他们捆在手术床上开刀，弄得他们叫娘叫爷地痛苦万分。全营工人都气愤极了。“先生”却劝大家：“闹尽管闹，没有计划好，万勿动手，英国人显然想打我们一个下马威。”

次晨排队分派工作时，有几个人同时高声喊，“吃不饱，做不动，要减少工作。”接大家都这样喊。我翻译成英语后，李营长答复说：“英国食品营养好，肚子没装满也不致倾乏营养，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大家答复说：“我们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轻微劳动行不行？”同时就嘈喳起来。李营长见情况不好，就改口说：“莫乱，好好上工去，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说。”

工人中午回营时，见铁丝网外面排列着许多荷枪实弹的英国兵；进营房后，又见昨天才从医院回来的一个工人，被冉大队长打得周身青紫，说他造谣生事。于是一声喊“大家打”，冉振海立即被拖到操揚中，起初是拳打脚踢，后来则用他打人的那条棍子，向他周身乱抽，大家轮流打，同时也数他的状，直到他磕头求饒，甘愿永不再犯，才有人劝说：“住手，去吃午饭。”打的时候，英国人都躲开了，不敢露面。大家吃饭时，才有几个英国工头出来，不声不响地把他和先被他打伤的那个工人，一同送到医院去。饭后，工人有些在洗衣，有些在下棋，有些整理房间，有些拉胡琴，一点没有上工的表示。这时上工钟点早已过去，但没人吹哨子（平时是冉振海吹的），也没有人敢问。两点半左右，营长叫勤务员找我去，先问了骚乱的原因（显然是明知故问，冉大队长业已承认打人是他叫的），然后问工人预备怎么办。我告诉他我听见很多人说：“不撤兵、不加口粮，不上工。”营长用可怜的语调说：“这些事不是我能作主的呀！”

4点钟左右，营长又派那个勤务员请我去说，“一个乱子过去了，第二个乱子又来啰，怎么办呀？”他又說：“前线出了大问題，每营必须速夜赶装六十二辆车皮的给养去，本营连今天下午耽误的八车，共该装七十辆车出去呀。”我问他，别营怎么办？他说：“附近营都闹起来了，今天下午都没上工。看来，他们是受本营的影响，本营不解决，别营也解决不了！”我说：“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只要合情合理，事情沒有什么难办，错是错在大队长不該打人。”营长忽然提起精神說：“你这个话有把握吗？”我说，“我是中国人嘛。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不讲情理就会拼命，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营长說：“好，好，我就到司令部去。”

不到半点钟，铁丝网外面的英兵撤走了，营长也接着就回来。在门口就招手叫我进去说：“口粮没有问题，要紧是今晚装出七十辆车的给养去。你立刻就去对工人说，我派一个人与你同去。”我说：“这不好。你不相信我，叫工人站队，你直接问大家說好啰。他说：“到底带头人是谁呀？”我说：“没有带头人，是大家的公愤。”他说：“冉大队长打的那个人，不是带头人吗？”我说：“绝对不是。他被打到半死后，并没说什么嘛。”

我一进工头房，大家也都围拢来。听我说完后，“先生”首先说：“该收帆了，我们也该显一手给他看看。”另一人说：“我們那五条可以提曙。”又有人说：“他们正在找带头人，莫露头，叫他先对大家说。我们一唱百和，大家提。站队莫分排分连，提条件的人站在中间或后面。”

我回报后，李营长还有点怕又闹乱子。我又说：“工人肯定是讲情讲理的”。他才叫英国大队长吹哨子。这次他对大家说话非常客气了。他說：“英兵已经撤了，加口粮也不成问题，要紧的是赶快装出七十辆车皮”；并且说：“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预备派一百个英国兵来帮忙。”有个工人大声喊：“口粮要吃得饱，加夜工要加餐。”跟即大家一齐附和。我翻译后，营长连声说：“是、是。”又有人喊：“工作方法我们自己定，车了装齐就收工”，营长答复说：“你们能够自己作得好，那就更好吗。”第三个条件是门卫由工人自己管。第四个条件是华工交朋结友不得干涉。第五个条件是非经宣布罪状不得调走本营中国人。临时又加上一条：由派来帮助装车的英国人分开工作，我們要同他们比赛。这些条件李营长完全应承，只说只要司令部批准。话谈完后，华工自动散去催饭吃。英国大队长未敢干涉。李营长热情地同我拉手，我才发現他满头大汗——虽然操场之外遍地都是雪。

当晚6点1刻开工，大家不但做得很迅速，很有条理，而且创造了些新办法。如垛子上的大包，不用人背下来，而用本板滑下来；把车皮先移近一个货堆，装齐之后再移近另一货堆去；除三个“三道”作联系工作外，其余工头都与工人一样背东四。一些英国工头，起初说我们弄糟了，工人叫他们莫管，站开些，我们自有办法。后来他们也都说中国人聪明。10点来钟又吃一餐，英国工头无事可做，自告奋勇替我们回营抬饭。到次晨6点钟，天还没亮(法国冬天7点后才天亮，夏天却是4点钟就天亮），我们装齐六十四车，一百个英兵也装好六车，完成了任务。

回营吃早饭时，李营长领着我到每个房间去宣布说：“你们做得好，你们所提的五个条件，司令部完全批准了；如果你们今天下半天能和昨天一样装十六车，今天上午你们可以安心睡觉。”但除少数几人外，大家都沒睡——有些人在欢談，有些人买了酒来喝，有些人伴着胡琴唱。“先生”却先要了两杯酒和饭菜给那两个打伤的人，然后又陪他两人到医院去换药。回来时对大家说，共余四营昨天下午都闹了，都没上工；昨夜也是装七十车，至今（九点来钟）还没装齐。

当天下午上工时，李营长又约我同到粮站去。他对各连华工逐一表揚了一番，说他們劳动量重，应该多吃；说他們工作方法好，要把经验推广出去，还说由于他们昨晚的辛苦，提早完成了重大任务，他也受到嘉奖；他衷心地感谢大家。他又到仓库内，问管仓的英国人：“中国工人做得怎样？”那位管仓员说，“昨晚做得还好”(Fairly good)。李笛亚迪营长立即申斥他说：“为什么说还好！我的中国工人，作得比谁都好。他们昨夜的工作效率，比英兵要高出一倍,你没有算过账吗？”

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从此大变，邻营的华工也称赞我们闹得好；但我们始警惕着没把我们的领头人（先生）暴露出来。

四

共后两年间，华工过得此较顺适了。有几件事情，也值得回忆。

在阿拉斯溃退时，我们因恨英国军官不通知华只径自先跑而递上的呈文，在闹伙食的时候就已批回来了，李营长怕再火上加油。未敢宣布。过了几天事平之后，才问我怎么办，因要改变本营的番号，不能久压。原来批示上说，那件事情是由于十三营那个番号不吉利，已决定把十三营改为六十四营。我同大家商量后，大家译定。只要李营长以后切实遵守译定的五项条件，过去的事可以不谈，番号立即可以改。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战区的决定，不易改变，而且换一个营长同我们不会有好处。就是已经归服了我們的冉振海，大家也不要换他。

大约是1918年的2月间吧，我們发现粮站阳外五、六十码的地方，新搭一个小木房，安有电灯、电话和床铺，住进一个穿营长制服的，说得很好的北方话的英国人。他时常鬼头鬼脑地在背静之处，找翻译和工头询问，哪些华工是搞乱分子，哪些人从粮站偷东西卖给法国人。他名叫史瓦罗博士(Dr.Swallow)。他是哪一行道的博士，谁也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神学博士，不然怎么会来干这种事。总之，大家都厌恶他。1918年3月间，一个月光明朗的深夜，史博士在床上听见有人用凿子凿他的木房子。他披上大衣，拿着手枪开门出来，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跑。他大声喊：“站着”，那人向右边树丛中一弯就不見了。他赶上去找，右边没人，前面左边，却露出另外一个人来。这样时隐时现地引他追踪很远，但到底抓不到人，也没认清究竟是什么人。回到木房时，房中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了，电灯泡也取了，只有电话没动。等到天明，电话响了，原来是司令部的人问他，说司令部门口摆着许多东西，有袜子，有被子，有衬衫，衣箱上面有他的名字，问是不是他的。他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去领回来。司令部的人问他你不是调查员吗？这样冷的天气，怎在光着脚呢？睡觉的被子也被人偷走了吗?小偷你一定抓着了吧？

我们的薪水，合同中订明，一个汇到家里，一个在法国发给本人另用。在法国发给华工的法郎票，照战前最高的汇兑率，每个法郎折合中国银币四角。我们到法国领到第一次薪水后，发现一个法郎只能买一个鸡蛋；英国营长说战时物价了，我們也信以为真。到卡勒后，有人到银行去汇款，才知道一个法郎只合中国银币四分钱，吃了十分之九的亏。再去问英国营长。英国营长说，开战以来,汇兑率就变了；以前汇一英镑到中国能换十二元，现在只值六元。我们说：第一，你赚中国人的钱多得很，哪里要汇英镑到中国去？第二，你们汇钱，只吃一半的亏，我们为什么要吃十分之九的亏呢？英国营长无话可答，只说这兑换率，是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问意了的。于是卡勒三个大营的华工，联名函讯中国驻英国的公使施肇基，后来又去信去催，历时两年没有国信。1919年底，一些翻译到伦敦游历时，到中国公使馆去間，施肇基又避而不见。徐树铮到法国来过一次，法文报纸上既他是来察华工的，但华工都没见过他。有个姓潘的到过我们六十四营，只在营长办公室中坐了一刻钟就走，没有同任何中国工人谈话，事后英国营长才说，潘某是中国公使馆派来慰问华工的。对于这些事，我們只有咒骂，只有叹惜。

我们住的那个华工大营，有一个专为华工办的青年会。其中三个办事人，都是从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周辨明，是我在清华学校中等科时的英文教员，是个管乐家，开会时唱英文歌，外国人都叫好，但不唱中文歌，也不会叫华工玩中国乐器。一个叫吴维德（后来在上海一个慈幼院里工作），四大家报名去学注音字母，教完字母就算毕业，大家都不知道注音字母有什么用处，所以也招不起第二班。另一人些晏阳初，教华人识字，华工很感兴趣，有好几下人都由此认识了不少字，这是该会唯一的成绩。此外，在青年会里只有外国棋而无中国棋，有乒乓球而会玩的人不多，有过一份在巴黎出版的(巴黎的华工青年会总会办的)华工旬报，大家都很爱看，但只看过八期就没有了。华工要求该会教中国歌，买中国象棋和中国乐器，教中国算盘，讲中国新闻，该会都没办到。有人说那个青年会的目的是传教，此话可能是事实，因为在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两个美国人，往来于卡勒的三个华工大营之间，专门联络华工营中的教徒和翻译，有时还请这些人吃飯，吃饭前总是要做祷告。

华工自己进行了两种学习，成绩很不錯。一是学英文，主要是由翻译教，只教一百多个常用宇和从一到一百的数目。他们学了就用，据手势和当前现实事物的帮助，英国工头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意思。后来，英国工头也利用华工的英语知识，向华工学习中文，也很见效。英国领导上还订了一条章则，能学会一百个中国字的英国工头可以升官。二是学习法国话。自从1918年初，争口粮的斗争胜利后，华工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并能常同附近的法国人往来。一个人学到一句法国话后，就互相传说，学习的进度也很快。1920年回国时，许多华工与法国女子结了婚，带回了中国。

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华工在卡勒城一家杂货店里（卖厨房中所用的各种物品，包括蔬茶、作料、面包、用具等），看是一个中国女子。她是北京西郊海淀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她才十八岁，被一个法国军官虏走带回法国。1919年春，华工看见她时，她还不到四十岁，天足，有二子都在当兵，有三个女儿在身边，都会说北京话。丈夫已死五年多，死前夫妇间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喜欢谈世界大事。但她认识的中国字却不多，说是在绣花绣字时学的。她们母女四人見到中国人都很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口粮有限制，无法招待客人），喜欢问中国的情况，尤其是她家乡海淀的情况。听说我是清华学生，住在清华园，几次带口信请我去。

初次见面时，她对海淀的情况问得非常周到，连树木、坟堡都问了。我也问了她一些。由此可知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不但北京城里吃了大亏，距北京十五里的海淀，也是抢掠烧杀强奸等等，无所不为。她一家人都死光，她的香烛店也被焚毁，她被虏走才免于死。她当天留我吃了晚餐，很晚才放我走，还恳切地要我时常去谈谈。

后来我又去了五、六次。有一次问她，法国人对她怎样？她说熟悉的人都敬重她，你赞她的许多美德，也称赞她的三个女儿，说她们肉色鲜艳、皮肤细嫩，超过西班牙人（欧洲人说西班牙女子有这两种优点），而且不乱交男朋友。生人也都称赞她和她的女儿，但一提到“中国人”这个字，就显得不够尊重。她感慨地加一句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另一次，她告诉我说，她在报纸上看见法国总理克菜孟梭在巴黎和会上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很使她伤心。

1920年春回国前，许多华工都到她那里去辞行，我也去了。她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也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她说：“怎么不想！做梦也在想！不过近来一年多，向许多同胞问了团内的情形，倒使我迟疑起来了。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临别时，她满眶含泪地拉着我的双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

1920年3月，我离开卡勒到勒哈屋(Le Havro).上轮船，经苏伊士运河和新加坡回到青岛，与英国的华工局办完手续，各自回家。在青岛听说，英国所招的十万华工，死了三千多人，大部分都是在阿拉斯败退时被德国人的炮弹打死，或受重伤后死在医院的。这样死的人如何抚恤法，谁也不知道。

我所敬爱的“先生”，在青岛分手后还通过多次信。但直奉战争后，去信三次都无回信，想来是不死于欧战而死于内战了。

（原注: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