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解放军查抄上海证券大楼

上海解放后，第九兵团奉命担任警备任务。

上海是全国轻工业中心，当时国家的税收有40%来自上海。

保持上海的完整、稳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以至文化教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京沪杭三角地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基地，也是国民党统治者的老巢。因此，肃清匪特残敌，难度极大。和其他城市不同，上海的特务活动历史悠久，帝国主义在上海有百年特务活动史。历次军阀混战，不少政客下台后都在上海建有落脚点。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流氓随处可见。上海是中国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又是最复杂的城市，国民党在上海有多头绪的特务系统，解放时国民党各个系统留下来的特务有6000多人。国民党逃跑时，把银行的外汇、黄金都搬走了，丢下一个烂摊子。当时上海的工厂大都关闭了，个别没有关闭的工厂，国民党不断派飞机进行轰炸。逃离上海的国民党扬言：共产党打仗是可以的，但搞经济不行，不出半年共产党就会自己退出上海。

国民党的这些话许多人深信不疑，打仗和搞经济完全是两码事。当时，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财政收支存在着极大的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极度不稳，物资严重匮乏，人称“三白一黑”的大米、面粉、棉花、煤炭更为紧张。华东局上报中央的情况汇报称，上海人民急需的“三白一黑”库存仅够维持六天。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稳定物价，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开业。军管会颁布了使用人民币和限期收兑金圆券的命令，规定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在上海立即发行了新版纸币，想以这种方式来稳定物价。但不少市民长期饱受通货膨胀之苦，不信任纸币，拿到人民币就购买货物，银元仍然是市场主要硬通货，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唯利是图的投击奸商趁机破坏捣乱，他们狂妄地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不了上海。他们掀抬物价，利用潜伏在金融机构和工商界里的经济特务，暗中操作市场，网罗奸商，扰乱物价，制造混乱，妄图从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422号，建成于1934年，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占地4亩多，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年抗战前，交易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实业界“巨头”192家，是官僚资本在上海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1943年11月汪伪政府命令复业，到1945年因日本政府投降而关闭。1946年9月9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宋子文的亲信王志莘任总经理，登记参加交易证券字号达234家，它控制着全市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击活动，操纵物价。1949年5月5日，在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的形势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度自马路上的银元贩子动停业。

铁瑛是5月30号进上海的，担任公安军上海总队的第一政委，半年后改为公安纵队。当时上海经济已崩溃，老百姓用一千块钱买一支烟，买米都用自行车带着钱去买。那时钱贬值很快，今天一大堆钱能买一袋米，明天只能买半袋。为了缓解这种情况，上海市委紧急从外地调来很多粮食。国民党逃跑后，留下一部分特务暗中操纵经济贩子进行破坏，用银元和黄金来买卖物品，曾一度停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投机活动。

一些投机商人利用证券交易操纵金银外币，扰乱市场物价。证券大楼拥有数千名探听“行情”的“银牛”，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在证券交易所操纵金银、外币黑市价格，触角不仅伸向全市各个角落，成了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而且还影响控制着各主要市场的金融情况，其交易量之大，兴盛时期每天从开盘到收盘，证券业务进出额可达“万两黄金”证券大楼里的投击活动价目表扰乱经济的地下钱庄被查封解放之初上之巨。

当时，虽然金圆券退出市场，但金银外币仍流通于市，尤其是银元成为市场的主要流通手段，少数金融投机商乘机高价收购银元及黄金。6月2日以后的一个星期内，银元从人民币660元涨到1800余元：黄金每两从人民币39100元涨到11万元，物价亦扶摇直上，大米、棉花、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之急剧上升两三倍。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牛”叫卖活动。不法分子的这些捣乱活动，严重地威胁和阻碍了人民币的市场流通，损害着人民币的威信。人民银行当天早上发行的人民币，到晚上几乎全部回笼。

人民币能否占领市场，成为当时斗争的一个焦点，这就是著名的“反银元斗争”。

银元投机活动使物价剧烈波动，上海市民深受其害。全市工人、学生、文化界和产业界人士纷纷要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许多群众主动协助政府进行宣传，拒用银元。

为了敦促银元投机者改弦更张，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不愿不教而诛。市长陈毅等纷纷发表谈话，《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希望那些扰乱市场的人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是收效甚微，银元投机之势未见消退。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管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势。

6月7日一大早，证券交易大楼来了几位打扮阔绰、商人模样的人，他们摇着折扇，信步在大楼里转来转去。谁也没有想到，这几个人就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和公安局长等人，他们把楼上楼下各通道看完后便走了。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在会上，曾三报告了银元投击活动的情况，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把上海的物价稳定下来，就可以稳定全国的物价。会议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双管齐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查封，并惩办一批为首的经济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捣乱活动。

陈毅在会上说：“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

上海总队政委铁瑛参加了这次会议，通知开会时没有说是开什么会，只是通知非常重要，要求必须参加。上海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每一个人都忙得团团转。铁瑛赶到会场时，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来之前，他还以为是布置镇压反革命，因为当时这也是主要任务，会议开始之后他才知道是商讨取缔证券大楼的事。

二野邓小平和刘伯承也来了，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事后才知道邓小平和刘伯承准备进军西南，来找陈毅辞行，陈毅就对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开一个联席会议，你们也参加～下，帮助拿个主意。”

邓小平和刘伯承是陈毅的老朋友，陈老总这样一说他们就同意了。会上首要的议题就是商讨如何行动取缔证券大楼，因为证券大楼是金融投机的中心。

邓小平第一个发言说：“上海现在这种局面，与证券大楼捣蛋是分不开的，治标治本，既然要打击不法分子，打蛇打七寸，取缔证券大楼我赞成。”

邓小平后来被毛主席评价是绵里藏针，他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也很细。他表态后，其他与会人员都拥护。见大家没有其他意见，陈毅最后作了总结，决定立即上报中央。会后，有关人员连夜起草报告，华东局的决定很快就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立即进行部署准备。

8号和9号两天，马乃松、黄克带领少数人员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做好行动准备，并停止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最后决定，这次行动由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指挥。6月10日凌晨，刘德胜带领二团的4个连兵力，在上海交通大学秘密集结，打响了保卫上海经济建设的重要一仗。

刘德胜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寿光独立营发展起来的，打完济南后就奉命来攻打上海。部队来时还拉了两个班的女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十八九岁，那个时候运兵火车没有厕所，车一停，男的下车背转过去就撒尿，女的不行，把她们憋得受不了，后来她们也顾不得害羞了，车一停几个人就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就蹲在里面撒尿。部队前面打她们后面跟，马上就要进城了，部队停下来进行了一下进城整顿。5月29号到了上海，住进了交通大学。

6月10日天还不亮部队突然紧急集合。王云先当时是卫生班长，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部队紧急集合是常事。他和战友一起来到大操场。刘德胜副旅长已经站在那儿。部队集合后，刘德胜说，今天叫大家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关系到我们在上海的生存，不能有半点闪失，必须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他当时没有告诉部队是什么任务。他讲完后过来一个干部，手里拿了很多袋子，每个人发了一个，要求所有的人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装在里面，衣袋里不准留任何东西。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上级要求就照着做了。

这一切做完后，刘副旅长说：出发。

在操场边早就停了一长溜汽车。王云先跟着排里的同志爬上车，还没有站稳车就开了。部队乘坐10辆大卡车，前面有三辆摩托车开路。本来这次行动没有王云先，部队出发时，教导员告诉王云先说：“你没有事情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王云先正想去看个明白，就跟了去。教导员见王云先没有枪，便把自已的手枪给了他。早晨，街上的行人不多，车几乎没有停过。部队来到证券大楼时，李士英、黄克率领200多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证券大楼9点开门，部队去时证券所里的人已很多，见部队进去一个个惊惶失措。

部队进去一个连，外面还有一个连在警卫。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进去的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字号，并封堵大楼内的人员，清点名单及财物。

教导员叫王云先到二楼去守电话，他和另一个战士就来到二楼，那里面的电话有几百部，因为这些人就是靠电话来控制股市。

他上去时，电话服务小姐一个个吓得直打哆嗦。

王云先说：“你们不要乱动，呆在位子上，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别怪对你们不客气。”

来时在车上传达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有一条就是有顽抗的可以就地正法。证券大楼里本来有六个经济特务，那一天有5个在里面，另一个没有来。这5个人是谁，在什么位置，部队提前进去的便衣早就盯住了，所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掏枪，就被部队派的便衣把枪下了。两千多人都被集中在大厅里，为了防止个别人逃跑部队的一挺机枪架在门口。每个人发了一个大纸袋和一张表格，这些东西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叫他们把表格填清，再把黄金、银子和美票放在里面。

这些平时呼风唤雨操纵物价的人，此时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一直到晚上7点钟，这些人滴水未进，粒米未吃，这时候都饿坏了。刘德胜副旅长叫人打电话到食品工厂，不一会拉来一大车饼干，给这些人吃了饼干垫一下肚子。大厅里到处都是金银钞票。证券大楼扫荡后，参加战斗的人每人奖励1元钱，1斤肉票，并允许看了一下证券大楼用来装钱的箱子，那里面全是金条和美金。

扫荡证券大楼后，军管会就命令部队进驻进行清理。部队进去时，清理出的东西很多，金银不断地被发现，马桶里、夹墙里到处都藏有金银。清理完很久了，房子空出来，公安总队把证券大楼接管了。当时部队住房比较紧张，上海市政府就把这个证券大楼给了部队。警卫连先进去打扫卫生，里面黄色照片很多。警卫连打扫完后，机关开始分房子。徐节三负责司令部的房子分配，他来到证券大楼，把一些不用的东西收拾在一起，科长叫他送到一个不用的仓库里。他来到仓库，刚开门踩在地板上，突然发现脚下地板发出的声音不对。根据声音，他知道地板下面是空的。

那时他年轻，才21岁，好奇心也强，找来根铁棍将木板撬开，往下一看可不得了，里面全是黄金，他数了一下有40多块。他赶紧出去找到排长，说他发现了一个情况，排长听他说完半信半疑。

徐节三领他来一看，他也惊呆了，那些黄金有400多两，黄金是长条的，金灿灿的。排长也没敢耽误，立即跑到隔壁打电话报告了总队。总队政委铁瑛坐车来看了一下，便派车将这些黄金拉走了。因为这件事，部队给徐节三记了一个二等功。也有在黄金面前经不住考验的，有一个副连长，扫荡证券大楼时抵抗不住黄金诱惑，便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说是枪走火，别人来抬他的时候，他趁机偷出两根金条。后来查出来了，对这个连长处理得很重，判了刑。

马世友当初也参加了证券大楼的扫荡，收缴的黄金都是他和另一个战士搬到车上的。金灿灿的黄金到处都是，他那时如果想拿，拿多少都不会有人看见，但他没有那样做。

赵行志是上海刚解放时被调到军管会的。扫荡证券大楼后，他到证券大楼里，发现垫桌子腿的全是钢洋。部队进去后，趁混乱之机，投机倒把者把自己的金银藏得到处都是，甚至他无意中拍了一下墙，从墙镶板里立刻掉下许多美钞。

这次行动共抄得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元1304元，人民币1545多万元和囤积的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以及手枪2支。对被扣押人员的审查处理由公安局、法院及金融处派出工作队，共同配合进行。根据《华东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贯彻经济惩罚为主的原则，对6月10日扣押人员分3批作了处理，主要是从经济上给予严厉制裁，其中受到刑事处罚的由人民法院判处。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允许以罚金折抵。

6月11日，《华东区金融管理暂行办法》公布，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并规定处罚原则。这一系列举措，解决了上海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货币投机活动。

证券大楼的扫荡，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又把人民币作为攻击的目标，企图阻挠人民币的发行，开始大量制造假币，投放市场。1949年6月中旬，负责城市巡逻任务的战士发现，在淮海路、四川路的商店里，多次有人使用假人民币。这一情况，引起了警备部队保卫、侦察部门的注意。

6月16日，侦察员王伟在淮海路发现奸商黎明、中南水果店老板平仲秋，携带大量崭新而且是连号的人民币在抢购紧缺商品，就将他们带回公安局审问。黎明和平仲秋最后承认，这些假币是从周月英家拿来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立即派人去周月英家进行搜查，当场查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制版铜印4套、假币号码16枚及已印好的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并搜查出该案首犯艾中孚藏匿在其姘妇周月英家的手枪3支、子弹150发。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代同谋印制假人民币、窝藏匪特及其武器的罪行，并说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这几天就要回上海，并愿意协助将艾中孚捉拿归案。

根据周月英、黎明、平仲秋的口供，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和知情不报的翁文清，同谋印制假币的照相师王兴贤、制版者林子道、地痞流氓张锡芳，用假币收兑黄金、银元的倪槐庭、姚企范，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庇匪情隐瞒不报的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便衣警士马伯均、宋世珍等20余人捉拿归案。首犯艾中孚回沪时亦被捕。经侦讯查证，这是一起国民党潜伏特务企图在经济上对人民政府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阴谋案件。

经审讯查明，早在1949年1月，白崇禧便指派其上校参谋兼国防部二厅第五特工组长黄浩、少校副官兼国防部二厅谍报组长艾中孚去南京，伪造中州币和人民币。但因技术和设备问题没能得逞。、3月中旬，黄浩和艾中孚两人由南京来到上海，继续印制假币。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便指派交际科长徐亚力携银元5000枚、黄金500两来上海督制假币，并向黄浩和艾中孚传达白崇禧的指令，尽快投入市场。黄浩立即物色人员积极策划。这时，艾中孚结识了女流氓周月英，并通过周月英认识了制版商林子道、照相师王兴贤、跑街采购陈荣根等。他们购得印钞机4台，由冯伯均运至汾阳路150号白崇禧公馆，由王兴贤设计了中州币票版，再由张锡芳招来3名工人，并拉来4名宪兵当保镖。在黄浩和艾中孚策划下，自1949年4月1日起，仅用1周时间就印制假中州币2000万元，并迅速分批空运至武汉，投放中原解放区，破坏金融，扰乱市场。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黄浩和艾中孚预感形势不利，便想加紧印制假人民币，但又感到设备不足，人手不够，便决定扩充人员，增加设施，4月底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兄弟俩及该厂工头李安庆，商定由该厂印制假人民币，又由照相师王兴贤设计100元和50元面额的两种人民币。自5月15日起，仅用3天2夜，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8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走27箱，转投解放区，其余由艾中孚保管。上海解放后，艾中孚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企范等，将大量假人民币投向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贵重紧缺物资，以扰乱市场。直至破案时，还在各犯家中、身上搜出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审理艾中孚一案时，从案犯翁滋友口供中，得悉一名叫张永生的曾向翁了解过印刷方面的事。根据这一线索，侦察人员顺藤摸瓜，经周密侦察，于7月3日破获以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又一起伪造人民币案，并逮捕同案犯梁秉衡、吴东海、戴梵德、沈勤生等。首犯李星宇曾任“辽吉察边区第三路军”司令，“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1948年6月来沪后即和国民党保密局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受汤恩伯委派，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蔡伯钧在汪伪时期充当宪兵，贩毒、吸毒。上海解放前夕充任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上海解放后，曾以“中共地下耀字部队”和“华东保密局”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丁兆成解放前即为国民党情报人员，曾参与镇压工潮、学运。解放后假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收敌财产以饱私囊。1949年6月初，在李星宇主持下，由蔡伯钧拉来梁秉衡、戴梵德、吴东海等同谋印制假币。6月中旬，吴东海购得印制假币的铜版3套，印币纸10令。当他们的犯罪仍在进行时，即被一网打尽，并在李星宇家搜出印制假币铜版3套，在丁兆成家搜出印刷机2台，在梁秉衡家搜出印币纸等罪证。

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再次破获施子良、周胜官伪造人民币案。施子良、周胜官在解放前即为地痞流氓、投机奸商。上海解放后，又贩卖银元、美钞，买空卖空，抢购紧俏物资。

1949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明令取缔银元投机。施子良和周胜官共谋伪造人民币，由施子良出资700枚银元，周胜官购置印刷器材，并招来无业人员杜云轩、倪如亭等人，选定岳州路宝源坊马阿毛家为印刷场地，在一个月内印制假人民币上千万元，并用假币收兑黄金数十两，银元近千枚。7月初，在转移印刷场地时，被我侦察人员发现7月13日破案，当场查获印刷机1台，假币铜版1块，正在印制的假人民币500万元。

查抄证券大楼，取缔银元投机，打击人民币制假，这一连串的行动，从根本上转变了上海的金融、市场形势，为上海的稳定和繁荣打下了基础，也对全国的经济形势起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