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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晋孝武帝司马曜（362年—396年11月6日），字昌明，东晋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383年在谢安等的辅佐下，击败前秦大军，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全了东晋王朝的国运。死后庙号烈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晋孝武帝司马曜像 来源：网络） 晋武帝司马曜是东晋这个奇芭王朝的第九任皇帝，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任皇帝。公元372年，他老爹晋简文帝司马昱上任不到一年，就被权臣桓温吓得忧惧而死，年仅11岁的司马曜继位，直到396年，这位喜欢喝酒的皇帝在宿醉中被宠妃张贵人用被子活活捂死，享年35岁，在位24年。 东晋立国的基础就在于世族门阀的支持，王、庾、桓、谢等世家大族相继与司马氏皇族“共天下”，军政大权尽在世族流转，皇权不振，造就了东晋一朝特有的门阀政治，“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在司马曜继位前后，司马氏的皇权已极度衰微，以致“政由桓氏，祭则寡人”，也就是说军政大事桓温说了算，你这个皇帝管管礼仪，当好傀儡就行了。 司马昱临死前，甚至给桓温下了遗诏：“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个小孩子就交给你了，你愿帮他就帮他，不愿帮他你自己坐了那把椅子就是了。 这司马昱也真够大方的，拱手就把司马氏的江山给让出去，你以为桓温是诸葛亮呢？诸葛亮是不好意思，但桓温可真没有“不好意思”这点觉悟。 桓温当然不是诸葛亮，他确实也已有倾移晋鼎，自己当皇帝的念头。 桓温是世家大族谯国桓氏的代表人物，继颖川庾氏之后崛起，凭着灭成汉的功劳，又屡次北伐而声威大振，掌握了朝政。 司马昱病危的时候，桓温正驻军姑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当涂，准备北伐。 幸好桓温当时不在中央，司马昱给他下的那张“君可自取”的诏书，被侍中王坦之当着司马昱的面一把撕得粉碎。 王坦之是世族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样的诏书一下，桓温立马就敢坐上那把龙椅。 作为门阀政治集团的代表，这是王坦之，也是别的世族所不愿看到的一幕。 所谓门阀政治，就是把皇帝高高捧起，而世族轮番掌政，也就是“王与马，共同天下”的政治模式，这个“王”，也就是世族可以换，但这个“马”，也就是皇族司马氏不能换，因为那毕竟是皇统所在，还得打着这个旗子各家世族才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 这一点其实是从东晋之初就确立的，就差世族和皇族签一纸约书了。 在其他世族的逼迫下，司马昱不得不另发了一道遗诏：“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大司马即桓温，让桓温以诸葛亮和王导为榜样，好好辅政。 发完这道诏书，司马昱就闭眼了。 其他世族也认可了这份诏书，你桓温辅导小孩子没问题，只是你别掀翻了咱们这个牌桌就好，你现在掌握大权，你就在桌上，但你不能当庄家，庄家只能是皇帝。 命悬一线的东晋王朝就这样被世家大族联手给抢救了回来。 司马曜，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继位的。 但偏偏是这个司马曜，在他执政中后期，竟然打破了门阀政治这道魔咒，伸张了皇权，“政由己出”，还渡过了王朝最大的一次灭国危机——面对北方政权前秦的百万雄师以降维之势的打击，竟然以少胜多，逼得苻坚大帝身死国破！ 为什么这个司马曜实现了司马氏皇族的梦想——打破高门大族“宰辅执政”，重建皇族政治，实现集权而“政由己出”的呢？ 想当初东晋初立，晋元帝司马睿就曾致力加强皇权，但遭到士族社会的强烈反击而无法成功，开国皇帝尚且如此，他司马曜一个在王朝已逐渐走向没落的皇帝何德何能如此呢？ 是他有过人的才干吗？ 显然不是。 史载他“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醒日既少，旁无正人”，就是说司马曜这个皇帝啊，一贯沉溺于酒色，白天黑夜的喝，清醒的时候很少，他身旁也都是奸佞小人。 可见司马曜根本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更谈不上以德以治国，甚至连独立执政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 但也确实是他完成了“政由己出”的皇权政治的再造。 当然，皇族和门阀的斗争，肯定得有一个过程，并非司马曜一上台就操控了朝政。 说来也巧，司马曜继位刚仨月，就发生了彭城人卢悚聚众起事的事件，彭城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这个卢悚是个道教徒首领，自称“大道祭酒”，纠集了三百多教徒，竟然就攻入了建康的宫殿，还打开了武器库，抢夺了不少兵器，准备大干一场。 这事儿听起来很夸张，几百个平头老百姓，就这么闯进了皇帝的殿庭，还把弹药库给端了！ 但这事儿还就这么发生了。 好在有几位将军及时赶到，把这几百个道教徒给干死了。 事儿不大，看似偶然事件，但背手的原因，却不可小视。 因为卢悚他们打的，是要复立海西公司马奕的旗号。 司马奕是被桓温废掉的晋废帝，下台后封了个海西公，给迁到了苏州居住。 很明显，卢悚他们是冲着桓温来的。 这让在朝中的王坦之，还有谢安，就是陈郡谢氏、大名鼎鼎的“东山再起”的那位，看到了与桓温对抗的可能。 当时的朝政局势是这样的——王坦之、谢安在朝中理政，桓温独霸军权，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三大家族控制着东晋帝国的运转。 王氏谢氏虽居中央，但无军事力量，所以对桓温颇为忌惮，卢悚起事，让他们看到了桓温的不得人心，客观上增强了他们对抗桓温的决心。 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桓温才由姑孰进京，风传他要诛王谢、代晋室，王、谢也是严阵以待。 但桓温因北伐的不成功，可能心里也没那么大底气了，回来后不久就病倒了，然后就上表要求皇帝给自己“加九锡”，也就是九种特殊的礼器，一般这都是权臣禅代的前奏。 谢安他们给桓温施了个“拖”字诀，找各种理由拖着不回复，拖了两三个月，到373年七月，结果就把桓温拖死了。 也是小皇帝司马曜命好，就这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初登皇位的危险期，而且三大家族也去其一了。 桓温虽然死了，但桓氏一族还有其弟桓冲等人，为防止桓氏继续专权，王坦之、谢安请出了崇德太后“临朝摄政”，支起了皇族的架子，这样朝政实权就由谯国桓氏逐渐转移到了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手中。 到了375年，王坦之也死了，王氏后继乏人，没什么能干的人才，朝中大权尽归谢安，而桓冲则领兵在外，权力结构比较平衡。 这一年，司马曜14岁了，开始张罗婚事。 司马曜娶的是太原王氏名士王濛的孙女王法慧，而司马曜的弟弟琅邪王司马道子，则迎娶了王坦之的侄女。 兄弟俩娶的都是太原王氏家女人，这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因为世族只有谢氏、桓氏两家执掌权力，一文一武，若他们一旦联合起来想搞点事儿，那作为皇族来说，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打破双方的势力均衡，就只能引入第三方势力。 太原王氏随着王坦之的去世，虽然在朝中势力减弱，但毕竟是世家大族，把这支走下坡路的力量拉入到皇族中来，以此制约桓氏、谢氏，可谓是一招高棋。事实上，也正因此，埋下了司马曜后期政局形势的伏笔。 376年，崇德太后归政司马曜，而谢安则以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虽然当了宰相，但谢安依然面临着无兵可用的窘境，桓冲盘踞在荆州需要防范，而这时北方的前秦政权也是日益强盛，对东晋虎视眈眈。 谢安开始布局谢氏掌权的政治格局，377年，他让自己的侄子谢玄担任了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两年后又兼任徐州刺史，驻北府，今天的镇江。 谢玄则开始整合管内的流民首领，招募了刘牢之、田洛、孙无终等日后影响南朝政局的诸多骁将，组建了以流民为主的军队，即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府兵”。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淝水之战发生在383年，事实上，在司马曜登基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前秦的不断攻击，早在373年，东晋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就被前秦攻陷，随着前秦逐步统一北方，对东晋更是露出了尖利的獠牙。 从378年一直到淝水之战前夕，双方就没断了打仗，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时而起，或许是迫于外在压力，这一时期东晋内部倒是呈现出了几分团结的气象，北府兵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而桓冲也与谢安配合默契，共同抵抗了前秦的进犯。 而这时的司马曜，已由一个小孩子长成了大人，淝水之战时，司马曜已经22岁了，作为一个皇帝，他也能看懂点形势了。 383年8月，淝水之战爆发，谢安以一派名士风度，以八万北府兵在正面战场对抗前秦号称百万之师，而桓冲则在长江中上游牵制前秦的部分兵力。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奇迹被谢安下着棋喝着茶就这么创造出来了，关于这一部分，想了解详情地可以看看这篇（）。 谢安是胜了，但他没预料到的是，这次大胜，却也是他代表的士族门阀走向没落的开端。 前面咱们说了，司马曜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作为皇帝，他自然也感受到了皇权不被这些执掌朝政大权的门阀大族们所重视。 就在淝水之战中，司马曜发布了一条诏书：“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这充分反映出当时朝局的诡异。 谢安此前以中书监录尚书事，也就是当了宰相，那么偏偏这时候让自己的弟弟、年仅二十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参录、分录尚书事，也就是要分谢安宰相之权的意思了。 可见司马曜这时已对谢安产生了不安之感。 而这背后，还有太原王氏的身影。 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司马道子的王妃则是王坦之的侄女，而王国宝还是谢安的女婿；司马曜的皇后则是太原王氏又一名士王濛的女儿，看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见门阀士族是如何与皇族互相渗透的。 王国宝这个人丝毫没有名家大族的气质修养，“少无士操”，一点节操也没有，虽说是谢安的女婿，但谢安“恶其倾侧”，很讨厌他，“每抑而不用”，王国宝因此对自己的老丈人恨之入骨，屡屡在司马曜和司马道子面前说谢安的坏话。 而谢安在淝水之战胜利后，声望达至鼎沸，又拥重兵，就好比之前的王㻻、王导而化作了一人，这太吓人了！ 所以司马曜推出了自己的亲弟弟司马道子。 而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谢安立了这么大功，却迟迟没有封赏，遭遇了功高不赏的窘境，直至两年后，才“论淮淝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余封拜各有差”，而这时谢安已经死了！ 以谢安政治家的眼光，自然能看懂司马曜的所思所想，但谢安与之前那些权臣不同的是，此人始终抱有名士心态，似乎不太在意权力的得失。 淝水之战胜利后，挟巨大声望，谢安自知拥重兵又居高位，加之司马道子一步一步地进逼（关于司马道子具体如何压迫以谢安为代表的士族阀门，史书并没有记载，只是说“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于是在第二年八月，自请北征，并出镇广陵，谁想到在385年竟然就去世了。 谢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有名士心态，“虚旷依违在有无之间”的名士气息浓厚，不屑于与小人争权夺利，另一方面，也有不得为之的原因，那就是造化弄人，淝水之战后，谢氏一门的英俊之士竟然相继凋零，“事平之后，安卒于十年八月，玄卒于十三年正月，石卒于十二月，而玄年仅四十八，尤为可惜。自此晋无人矣。” 谢氏英才几年之内一一离去，谢安纵有多大的雄心，也无济于事了，所以退出江湖，在广陵“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就是造了一个类似自己早年隐居东山的新城，彰显自己的意趣，以躲避庙堂之中的残酷权力游戏了。 谢安死后，司马道子成为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接管了谢安的一切职权。 谢玄死后，他所节制的徐、青、兖三州也先后被司马道子（兼领徐州刺史）和谯王司马恬（青、兖二州刺史）这两位皇室成员瓜分。 而桓氏则随着桓冲的去世也进入了一个低谷。 太原王氏则借与皇室的联姻重新进入权力游戏，但人才不济，也只能依附于皇室搞一些小动作。 就这样，司马曜终于完成了皇权的回收，重新打造了皇族政治。 司马曜能实现皇权的伸张，其根本原因，并非是他的能力，而是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已，那就是居于执政地位的门阀世族的整体衰败。 事实证明，尽管司马曜“威权己出”，但他根本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大权在握之后，他和司马道子沉湎酒色，把宫廷搞得乌烟瘴气，又信奉佛教，宠幸僧尼，朝政日益昏暗。 当皇权没有了外部的士族的制约，皇族内部必然还会掀起权力的分配之战，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表面上一起喝酒唱歌，暗地里却也是互相争斗，表现形式是司马曜皇后出身的王恭一系和琅邪王妃出身的王忱、王国宝一系之间的斗争，以至形成了后期的“主相相持”格局，也埋下了东晋灭亡的伏笔，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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