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觉得被行尸走肉包围了，然后发现自己又向贝克特靠近了一点点。
每一幕拉开的时候，贝克特都的人物都是静止的，不是一般的静止，它有一种再要动起来会很艰难的势。两个等待戈多的男人，身体动作随时化成了黑色背景的一部分，如同躺在一个垂直的墓穴里；他们的言语里总是有“戈多”，所以精神也是被囚禁的，就像那些一整天都在议论一个热点人物的人，或是每天盯着闪烁的红绿数字的人。
《终局》里的垃圾箱，盖子忽然翻开，里面探出的人头不是好奇的，而是死去了很久、忽然被惊扰起来的感觉，它左右转动，明显不想离开它的囚笼，“活埋”让这个脑袋感觉舒适。《快乐时光》里被土埋了半身的温妮倒是想要离开的，她说，她想“像蛛丝一样飞向蓝天”，但是在烈日烤飞了她的小阳伞后，她自问“我是不是最终也要融化？是不是也要燃烧？我也会化灰吗？”
唯一能对付“贝克特黑”的一种白，是独白，但这当然是“蝉噪林愈静”的效果。仰卧在昏暗或黑暗中的人，在一种谵妄状态下，自找烦恼地、自我怀疑地对着一个虚空中的听众喋喋地说个不停。《等待戈多》里的对白几乎也是独白，它们越来越沉闷，最终憋得一场暴雨：无意义的语言洪流从幸运儿口中突然爆出。贝克特讲，幸运儿的独白是一群“石头”，他吐出了一个完全由石头组成的世界，两个主角，不知所措地面对在他们身边冲过的语石流，时而伸向天空索要光芒的弗拉季米尔——他像树，是那棵达利式的枯树的人格回应——一动也不敢动，而埃斯特拉冈呢，他本来就是匍匐在地的石头。
人不能动，人还可以说。但是传统的寒暄疗法，解闷之道，在语词自己也成为束缚之后变成了讽刺。两个男人用说出“戈多”的名字来召唤一个戈多已到的现实；在温妮这里，土和太阳夹攻她，在克拉普这里，记录了他的回忆的录音带困住他。《终局》里唯一能活动的人，是被各个不能动的人所约束住的。不敢想象、一想就要垂泪的生之困境，贝克特一一演绎出来，幽默若不黑色，则不叫幽默。
在给天底下第一难缠的天才詹姆斯·乔伊斯校过他的《芬尼根守灵夜》后，贝克特拿到了酬劳不多，只是几百法郎。乔伊斯抠抠索索，见贝克特嫌钱少，又补了他一件旧大衣和几条领带。贝克特接受了：作家不出名，没有版权被各个国家争购，就得受着拮据。但他就此事说过一句妙语：“被伤害比伤害要单纯得多。”
贝克特是个很不愿受伤害的人。当年他告诉一位想给他写传记的女士说：我不会帮你，也不会阻止你，去做这件事。当我在越来越多的场合里不支持，不反对，事实上就是不表态的时候，我就在靠近贝克特。这是害怕的表现，是脆弱的写照，而脆弱的人，都会安慰自己说，我个人的能量只能用在可以创造一些什么的地方，而不能用在别处。
贝克特跟乔伊斯都是爱尔兰人，都讨厌爱尔兰，也都像踢掉脚上的袜子一样踢掉基督教，但贝克特更加坚决地无神论，坚决地让人化为黑暗中的灰。黑暗是给人的安魂祝祷，催化了人所经历的混乱、痛苦转化为喜剧。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不做增加而只是扣除，不靠丰富和喜气洋洋的嬉戏，而靠材料的有意缩减、装饰上的尽量消除而成就的艺术，人的失败被贝克特神化了，一次失败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失败，一次痛苦激发了过于暗淡的心情，那就用下一次痛苦来设法构成幽默。不是有那么句格言吗？喜剧，最幽默的事情，莫过于发生过的事情再一次重演。
萨特用他的荒诞学说赞扬了贝克特。但是，“荒诞”一词太好用了，多少思考、演绎和阐释推进到它，就戛然而止。我们把“荒诞派”放到贝克特的头上，也相当于把他束之高阁。没办法，人必须给无以名状的东西一个名字，否则它便不能买卖。
我喜欢他的名字：萨缪尔。它有犹太的渊源。像普通的犹太人一样，贝克特虽然交游广泛，却始终更关注自己头脑中的“事件发生”，而非外部、真实世界的人，外部世界里的偶然性是要干扰他内心的安宁的，对人的意志和野心的磨练也是徒劳的。在他的出生证明上，他的生日4月13日被记成了“5月13日”，他为之愤怒：不是愤怒于日期记错了，而是愤怒于世上的每个人都需要有“出生证明”这么一种东西来证明他的出生。
可是这种不一致，又足以使人怀疑，他坚持自己是4月13日出生，是在为自己落生在这个“狗娘养的世界”上增加戏剧性——因为那天刚好是耶稣受难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