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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谈判中的信任和计算：英国脱欧后如何失去信任 作者：Tobias Wille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重点为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问题和外交中的信任问题；Benjamin Martill，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高级讲师，研究重点为英国脱欧和欧洲安全。 来源：Tobias Wille, Benjamin Martill, “Trust and calc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how trust was lost after Brexi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No.6, November 2023, pp.2405-2422. 导读 在国际谈判中，信任能减少不确定性，但也可能使行为体遭受背叛的风险。当既有的信任丧失时会发生什么？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研究尚未开发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解释紧密合作关系中信任下降的后果。 文章将信任视作为一种具体地、非计算性地预期他人未来行为的方式。信任将一些可能的未来排除在行为体的计算之外，虽然信任（trust）和计算（cacula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可以共存，行为体选择在某些领域信任，在另一些领域进行计算。为证明这一观点，文章结合欧盟委员会围绕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方法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结果说明，欧盟委员会在一开始选择信任英国，因此没有计算客观上存在的未来风险。然而，随着英国一系列打破信任的行为，欧盟委员会开始重新评估英国的未来行为，计算其以前忽视的不合作行动的风险，并相应地更新其战略。 文章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进行概念化，有助于丰富国际政治领域的信任研究，并对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 文献梳理：国际关系中的信任与计算 国际关系的学科历史可以被讲述为一部在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性条件下，如何以及何时建立足够的信任，以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和妥善处理全球挑战的历史。尽管信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何互动这一问题上居于中心地位，信任并没有成为理论化的明确焦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一些文献开始对信任进行理论化并进行实证检验。 这些文献在早期借鉴了信任研究中的理性主义方法。信任被视作行为体A的主观期望，即行为体B愿意出于自利（self-interest）进行互惠合作。行为体A的预期是通过理性且重复的学习过程形成的，行为体A通过观察行为体B的行为并分析其背后的激励结构，以确定行为体B合作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的社会心理研究扩展了这一模型，认为过度的不信任和朴素的信任是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的结果。通过这种机制，对信息的理性处理被扭曲，从而揭示了一些理性层面无法解释的“错失的合作机会”（'missed opportunities’ of cooperation）。 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同意信任总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但他们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以风险的形式出现，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计算的。然而，一些文献强调了信任的非计算性，认为当未来无法被计算为风险，行为者面临更深刻的不确定性时，恰恰需要信任。因此，信任是向未知的真正飞跃，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种非计算（non-calculative）的态度。 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安全社区和民主和平文化的研究将信任与共同身份联系起来。一些最近的研究也强调信任的关系性质，强调了“纽带信任”（bonding trust）的重要性，这种信任在领导者之间的直接互动中发展起来，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和利益，使他们能够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合作。然而，由于这些理论关注的身份往往是相当同质的，因此很难解释信任中特定问题的变化，因此仅限于将一般信任水平与一般合作行为联系起来。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研究一直专注于如何在对抗关系中建立信任。因此，这些理论和方法不太适合解释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中信任是如何下降的，以及这对合作前景的影响。 概念构建：国际政治中的信任与计算 文章将信任与计算区分开来，将信任概念化为一种特殊的预期，这种预期可以由单个个体执行，也可以在组织中集体执行。信任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未来的预测和规划，而是不考虑某些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未来情况。因此，信任可以与计算同时发生，但将排除后者的某些可能性。行为者的行为取决于他们是否信任另一个行为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寻求积极计算他们未来的行为：当行为者A信任行为体B会放弃行动C时，行为A没有行为体B会采取C行动的预期，因此没有将行动C纳入他们未来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体A丧失对行为体B放弃行动C的信任，行为体A将开始将C行动纳入未来的可能性中，行为体A将依靠替代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ies）来减少行为体B行动的不确定性，例如通过收集信息，减少行为体B的回旋余地，并准备降低行为体B执意采取行动C的后果。在国际谈判的背景下，如果缺乏对某一问题的信任，谈判各方将寻求更多的监督、更严格的缔约、更少的自由裁量权和报复性措施机制。 在方法论上，大多数非计算性的信任概念都假设风险计算的发生在决策者的脑中。这要求以某种方式弥合精神状态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差距，并使信任难以评估。在承认信任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同时，文章将焦点转移到社会层面。因为对未来的期望是“由通过交互实践形成的集体信念塑造的”。信任可以成为组织成员的共同态度，包括政府和外交政策官僚机构，它可以“在话语中建立并成为常识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信任概念化为一种内在的期待社会活动，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社会活动在文档和话语中留下了痕迹，很容易通过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获取。此外，行动者本身可以在特定时间点上表达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对信任的这种概念化方法能够比其他的替代性的概念更直接地观察信任。 案例分析：以英国脱欧谈判为例 在2016年全民公投之后，英国脱欧谈判中密集的合作关系网络因冲突和不确定性而变得日益紧张，为信任下降如何塑造国际合作的前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文章通过2017年至2023年间对欧盟委员会官员和欧盟政策制定者进行的精英访谈，追溯了欧盟委员会在英国脱欧谈判期间对英国信任的丧失过程，重点关注其对鲍里斯·约翰逊政府的三个关键行动的回应：1）搁置政治宣言（Political Declaration, PD）；2）引入《内部市场法案》（Internal Market Bill, IMB）；3）单方面延长爱尔兰海边境检查的宽限期。 无视政治宣言 欧盟委员会对英国行动的期望始终是信任和计算的结合。虽然它曾预料到英国将试图在成员国之间分而治之，寻求竞争性放松管制的机会，并试图利用预算承诺来达成更有利的协议，但它也相信英国将真诚地进行谈判并承诺承担任何法律义务。当约翰逊上任时，欧盟委员预测英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意外、不可预测性和威胁来达到目的”。但这并没有推翻委员会对政府对其签署的协议的承诺、对相关法律原则的承诺以及对真诚执行协议的持续信任。 然而，英国在2020年2月《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EU-UK Trading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谈判开始时表示，英国不再认为自己受政治宣言相关条款的约束。英国首席谈判代表David Frost声称，英国将接受文本的某些方面，但指出公平竞争环境承诺和有争议的安全协议是英国存在分歧的领域。该声明导致了英国信任的丧失，在欧盟委员会看来，约翰逊政府的行动暴露了英国缺乏诚信，因为其宣称的目标现在似乎不可信。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谈判的基调，当英国将欧盟委员会认为原则上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摆在桌面上时，谈判变得更加困难。 引入《内部市场法案》 欧盟委员会预计英国将在《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谈判期间采取“破坏性策略”，但同时也希望英国履行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脱欧协定（Withdrawal Agreement, WA）中做出的承诺，包括《北爱尔兰议定书》。然而，从2020年2月起，约翰逊政府就一直在考虑如何逃避该议定书规定的义务。2020年9月7日，媒体报道称，英国正在制定《内部市场法案》，允许英国在为此目的成立的部长级联合委员会之外单方面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的某些方面。 《内部市场法案》的公布破坏了欧盟委员会对英国将遵守脱欧协定规定的法律义务的信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欧盟委员会开始为更广泛的结果做准备，包括“无协议”脱欧。欧盟也加强了在《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中建立足够强大的治理机制的决心。这种对更大稳健性的渴望也反映在协定的治理条款中。在执法、税收和竞争政策之外，协定还规定了通过英国-欧盟伙伴关系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进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在协商后建立了仲裁和执行机制，包括中止协定。 执行《北爱尔兰议定书》 随着《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暂时生效，英国于2021年1月1日退出过渡期，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现在由脱欧协定、《北爱尔兰议定书》以及《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决定。根据议定书的条款，英国承诺对欧盟在爱尔兰海的监管边界进行检查。欧盟委员会相信英国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的条款（即使英国不遵守协议在客观上总是可能的），以便英国和欧盟在边界问题上实现深入合作。 然而，2021年3月4日，英国选择单方面延长宽限期，实际上废除了协议的条款。当英国打破这种信任时，欧盟委员会寻求在《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之外的许多领域采取报复措施，启动侵权诉讼，并且降低了其愿意向英国展示的自由裁量权水平。 结论 欧盟委员会对英国脱欧谈判的过程说明了国际行为体在信任其他行为体时面临的困境。尽管客观上存在背叛的可能性且预计谈判很艰难，欧盟委员会最初选择信任英国，没有考虑英国采取某些阻挠甚至敌对行为的可能性。然而，随着谈判的展开，这些期望一再落空。英国宣布它不认为自己受政治宣言的约束，引入《内部市场法案》，并拒绝在爱尔兰海实施商定的检查。这些行动被欧盟委员会视为破坏信任，欧盟委员会开始重新评估英国的未来预期的行为，计算其以前忽视的不合作行动的风险，并更新谈判战略——更加强调监督、监测和报复机制，作为减少不确定性的替代手段。 词汇积累 制度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报复性措施 retaliatory measures 共享身份 shared identities 公平的竞争环境 level playing field 译者：李琳洁，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 | 盖云天 沈好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嘉益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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