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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化僵局 斯大林揣摸毛泽东的心思没有结果，访问和会谈没什么进展， 为了调节毛泽东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影片给他放映，诸如《彼德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 《涅夫斯基》、《加斯豆斯 ·加林诺夫》等等。 斯大林知道了毛泽东这 一活动时，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 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我把这话告诉了毛泽东(我的本意是想转达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好评，但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不该转达这话，因为影片是我找给他看的，这不等于说我“聪明”吗?)。 毛泽东的毛笔字从不中辍，从北京出发时，给他带了文房四宝 和许多宣纸，他在别墅经常写大字，写完就往字纸篓里一扔，我看字非常好，扔掉太可借，想留几张，毛泽东不允许，吩咐全部烧掉。 毛泽东作为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新成立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7亿人口大国的领导访问苏联，全世界 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了苏联十几天了，却没有发什么消 息，于是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本来 是西方通讯社惯用的手法，为了得到真消息，便用假消息来激发。 但在当时却使大家很紧张，很着急，商量对策。还是王稼祥不愧 “智囊”,他建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此行目的。 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个《答记者问》。 毛泽东 在《答记者问》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 题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此《答记者问》发表之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 《答记者问》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斯大林不用再揣摸了；毛泽 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已公开提到全世界面前，斯大 林在国际上也好交代了，这就扫除了障碍。 于是当天(1月2日， 即发表《答记者问》的当天)晚上8点钟，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别 墅会见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关于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及其他事项的意见。 关于中苏友好条约，毛泽东提了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毛泽东解释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 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 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所 订的条约。”； 第二个方案，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 政府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 第三个方案，发一个声 明，讲讲两国关系要点。毛泽东说：如果按第二、第三方案做，周恩 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第一个方案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回答：“是的。” 毛泽东当即说：“我的电报明天(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 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 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和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连日程也定好了。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离去后，于11点钟，毛泽东给国内发了电 报，电文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得知周恩来一行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之后，毛泽东便到苏联各地去参观访问。从此不断报道毛泽东的行踪。 1月15日，毛泽东抵达列宁格勒，当地领导人隆重迎接，并安 排毛泽东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不愿休息，而是要直接去 波罗的海。于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愿，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 大陆和海面已被冰连在一起，分不出界线了，海上冰层厚达1— 1.5米。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喀琅施达特要塞，那是十月革命时工 人暴动的地方，是永久的纪念地。毛泽东走下汽车，在冰上踱步， 举目远眺，心情激荡，说道：“这真是'千里冰封'啊!””我的愿望是 从海参崴到太平洋的西岸；再从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 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 苏联人听了，顿时活 跃起来，被毛泽东的激情和广阔胸怀所感动，欢呼、鼓掌，响彻云 霄。正在这时，不知什么人说了一句：“我们现在正站在海面上”。我译给毛泽东，毛听了突然没了兴趣，要往回返。 毛泽东在列宁格勒进行从容的参观。他参观了基洛夫机械制 造厂；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苏德战争中的防御工事；还参观了冬宫沙皇的寝室、藏书室和客厅等。 主人告诉我们：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 毛泽东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在列宁格勒郊区参观卫国战争时期的遗痕时，有一位军区的上校参谋讲解，他讲了一段停下来，问要不要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说：“可以了。”又回过头对我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 晚上，到基洛夫歌舞剧院看演出，是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演出结束，毛泽东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上花篮。台上台下，欢声雷动，列别杰娃谢幕五六次，每次都向 毛泽东送去飞吻，观众久久不愿离去，毛泽东深为感动，露出了真挚的笑容，不断向全场招手还礼。 估计周恩来快要到莫斯科时，1月16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 陈伯达何干 关于陈伯达此行在莫斯科的表现，我看到许多作品的猜测和渲染。这里记述我的所见所闻(本不想写，因为意思不大)。 毛泽东访苏，中央考虑到最好有个理论工作者陪同前往，也许 会用得着。毛泽东本想带胡乔木，我也希望胡乔木去，工作上比较 容易配合。但因周恩来要留胡乔木在国内帮他工作，毛泽东也认为不一定用得着，也就同意胡乔木留下，带陈伯达去。 在莫斯科期间，陈伯达没有参加过会谈。但凡是中国代表团 全体参加的宴会，他是参加的，而宴会上是不谈正事的。但就在宴会上，他出够了洋相。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去赴宴， 一行5辆小汽 车，陈伯达在第5辆车上，不知为什么他的车落后很远，前面4辆 车进了克里姆林宫好几分钟之后，他的车才到，在门口被挡了一下，得到证明，放了进去，倒也没发生大的麻烦。 这次宴会是在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莫斯科之后。由于前一段斯 大林揣摸毛泽东的心思，而毛泽东以为斯大林要保留同国民党政 府签订的条约、协定，因而很不愉快。这次宴会上，斯大林极力想 改善气氛，想让毛泽东高兴起来。而斯大林的办法只能是他们的 传统办法。 一生不谙事体的陈伯达就被当猴耍了，结果使毛泽东更加不愉快。但苏联人并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 宴会是一条长桌，长桌的一侧是苏联人，另一侧是中国代表团。惟独陈伯达与众不同，他没有坐在中国代表团一侧，而坐到了苏联人一侧，此时又不好纠正，随他去吧。 斯大林为了毛泽东高兴，采用了他们的传统做法，这传统做法 是：为了高兴，为了多饮酒，在参加宴会的人中，找出一个嬉戏、捉弄的对象，而斯大林捉弄的对象，通常是米高扬，这次也不例外。 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中也有可捉弄的对象，那就是陈伯达。于 是转而对陈伯达进行挑逗。首先是斯大林，说他读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然后笑指陈伯达说：“这是个危险分子!” (这句话的含意是：对此人不能得罪，得罪了，他会骂人，骂得厉害着哩!- 笔者注) 陈伯达知道这是夸奖他骂蒋介石骂得痛快，于是受宠昏昏然。 他本酒量不大，被怂恿着猛饮，其他人追随斯大林之后逗他，开他的玩笑， 一杯一杯地灌他。苏联人觉得陈伯达很好玩，陈伯达却以为有了突出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根本无视于毛泽东、周恩来的 存在，毫无礼貌地径直同斯大林碰杯。苏联人越觉得他可笑，他越是发疯。 宴会后，返回别墅的路上，我对毛泽东说：“陈伯达过于放肆了!” 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嗯，是不妥。” 但是回到孔策沃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叫到自己的房间，怎么谈的不知道，只是叶子龙进去了一下，出来向我用两根指头从眼睛往下划，意思是：陈伯达在哭。 斯大林用他们的传统方式取悦毛泽东；毛泽东也有他的传统 观念-—你耍笑我的人，就等于耍笑我。所以适得其反，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愉快。 苏联方面为了把中国代表闭的人都照顾到、也为这位搞理论 的陈伯达安排了一些活动。他的活动有3次： 一次是赴莫斯科学 者宫开座谈会； 一 次是看芭蕾舞剧； 一次是参观、都由费德林给他翻译。 为了参加学者们的座谈，陈伯达需要有一个学者的头衔，于是 为他的头衔费了心思。费德林出了个主意：就说陈伯达是“教授” 吧。可他是哪门专科的教授呢?这就难了，因为他哪门也不专，和 学者们一交谈就会露馅。还是费德林出主意：就算“哲学教授”吧， 因为“哲学”是个泛称。陈伯达的“教授”头衔就是这么来的。在延安时，也曾有人私下称他“教授”,但那不过只是一种戏谑。 第二次活动是看芭蕾舞剧，就是所谓的“《红罂粟花》风波”。 《红罂粟花》这一芭蕾舞剧，技巧是很高超的，很受苏联人的推崇。 编剧的人和推崇的人都是出于好意，认为这是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内容；而罂粟花又是很美的，当它们盛开时，有各种颜色的花， 五光十色，美不胜收。而单单挑出红色罂粟花，是为了象征革命的意思。 然而，它和中国人的感情不符，甚至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罂粟花的子房膨大，长成葫果，就可以割出汁来，这流出的汁， 就是鸦片的原料。鸦片既是药品，也是毒品。中国曾经深受英国 输人鸦片之害!林则徐烧鸦片是中国妇孺皆知的爱国志士和英雄 事迹。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的爱国战争，但其结局，却给中国带来 了世世代代不能忘却的耻辱 !因此，尽管罂粟花很美，但中国人总 是把它同毒品联系起来，进而同国耻联系起来，于是对它不仅喜欢 不起来，还很反感! 但一般的苏联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人 的这种感情更是意想不到的。而剧中象征苏联的一位苏联海军， 同中国革命的联系，竟是通过一个妓女，这又是使中国人极为反感之处。 这次看演出，我也去了，陈伯达确实很不高兴，表现了中国 人的感情。我们看不下去，便从包厢到休息厅去了。尽管我们没有说什么，但苏联人看出来也懂得了他们引以为骄傲的舞剧，却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从此他们只好割爱，再也没有上演过。 陈伯达的第三次活动是参观莫斯科的东方博物馆。该馆以中国展品居多，但都是一些零碎的、 意义不大的东西。 陈伯达的这些活动加到一起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么他在莫斯 科整整两个月干什么呢?他是睡觉、看书，而且是躺在被窝里看 书，只有吃饭时才起来。就是这样。 服务员想收拾房间而不能，问 我：“能不能请他起来一下，我们收拾收拾?”我回答说：“可以收拾，也可以不收拾。他起来，你们收拾；他不起来，你们就不收拾。” 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 陈伯达的表现总是鬼鬼祟祟，令人生厌。他总想给自己多争取些 活动，但他的所有活动，事前费德林都是向毛泽东请示的，并且分 析活动内容、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何处理等。事后，费德林还要向 毛泽东作详细汇报。而陈伯达自己则从来不汇报。我知道毛泽东对这点是不满意的。 周恩来到来 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孔策沃别墅的第二天，即1950年1月17 日，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毛泽东同他谈了一会儿，电 话音质、音量不佳，改为周恩来到达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 再通话。这次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 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等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使周恩来心中有数， 一到莫斯科就可投入工作。 王稼祥仍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去迎接周恩来一行。 1月20日，周恩来率团到达莫斯科，车站有仪仗队迎接，规模比迎接毛洋东略小。莫洛托夫等到车站迎接。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演说：“我这次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 周恩来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是很壮观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 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 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 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 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 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先期同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汪东兴、叶子龙、陈伯达等也是政府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一行被安排在另外一座别墅，离毛泽东住处较远。周 恩来刚到就来见毛泽东，进一 步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第二天，周恩来索性住到毛泽东的二楼，这样商量问题更方便些。 次日，即1月21 日，毛泽东应邀参加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 会。中间休息，举行便宴。这次斯大林的话不多，倒是贝利亚、马 林可夫、莫洛托夫很活跃。先是贝利亚对毛泽东说：“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到中国去看看，何时能实现我们这个愿望?” 毛泽东说：“表示欢迎。” 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够我们揣摸思索的了。” 马林可夫对毛泽东说：“如果您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排号到中国去旅游。” 莫洛托夫看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提出把德国的格罗提渥也 请来列席，斯大林不同意，他说：“欧洲人离不开老婆，请他就得请他的夫人， 一个女人参加到这个场合，说话不方便。” 赫鲁晓夫独自一人坐在最远的一个角落，只顾低头吃饭。他的姿态成了大家逗趣的题材，取乐的笑料。 第三天，即1 月2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便同斯大林会谈、苏 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马林可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中方参加的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而条约内容应是密切两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及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他认为要讨论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 是中苏友好条约问题；第二类是涉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问题、贷 款、航空、新疆等等事务性问题。 他说：“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 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可以有两个解决办 法： 一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二是现在撤兵，原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第一个办法。 斯大林建议从现有条约、协定谈起，然后再讨论事务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新的条约必须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因为两国都 希望繁荣昌盛；但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干扰，所以要巩 固我们的友好关系，防止侵略重演。这两条是与原有条约的根木 区别。况且从前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好，而现在具备了友好和 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合作，而经济合作是最重要的。 斯大林表示同意，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保留下来了，他早晚还 会抬头，特别是在美国当前政策下。他提出原条约第3条中有句 话：“……本条约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这句话还要不要? 毛泽东立即表示不要。 斯大林也同意 毛泽东说条约要规定：在国际问题上要互相协商。 斯大林说那是当然。并提出委托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共同起草条约草案。 毛泽东同意。 接着商谈一项一项具体事务。 斯大林说大连由中国自己处理。 毛泽东表示希望旅顺成为两国军事合作的基地——帮助中国训练海军，而大连成为经济合作的基地，那里企业较多。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说目前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可以不变，但中方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股额中方也应稍高。 莫洛托夫说按常规，共同经营的股额应当均等；共同管理就是 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流制，原协定中规定对铁路的管理归苏联方面应改为轮流制。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认为中长铁路理事会应撤销，代之以铁路 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由中方担任。鉴于莫洛托夫的建议，应当考虑。但股额的中苏之比可以由50:50改为51:49。 莫洛托夫说那不符合对等原则。 毛泽东说再研究吧。 接下去对贷款协定、军事装备定货的偿付方式等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希望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供货时间由5年缩短至3~4年。斯大林说恐怕他们的能力达不到。 斯大林对我们把军队去从事经济建设给予了肯定，苏联也曾这样做过。 对贸易条约交换意见后，斯大林提出让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去起草。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不能允许第三国居民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居留”问题。此问题提得唐突，出现了冷场。 周恩来略加思索之后反问道：“东北住着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被问得哑口无言，也稍作恩索作了解释，说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分子去活动。 因为他这些话干涉了我们的内政，所以出现了很不愉快的气氛! 关于给中国派专家的事，斯大林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表现了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后来连他们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不仅如此，3月27日两国签署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 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等，都是不平等的，实际上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 在以后的谈判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 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也相应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 塔等地设领事馆。 苏联在我国西部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 馆；中国相应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 但后 来实行的情况差距很大：苏方按协定争先恐后地设立了领事馆并 开展工作，而中国除了在赤塔、海参崴勉强设立和维持不久的领事 馆外，其他根本就没有开设。 在赤塔担任了领事的徐介藩说过他 自己的感受：苏方仍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的情报 人员看待，处处设防，行动极不自由。而苏方在中国的领事却是完全自由的。 这次会谈，许多重大问题都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而会谈的气 氛基本是轻松的，斯大林同毛泽东有时站着交谈，很随便。 其间， 斯大林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请到另一个房间里，可能想谈谈 心里话(斯大林的心里话也一直未能说出来)。毛泽东又一次向斯 大林提起他在中国内战时期，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并指着 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稼祥和周恩来都十分紧张。 斯大林接过话茬笑着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 毛泽东马上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 但话尚未展开，又被别的事插开了。 毛泽东又一次提起这个话头，仍未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视， 他就不想听听毛泽东究竟想说什么。主观地认为：“你已经胜利 了，胜利了就证明你正确。”根本无意反思过去。事实上，斯大林并 未真正汲取教训。而毛泽东憋着话吐不出来，这使他极为不快。 几年之后，毛泽东才得以批评“老子党”,但已酿成巨大的裂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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