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醴泉：李少石遇难经过

引子

＊本文摘自《重庆谈判纪实》（原载《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一九八五年一月），作者张醴泉，原标题《李少石遇难经过》

正文

一九四五年抗日争取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主席毛泽东来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惠临山城。

当时我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担任重庆市区军事警察和蒋介石的特别警卫。在毛主席莅临重庆之前，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我口头传达校长（黄埔学生对蒋介石通称校长）指示：“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来重庆，他在渝期间的安全责任由驻防重庆市区的宪兵第三团负责，要照校长出来时的特别警卫那样采取保卫措施，以策安全。任务重大，你须特别注意，并准备少数官兵以备临时灵活使用。如果需要你亲自率领必要的官兵护卫毛先生时，由校长侍从室或宪兵司令部随时电话通知。”我当时就想到两党不睦多年，鸿沟深，成见大，蒋介石对毛主席的安全问题，究竟存着什么真正的意图，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所以我对警卫毛主席这个艰巨的任务，一时感到很紧张。

我问张镇：“毛先生每天去哪里开会，我怎能在事前知道，以便先派出警卫呢？”

张镇说：“会有电话通知的。”

回团后，我就安排了有关警卫毛主席安全的一些事项，并明确规定，要分配有任务的人员在营守候，随时待命。但我又回想起张镇给我传达保卫毛主席这一任务，只是口头命令，没有书面东西，我怀疑有其他用意。张镇虽然向我说过毛主席去哪里开会，事前会打电话通知我，但我又考虑，如遇上事前没有接到电话通知，布置警卫，万一毛主席的安全发生了问题时怎么办呢？偶然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必然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交代责任的牺牲品。所以我在接受保卫毛主席安全的任务后，一直是提心吊胆，寝馈难安。

所幸毛主席多次由化龙桥红岩村住所去曾家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去上清寺求精中学附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张治中部长住所桂园，去山洞林园蒋介石的住所，去储奇门军事委员会等处，都在事前接到电话通知，布置了警卫，没有发生意外事件。一直到和平会谈快要结束，毛主席都安全无事，我思想上才轻松了一些。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下午，十八集团军驻重庆曾家岩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后，乘中共办事处黑色小轿车回城，在归途中中弹遇难，送往金汤街重庆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死，司机逃匿无踪。当天晚上，张治中正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为毛主席举行盛大文艺晚会。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

张治中和张镇命令我立刻回到团部进行追查。我回到团部立刻召集从上清寺到沙坪坝沿公路线的宪兵队长、区队长和分队长等有关人员来团部紧急汇报，研究破案办法。

在各段宪兵队长汇报时，驻化龙桥队长汪云集报告了与此案有关的重要情报。他说该队在红岩村起步上石梯附近布置了日夜执勤的岗哨一个。今天据哨兵报告，下午接班不久，大约四点多钟，在红岩嘴六号靠近嘉陵江岸方向，突然听到枪声一响。当时值勤宪兵不能离开岗哨，没有前去查问。六点下班，天气(色)已晚，也没有去查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我抓住这点重要情况，认为是破案最有价值的线索，就责成各宪兵队沿公路线分组分段连夜侦查，另派警务团附组成专查小组，赶往发生枪声的地点调查，即是细微情况也要追查到底，不能放过。专查小组人员果然在嘉陵江岸化龙桥公路旁找到一家居民。他说今天下午四五点钟，有从城里开来的一排军队路过这里，在路边休息时，坐的、睡的、解便的都有，纪律很差。当时有一辆小汽车路过进城，撞伤了士兵。因汽车没有停下来，听到他们打了一枪，不久这些军队就向小龙坎方向开走了。调查人员问是什么部队，居民都说不知道。我根据专案组电话汇报的情况，就叫他们迅速前往小龙坎去找到这个嫌疑重大的部队，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

我在团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专查组的报告。心中暗暗地想，这件事情是国民党有心暗害共产党人，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现在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谈，如果不能破案，我身负警卫重任，怎好作出交待？想来想去，心中十分不安。十二点以后，专查组组长盛先熙在小龙坎打电话来报告：“本案案情已经查明，原来是驻璧山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仍又开回璧山，今夜驻在小龙坎松鹤楼楼上。据带队排长说，他们从城内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开进城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在一气之下，就朝天打了一枪，那个受伤的士兵已送到小龙坎传染病医院医治。开枪的那个士兵和步枪一枝，步枪子弹壳一个，现在均已查获，请示如何处理。”

我立即吩咐他们：（一)快去传染病院了解那个受伤士兵的伤情。（二）由炮兵排长指定一个资深班长率领部队先回去。（三）由炮兵排长带领凶手并携带他使用的步枪和子弹壳来团部接受讯问；如排长没有责任，可以放回去。

夜半之后，专查小组即将查获的人和枪解到团部，连夜讯问，取具笔录，所供同带队排长说的完全相符。在我掌握了全部案情之后，立即电话向张治中和张镇口头报告，天明即将凶犯连同讯问笔录、枪枝弹壳，一并解送宪兵司令部转送重庆卫戍司令部讯办。

当本案经侦讯明确正准备报请宪兵司令部法办时，忽然接到周恩来先生电话，叫我将杀害李少石的凶犯送到他处问话。当时我想我是国民党中层军官，如果将凶犯送交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问话，肯定要引起宪兵司令，重庆卫戍总司令，甚至蒋介石对我的怀疑和不满，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只好撒谎说：“凶犯已解送走了。”当时我这样说是有难言之隐的。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内疚。

（原载《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一九八五年一月）

资料来源：

《重庆谈判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