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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萨德，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历史上经历了匈牙利、土耳其、塞尔维亚人的统治。正如贝尔格莱德被反复拉扯，诺维萨德就获得快速的发展，在各方角力中，这座城市意外得到了一种“自由”。它安静、文艺，承载着东欧人“欧洲生活”的梦想，很少见到传统的巴尔干性格。柏琳在和当地知识分子的接触中，也收获了这种强烈的感知。她并不掩饰对此的怀疑、失望与怅惘。也许，怅然若失，也是一个从问题出发的开始。 文 | 柏琳 （《读书》2023年11期新刊） 离开布达佩斯的那一天下着雨夹雪，城市的巴洛克建筑物披上了冰霜冷雨的面纱，好像在赶我走。我紧赶慢赶到了城郊的大巴站，狼狈地登上跨境巴士，终于和窗外阴郁的中欧景象挥手再见。匈牙利大平原一马平川，向南延伸，跨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边界线，我来到还是早春青黄不接模样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平原。这里曾经是前南斯拉夫的粮仓，整个联邦共和国最富饶的地方，虽然关于历史的许多记忆如今都不复存在，它依旧平静地遵循着春种秋收的万物法则。我要去的地方是诺维萨德（Novi Sad），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雅典”，栖居在伏伊伏丁那平原丰美的怀抱中，享受得天独厚的优渥，与多瑙河南岸的塞尔维亚兄弟们的生活大相径庭。我曾经来过这里好几次，每次都带着无话可说的心情离开，又在离开后一遍遍自问缘由：为什么这样一座秀美之城，却无法让我心中的火焰燃烧？ 我又来了，诺维萨德。整辆大巴上居然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下车，实在意外。既然诺维萨德从历史上就是一个匈牙利族人聚居的地方，料想中该有很多匈族人周末回来省亲，可是并没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着实吓跑了相当多的匈族人，他们以各种隐匿的方式逃离国境，奔向北方的“祖国”。 
诺维萨德老城的主街泽麦·约维那大街一角，左侧是天主教主教堂玛丽教堂，建于1894年，在中欧地区的天主教堂中，它的结构和装饰保存得最好 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匈牙利族作家马利亚什·贝拉就是其中一个。一九九一年，因为拒绝服兵役，拒绝杀人，他逃离了诺维萨德，去往布达佩斯，从此成为匈牙利写作圈一个非主流的流散文学作家。来诺维萨德的前一天，我刚刚与他见面。他听说我要去他的“故乡”，变得很激动。疫情三年，他未曾离开过布达佩斯，更不消说跨过边境回塞尔维亚了。边界已然重新生长，北边是欧洲，南边是巴尔干，只有南斯拉夫已经消失。“我把眼睛借给你，替我好好看一看诺维萨德。是诺维萨德让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因为有了知识才不会发疯的人。” 广场上尘土飞扬。我站在原地，等待朋友南纳德来接我。眼前是诺维萨德的主要交通枢纽广场，火车、大巴和公交车在此交会。广场正在修缮中，大批钢筋水泥建材堆砌在车站门口，未来主义风格的老火车站的白色波浪纹屋顶看上去很脏，那个编号为51-007的墨绿窄轨蒸汽机车头还在广场原址。灰鸽群大地在破落的长椅上歇脚，理直气壮地霸占了旅客的权利。广场上看不见流浪汉，但似乎人人都有一副流浪汉的表情。 
老城的自由广场，西侧矗立着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市政厅，一旁黑色拱顶的建筑是分离主义风格的伏伊伏丁那银行大厦 南纳德疾步走来，西装领带风衣，碧蓝眼眸里灌满歉意。他一副典型的中欧知识分子模样打扮，用力拥抱我，并且亲吻脸颊。他来自医生世家，自己也是内科医生，因为热爱文学而半路出家，品味小众不俗，为人长袖善舞。他是塞尔维亚知名的独立出版机构阿格拉（Agora）的社长，兼任米洛什·茨尔年斯基文化中心的主事人。他是那种把事业变成生活所爱的人，热衷于做文化桥梁工作。 放下行李，南纳德迫不及待地领我去泽麦·约维那（Zmaj Jovina）大街。午后两点光景，阳光洒向大地，空气温暖湿润，一扫匈牙利平原早春二月的冷气。游客对诺维萨德的印象，主要由这条步行街铸就，明艳柔媚，不失体面，典型的中欧宁静小镇。从一头的东正教主教堂圣乔治教堂出发，走向另一头的天主教主教堂玛丽教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这笔直的几百米街道，空气里是艺术的味道，以及爱的气息。 我兀自站在街的中心，四下张望。成排的栗子树下，挤着好些个街头音乐人，摇手风琴、弹电子琴、打架子鼓、吹萨克斯、拉小提琴，每个人自带扩音喇叭，古典的摇滚的民谣的曲调，胡乱混合，却不聒噪，音乐家和行人更是不介意。街头音乐，图的就是快活的感觉。偶有纵情的歌者，忘我至深，径直走向街道中央，挡住行人去路，坚持为其独唱。歌者已然年老，披肩的散乱白发在阳光下白得耀眼。突然，他的声音开始转弯，变成悲怆声调，直扣心弦。在那个瞬间，前南艺术家的气质露了馅，欢闹中的凄凉。 泽麦·约维那大街，诺维萨德最古老的街道，沿街和巷弄遍布咖啡馆、酒吧、餐馆和小商店，每家都自成格调。建筑物普遍有三层高，楼上用白色勾花窗帘遮住，楼下是明亮的落地玻璃。诺维萨德宁静温暖，把所有的建筑墙壁都漆成了暖色调，粉红和天蓝的房子如梦似幻。
泽麦·约维那大街的起点，泽麦·约维那本人的塑像立于文法学校的前面，他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教育家 这条街的前身，叫作多瑙河（Dunavska）大街，原来可不是这般景象。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年，欧洲多国爆发大起义，自由的呼声响彻天空，国王们在王座上瑟瑟发抖，每个人都在为实现个人自由和拥有合理的政治权利而奔走。彼时诺维萨德已经是一座塞族人为主体的城市，但归属于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向奥地利国王讨要彻底自治权的马扎尔人同样会给塞尔维亚人以自由。结果由匈牙利一八四八年革命领导者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 )的名言来裁判：“刀剑将决定一切。”匈牙利军队炮轰诺维萨德，毁坏了多瑙河对岸的彼得罗瓦拉丁要塞，人口损失大半，城市几乎化为灰烬。直至一八六七年奥匈帝国建立，诺维萨德被奥地利“送给”匈牙利，并入奥匈帝国版图，城市从此后才愈发朝向中欧风格发展，如今日所见。 在一八四八年之前，诺维萨德还是一座半东方式的城镇，但东方风情并非与生俱来。诺维萨德地区原来只是多瑙河左岸的沼泽低地，荒无人烟，沼气骇人。公元前四五〇〇年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定居点是在多瑙河右岸。之后，右岸地区先后被凯尔特人、罗马人、东哥特人、阿瓦尔人、法兰克人和保加尔人征服，直至十世纪后被匈牙利王国占领。一二三七年，多瑙河左岸出现了定居者，居民的名字词源有的来自匈牙利语，有的具有斯拉夫语特征，起码表示那时候是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混居。 接着土耳其人来了，匈牙利人被打跑了，大批塞尔维亚人跨过多瑙河，来到这里生活，他们交税、种地、做小买卖、加入奥斯曼军队服兵役。多瑙河大街成了东方集市。沿街房屋多带飞檐棱角，小商铺以卷帘门和百叶窗做装饰，房屋低矮，屋檐却异常宽阔，晴天可以遮阳，雨天可以挡雨，人们不用打伞就能在街上散步。 天气好的时候，总能看见人群聚集在房屋前的长椅前，面红耳赤地争论人生何去何从的问题，场景和萨拉热窝、特拉夫尼克等其他奥斯曼治下的巴尔干城镇街道如出一辙，反正也没别的事可以做。逼仄的集市上，有不少声名狼藉的旅店，只有那些从事最脏最累活计的人才会在此寻欢作乐。夏天他们光着膀子，穿单薄的衬裤，冬天索性就直接裹一件破布袍子了事。 奥地利人到来之前的多瑙河左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被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称之为“懒惰苟且，顺从命运”的“巴尔干情绪”。在伊沃·安德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中时常出现的桥边旅店末日狂欢的画面，也出现在诺维萨德。粗野的船工、失智的流浪汉、残废的士兵、交不出租子的庄稼汉、一无所有的赌徒，这些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丢了魂魄的畸零人，在那些大白天都要点蜡烛的狭小旅店烟雾弥漫、空气污浊的房间里，双目通红、口干舌燥，夜以继日地喝酒、唱歌、赌钱、吹牛，甚或长久保持沉默。古斯里琴的凛凛音调从窗户飘到半空中。 
多瑙河右岸的彼得罗瓦拉丁城，与老城隔河相望。最初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这里时，禁止塞尔维亚人居住在多瑙河右岸，于是塞尔维亚人只能跑到左岸定居但这是诺维萨德仅存的“最巴尔干”的部分。并不是所有巴尔干人都对奥斯曼帝国强加的“东方生活”认命，而诺维萨德正是塞尔维亚玫瑰色的“欧洲生活”梦想。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土耳其和奥地利之间像小孩玩街头占领游戏般在多瑙河两岸来回推搡，诺维萨德将会和塞尔维亚中南内陆山地那些无法消除“东方烙印”的城镇没有两样；如果一七三七至一七三九年之间连续的奥土战争中奥地利没有失守，如果贝尔格莱德仍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人从贝城跨过多瑙河来到此处；如果迁徙过来的不是富有的犹太人、塞族商人和日耳曼工匠，这里就不会积累那么丰厚的物资，自由的气息也就不会到来。 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另一座城。彼时的贝尔格莱德再次落入奥斯曼之手，重拾旧日荣光与信仰已全无希望，而诺维萨德却以惊人之速持续扩大。这块曾经的沼泽湿地当时已被叫作塞尔维亚城，也叫作沙纳茨（.anac）。玫瑰色的沙纳茨，绘制了玫瑰色的诺维萨德。依赖雄厚的财力、勤奋的工作和顽强的意志，沙纳茨的市民认为自己有底气去尝试拥抱一种崭新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再需要对残暴的奥斯曼统治者阳奉阴违，不再是《德里纳河上的桥》中悲情的斯多葛式人生观：世事如同洪灾，唯如大桥般屹立不动，方能在动荡中幸存。这不再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沙纳茨的居民培养出一种文静的反抗力量，这和动辄一激动就朝天空放枪的多瑙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兄弟截然不同。 南纳德带我登上了香港饭店的露台。这家饭店位于泽麦·约维那大街尽头的自由广场的斜对角，露台是绝佳的教堂观景点——犹太教堂、东正教教堂、天主教教堂、日耳曼人的新教教堂和捷克人的教堂，在露台上一览无余。 
夜晚的泽麦·约维那大街，玛丽教堂的晚祷钟声在烟蓝色的天空中荡漾 香港饭店是这里的老牌中国餐馆，摆着红木桌椅的敞亮大厅里，每天稀稀拉拉坐着很少的客人，但它就是开了很多年也不倒闭。南纳德说，从前这里有一家很经典的四川馆子，塞尔维亚人喜欢空口吃那里菜肴中的中国辣椒。四川馆子的中国老板是黑白两道通吃的神秘人物，终于也难逃法网，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被据称是警察的人神秘带走，从此饭馆被查封，盛景不再，诺维萨德像样的中国饭馆就剩下香港饭店。饭菜差强人意，服务不咸不淡，在前台酒柜摆上中国茅台，在酒水单上供应的却是塞尔维亚的李子白兰地。 我对被神秘带走的饭馆老板更感兴趣，央求南纳德再讲更多。他把李子酒一饮而尽，只是浅浅微笑，不肯再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混球记者，上这里来专门寻找故事，只为再往我的巴尔干宝箱里多放一页纸。可我也感到和南纳德之间的隔阂：对一个体面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和我八卦那些流淌着暴力血液的拍案惊奇是不得体的，无助于我对诺维萨德留下好印象，而他一直希望得到我对这座城市的赞美。在静默中，南纳德用他的蓝眼睛正色端详我，说：我们诺维萨德人，必然是最懂得容忍的塞尔维亚人。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历史上，多瑙河下游沿岸的百姓总被列强随意拿捏。就说诺维萨德这块地方，匈牙利人对把这里的塞尔维亚人给强行“马扎尔化”拥有一种谜样的执念，土耳其人比较简单，只喜欢打仗和收纳贡，还是奥地利人更狡猾，搞出一个“军事边界”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王连哄带骗让大量塞尔维亚人来这里定居，给予他们东正教自由崇拜的虚假承诺，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充当抵御奥斯曼土耳其进犯的人形屏障。 
玛丽亚·特蕾莎女王（来源：wikipedia.org） 但沙纳茨人要争取更大的自由，一种更为宽容的自治政府的理想。一七四七年居民们自发达成一项协议：让非塞族人也成为沙纳茨地区公民的一员。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在市政机构中拥有按比例推选的代表，拥有信仰各自宗教的同等权利。沙纳茨人小心谨慎而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这些准则，他们的实践成为伏伊伏丁那平原多元共存理念的政治基石。 一七四八年，城市获得哈布斯堡皇室授予的“皇家自由之城”的称号，城市被命名为今天的名字——诺维萨德，意思是“新农场”。在这以后，诺维萨德拥有了第一个地方治安文官，第一部城市规章法，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塞尔维亚人的城市。塞族人占据了经济和智识阶层的主导地位，但这却不是一座塞族人说了算的城市。信奉加尔文教的匈牙利人、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信奉基督教亚美尼亚教派的人，还有犹太人、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都生活在这里。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平分秋色，如果市长是东正教徒，那么城镇传令官就是天主教徒。 我问南纳德，宗教生活对于今天的诺维萨德来说，是否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他反问我，有没有兴趣在东正教复活节之前的那周一起前往弗鲁什卡·戈拉（Fru.ka Gora）群山中的修道院体验早祷和圣餐仪式，我说翘首以盼。他笑了，知道我并非东正教徒，而他自己也只是世俗意义上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那些停留在群山修道院墙上的昏暗而瑰丽的湿壁画，壁画上中世纪塞尔维亚尼曼雅王朝的圣人和国王们决绝而忧郁的表情，并不能激起他想要落下膝盖的冲动。神迹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应该驻留在历史深处，永久保持沉默。 
神化后的尼曼雅王朝成员画像（来源：wikipedia.org） 对于南纳德这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诺维萨德的闪耀，并不是神迹意义上的，虽然他们也会称这座城市为塞尔维亚的耶路撒冷，圣子显灵之所在，虽然在这里不同宗派的教堂都保存完好，各种信仰的居民之间能够和平共处，但是诺维萨德的平静和美丽，却是因为它是一座花园，让塞尔维亚知识阶层的花朵得以盛放。 南纳德说，文教才是诺维萨德最重视的日常生活。我心领神会。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塞尔维亚这样，国家独立始终遭受着列强诉求各异的威胁。而塞尔维亚是一个由农民和山民组成的国家，这些刚烈而粗粝的南部斯拉夫人像石碑一样坚毅，他们喜欢自由，却被紧紧掐住脖子，他们渴望良好生活，但所有通往良好生活的路径都被堵住，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英国人、法国人，各怀鬼胎，分而治之，既蔑视塞尔维亚的野蛮，又拒绝真正给予他们脱胎换骨的良药。 塞尔维亚人在夹缝中生存，却无法被驯服，他们依然精力充沛，满怀激情。多瑙河两岸的兄弟互相遥望，梦想有朝一日两岸都能自由。匈牙利王国南部的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特蕾莎女王仁慈宽厚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是塞尔维亚人的保护者，在他的支持下，塞尔维亚的知识阶层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接受教育，在多瑙河北岸开始塞尔维亚人的教育事业。 诺维萨德开启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智。在走向民族独立的路上，诺维萨德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志愿者、牧师、主教、金钱和武器，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人才和灵感，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体面方式，这种方式被证明更为持久有效：文学和教育。 几乎每一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塞尔维亚诗人、小说家、法学家和教育家都在诺维萨德长久生活过，比如塞尔维亚国民教育创始人多西茨·奥勃拉多维奇（Dositej Obradovi.），塞尔维亚“语言之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i.）。他们在这里和同道者一起踏上开启塞尔维亚人智识觉醒的道路。一八一六年第一所塞尔维亚人的文法学校在这里建立，塞尔维亚最古老的科学文化机构马蒂察·斯尔普斯卡（Matica Srpska）一八六四年从布达佩斯搬到诺维萨德，一八六一年塞尔维亚国家大剧院成立，这是南部斯拉夫人历史最悠久的剧院。 
泽麦·约维那大街上即兴表演的街头艺术家们 我走马观花地参观了马蒂察·斯尔普斯卡美术馆和伏伊伏丁那博物馆，在诺维萨德大学门口转了一圈，又跑到国家大剧院门口晒了晒太阳。我几乎忘记了所有看过的展品，缺乏英文注解的展览让我有些力不从心，我的塞语水平还没有好到可以消化这些东西的程度。晚上，南纳德还打算带我去一个诺维萨德的诗人聚会，我婉拒了邀请，只想逃离“文艺”。 我头昏脑涨，感到乏味，可能因为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期待落空，那种每次来到诺维萨德后都高开低走的热情的偃旗息鼓。近一百年前，写出《黑羊与灰鹰》的丽贝卡·韦斯特对诺维萨德这个漂亮小镇着墨寥寥，马蒂察·斯尔普斯卡机构里的绘画让她觉得不过是又一批十九世纪典型的附庸风雅的作品的堆砌。她似乎担心，在诺维萨德，某种塞尔维亚精神的连续性被打破了。始作俑者究竟是中欧的奥匈，还是这些文静的塞尔维亚人自己，她也没有定论。 我想自己太过疯狂，我究竟想从塞尔维亚人身上汲取什么样的灵感？很明显，不是博物馆，不是美术馆，不是图书馆，而是一种可能残存的野性难驯的细枝末节，而这同样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东方主义”式的不健康情绪。情绪纵然不健康，却是真实的。在近现代历史中被“文明的西方”所嫌弃和恐惧的塞尔维亚，易怒的、性情激烈的、至死理想主义的、在赤贫中不肯屈服的塞尔维亚人，消失在诺维萨德的艺术殿堂和文化礼堂里。我为自己不健康的渴望感到怅然若失。 晚上七点多，天主教玛丽教堂的晚祷钟声在烟蓝色的天空中温柔荡漾，我在一排涂鸦墙边驻足。巴尔干半岛城镇的涂鸦多数疯狂大胆，触目惊心，但诺维萨德又有些不同。金发美人打电话给男友，诉说衷肠。她恐怕要终结这段恋情，因为她说自己不愿意离开诺维萨德，她爱这座城市胜过爱他。女郎双目迷离，身后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上百个米老鼠对她露出粉色微笑，天才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手握灯泡，和他的文学家朋友们围坐闲聊，身着墨绿长裙的贵妇在旁正绘制一幅油画。路灯柔光映在涂鸦墙上，墙面笼罩着一层香槟色的薄雾，行人也被打上这层光雾，如同走过剧场舞台的彩排演员。 
维萨德老城的一处涂鸦墙 就在这堵涂鸦墙的背后，一群诺维萨德大学戏剧社的年轻人正在露天排练一场戏，是契诃夫的《海鸥》。月亮般的男人契诃夫，用他永恒的温柔疲倦在和诺维萨德讲述一种真理：生活最重要的不是荣耀，而是对痛苦的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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