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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来的三十一年，是新旧势力辗转进行生死斗争的时期，是征战连年烽火不息的时期，同时又是人民饱受锻炼、革命事业迈步进展的时期。经过了这些年艰苦的曲折的斗争，特别是五年来伟大抗日战争，中国已经发现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培养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力量。比之辛亥当年全凭着一股义愤，用热血和头颅在黑暗中探求光明的情形，现在，可以说黎明的曙光已经在望了。回忆往事，感奋交集。我们应当发挥辛亥时代的革命精神，记取当时的经验教训，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期勿负于殉国诸先烈于地下。 云南是辛亥初年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世人都知道，打破袁世凯的皇帝迷梦，把中国从专制复辟的歧途上挽救回来，云南应居首功。但大家还少知道，云南为什么能在革命消沉、阴霾弥天的时候，突然放此光芒。世人都知道，云南是辛亥起义后首先响应的省分之一，但大家还少知道，那里有一批人不声不响，埋头培植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这些事实，也许可以算是辛亥革命发展中很有兴味的一段史料吧。
 云南革命势力的积聚和培养，是从创办新军和成立讲武堂开始的。 辛亥革命之前，满清政府曾下令全国创立三十六个师（当时叫“镇”）的新军，云南办的是第十九师。经管这事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这时候滇越铁路修筑完成，法国的势力步步向中国伸入，片马事件又起，因此全国上下对于西南边防唤起了很大的注意。在这种形势下，才决定开办一个训练军事人材的讲武堂。后来，讲武堂就成了在西南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 讲武堂的教官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在日本或者加入了同盟会，或者受了同盟会的影响，思想非常激进，政府不敢让他们作别的事情，就只好到这里来教书。李根源、李烈钧等都曾当过讲武堂的教官。学生有五百多人，各省不满于现状的青年来投考的非常踊跃。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对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诚与灵活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力量的熔炉，才得保持下来。 我是民国纪元前两年考进了讲武堂，并且在那里参加了同盟会。我记得每个学生每月是四两五钱饷银。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六小时课，下两小时操。那是一种紧张的、富于锻炼性的学习生活。同盟会编有小组，组织极端严密，有时可以看到一些秘密刊物，每天所谈所想多为军事暴动，思想教育是比较差的。 这一批学生提前毕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学校把我们分配到新军里去工作，但腐败的军官们不敢接受。最后才商定把我们十八个人分到驻省的两个团里。我当司务长。我们的营长刘存厚、团长罗佩金，都是同盟会会员。 云南新军的成分，是比较好的，士兵大部分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旧军官的克扣军饷和打骂制度很不满意。我们运用乡土关系去接近他们，我们帮助他们写家信，同情他们的痛苦，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宣传渐渐在士兵中间散播着革命种子，他们的反抗情绪一天天高涨起来了。
 云南革命运动，当时是由蔡松坡、李根源、罗佩金三位共同领导的。尤其使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当时的蔡锷将军。他是李经羲介绍来的新军旅长。他不是同盟会会员，而是与梁启超有密切关系的进步党人。他十分沉着，从来不公开与讲武堂来往，却暗中和同盟会会员们保持密切联系，什么人都不怀疑他。他利用他的地位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好的掩护。他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 十月十日，革命军占领了武昌，这给云南以很大的刺激。革命党人在士兵中加紧活动着、准备着。统治者也在惊慌着、忙乱着。谣言与恐怖布满了昆明，李经羲坐卧不安了。 终于李经羲签发了捕人的命令。我们的团长、思想进步的罗佩金被调换工作了。总督衙门内外，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并且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两个机关枪连担任保卫，但保卫者的队伍中，也生长着反叛的种子。李经羲准备大屠杀的秘密计划被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地通知了革命党人。革命的危机，已经成熟了。 旧历九月九日，即革命军占领武昌的第二十一日，云南独立了。 我们的一个团当时是驻在昆明的南教场巫家坝的。上面害怕暴动，早已停发子弹。我们却借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都准备了四、五发子弹。原定起义的时间是夜间十一点钟，但九点钟还不到，北教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乱做一团。正在这时，蔡松坡将军在南教场出现了。李经羲听到枪声，还象在梦中一样，打了电话给蔡松坡求援。而蔡将军放下电话筒立刻来到队伍的前面，在士兵大众严肃的集合中，宣布云南反正了。 雄壮的反正队伍立刻出发攻打城门。这时我已被指定为临时连长。驻在我们隔壁的炮兵团，也受了我们的影响，全团参加了我们的行动。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骑兵团，没有阻挡住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十二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时我们已占领城墙四周。攻打制台府我是参加了的。卫队营和我们曾有秘密的联系。过去我曾奉命在他们中间进行过一些活动，现在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逃跑了。敌军的最后据点，城内的五华山和军械库，在十日晚间将师长钟麟同击毙后，都被先后克复了。大理、临安两地的新军，同时宣布反正。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也被肃清，云南完全光复了。
 但满清政府并没有完全打倒，它正布置力量向革命进攻。清军进攻武汉，端方急促地从湖北溯江而上进入四川。四川总督拥有大兵屠杀四川革命群众，援川之举成为迫不容缓了。 十月，援川军出发。我们以八个营编为两个梯团，分两路出发，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沿途民众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们并未受到敌军的抵抗。占领叙府以后，我们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际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散了。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反正军队杀死的消息。不久，赵尔丰也在成都把政权交给了咨议局。然而四川的革命力量却没有与我们好好地结合起来，大部分的军队都没有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里。他们取得了政权就忘记了革命，反而与我们开衅，滇军便不得不重回云南了。 云南是一个穷地方。统治者连年压榨，使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钱关饷，这种情形引起了蔡松坡将军彻底改造云南的决心。不论从政治上、财政上，他都创立了崭新的规模。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做官发财的县知事，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了他们，在政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财政上，蔡松坡将军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加以实行。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六十元的津贴。造成了刻苦、朴实、清廉的新风气。这时期内，全国的局面是很困难的。袁世凯以狡诈险毒的手段，给予革命运动许多破坏和打击。除了云贵以外，南北各省都直接间接被北洋军阀盘据着。倒袁运动将由云南发出第一声怒吼，已为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了。
 民国二年，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各省也都响应了一下。然而随起随落，无补于大局，辛亥革命至此是失败了的。袁氏复辟计划已完全成熟，伪党准备将民国五年改元洪宪，一月一日登极。蔡松坡将军由北京逃回云南，凭仗以前蓄积的革命力量，在云南二次起义编为护国军，出师四川、两广，才给了他当头一棒。蔡松坡自率护国第一军入川。我那时充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支队的司令官，再度被遣入川，指挥着数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在四川也有同盟军与我们同时起义。他们凭着群众的拥护，采用了游击战术，利用山川，以少胜众，还是打了许多胜仗。纳溪棉花坡战役尤为出色。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土崩瓦解了。 检讨云南在民国初年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不外二端。一是坚持统一战线。蔡松坡将军是进步党人，但他对同盟会同志及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都是一秉至公，绝无偏见。同盟会的同志们也能与人合作，顾全大局。云南新局面的创立，护国军的成功，都是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二是依赖民众。滇军两次入川，都得到民众很大的助力。特别是护国军之役，我们以小敌大，如无民众帮助是绝对无法支持的。这两条道理，当然都不是新话。可以说民国以来，每次革命运动的成功与否，都是要看能不能实行这两条原则。唯其如此，我们才要格外重视它。目前抗战正在最艰苦的时候，将来建国也展开了极伟大的前途。坚持上述两条原则以求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是我们与全国贤达应当共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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