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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正伦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四日，是宋徽宗即位的第二天。这天夜里，宰相和执政们在仆射厅聚议到很晚，最终才敲定了眼下朝廷急需处理的几件“头等大事”，依次是“追册太妃、封申王及增崇两宫，并处中宫事”。 “申王”是宋徽宗唯一还在世的哥哥，“论长幼之序”，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申王”原本比徽宗更具优势，可惜，“申王病眼”，眼睛有毛病，某种意义上说，徽宗捡了个漏，否则，面临的阻力要大得多，所以，即位之后，徽宗准备对申王大加封赏，在情理之中。 “太妃”指的是徽宗的生母陈氏，元祐四年（1089）六月二十八日崩，陈氏去世时，徽宗年仅六岁零八个月又十八天，陈氏出身卑微，有关陈氏的身世之谜以及她与向太后的关系，另文详考。。 “母以子贵”，如今，徽宗即位为皇帝，追崇生母势在必行，所以，当向太后提醒大臣们别忘了“追册太妃”时，宰执们不觉“愕然”，纷纷为“思虑所未及”而追悔莫及，毕竟，这代表的更可能是徽宗的心意，不过，向太后善解“圣意”，先一步宣之于众而已。 “两宫”是指徽宗的嫡母向太后以及哲宗的生母朱太妃，向太后“躬定大策”，拥立徽宗登上皇位，居功至伟，但徽宗的皇位毕竟继承自哲宗皇帝，对哲宗的生母也要装装样子，可见“增崇两宫”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徽宗和他的大臣们而言，最棘手的是所谓“中宫事”，“中宫”原本指代皇后，但此处指的是哲宗的刘皇后，徽宗的妻子、顺国夫人王氏要等到二月二十二日才被立为皇后。 辅臣们最终议定“大行皇帝皇后宫殿并以元符为名，仍号元符皇后”，刘皇后将以册立时的年号“元符”为名，称为元符皇后。 暂时的共同利益，一度使徽宗与元符皇后相互靠拢，但徽宗与元符皇后都是有棱角的人，两个靠得太近的刺猬，一旦时过境迁，难免会相互伤害，这种噬脐之诲，深刻地影响了徽宗之后的诸多决定，进而关系到赵宋王朝的命运。 一 《宋史·后妃下》基本延续了《东都事略·世家二》的记载，称元符皇后“初入宫为御侍，明艳冠后庭，且多才艺”，这和当初太皇太后为哲宗纳后时的标准，“选后当以贤德为先，不在姿质”，是有云泥之别的，一句话，她不会是太皇太后喜欢的女人。 但刘氏最先成为哲宗的女人，并怀下哲宗的第一个孩子。刘氏第一次“就馆”，即待产时间是元祐四年（1089）的兴龙节前后。 “兴龙节”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十二月八日，是哲宗的生日。这一年，哲宗虚龄十四岁，刘氏更小于哲宗，按照《宋史·后妃下》及《宋会要辑稿·后妃一》的记载，刘氏崩于政和三年（1113）二月九日，“年三十五”，由此估算，刘氏怀孕大概只有十一、二岁，尚未“及笄”。 刘氏怀孕的时候，也是宋哲宗最为压抑和隐忍的时候。后来，哲宗驾崩，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哲宗撰写谥册文，如是形容，“（哲宗）明而用晦，盖不言者九年”，他被迫韬光养晦，做皇帝的前九年里，始都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还要拼命掩饰自己的情绪，“虽左右之人，莫能察其喜怒之色”。 这些都是由他即位之初的情势决定的。元丰八年（1085)三月戊戌，他的父皇，被誉为“大有为之君”的神宗皇帝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哲宗是神宗的第六子，“年始十岁，嗣登大位”，实际年龄仅八岁零三个月，尚未成年，只能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太皇太后转而重用司马光和吕公著等旧党中人，一鼓作气地抛弃了“神考之制”与“神考之志”，将先皇定下的“国策”和战略目标统统弃之不顾。 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遗产”，传闻太皇太后还想废掉哲宗，改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哲宗的叔叔扬王赵颢，这让幼年的哲宗始终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阴影下艰难度日，积郁成疾，少年时就“染疾咯血”，患上的很可能是慢性传染病——肺结核，但不敢声张，而讳疾忌医，最终，憋成了内伤，刚过完二十三岁生日，哲宗就一病不起，很快与世长辞。 元符皇后和哲宗之间金风玉露式的相逢，就是在这样极端压抑的政治环境下潜滋暗长的。偌大的后宫里，元符皇后除了明艳绝人之外，很可能还是哲宗唯一可以偶尔倾吐内心憋屈、纾解心底愤懑的人。 如此情形之下，元符皇后意外怀孕了，只是她和哲宗的这个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恰到好处。 刘氏怀孕一事意外曝光，始于“禁中见求乳母”，这和北宋后宫的“乳母”制度有关，皇子和公主出生之后，一般都由乳母喂养。 同一时期，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也在为自己的兄嫂雇乳母，结果，中介（“牙媪”）忙活了一个多月，也没能雇到保姆，这让刘安世很恼火和不解，于是，他找来中介盘问，中介说了实情，“内东门（司）要乳母十人”，她们不得不先帮宫里张罗。 “内东门司”，是皇宫的重要部门，隶属于入内内侍省，一般宫廷里有什么特殊需要，大都由内东门司负责，宋初称为“内门取索司”，真宗景德三年二月，才改名“内东门司”。 刘安世，字器之，“师司马文正”，“久从司马公游”，“司马文正”和“司马公”指的都是司马光，谥“文正”，一句话，刘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向来以敢言闻名，有“殿上虎”之称。 这一次，刘安世更是得理不饶人，他不可能缄默不言，于是，他和同出于司马光门下的范祖禹频频上疏，“今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伤于太早，有损圣德，无益圣体，此臣之所甚忧也。”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乳母案”，“雇乳母者为刘氏也”。《宋史·后妃下》称，“（刘氏）生一子二女”，但笔者查遍《宋史·公主传》、《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及《曾公遗录》等所有可见的宋代史籍，仅留下刘氏所生的皇子茂以及第二个女儿懿宁公主的下落，至于她为哲宗生下的第一个女儿，诸家史籍都只字未提，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这显然是和她生不逢时密不可分的。 “乳母案”发之后，太皇太后左右弥缝，却疑窦丛生，太皇太后先后给出两个迥异的辩解理由：一说是“先帝有一二喫乳公主也”；另一说是“禁中为高族雇乳母”。 这两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首先，神宗去世已近五年，不可能还有一两个需要母乳喂养的幼女；其次，太皇太后是宋初名将高琼的曾孙女，所谓“为高族雇乳母”，也就是为娘家雇乳母，但太皇太后一向标榜“不私外家”，何以竟然不惜动用宫中力量只是为了给娘家人雇几个保姆？ 这种不攻自破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许是因为事情大大出乎太皇太后的意外，以致于她为了掩饰这种意外而慌不择言。 由此推断，太皇太后很可能事先毫不知情，但是，以刘安世为首的言官们却将矛头对准自己，屡屡触及她作为祖母的“保佑”和“护视”之责，进而危及垂帘，这些势必进一步触怒太皇太后。 这或许让太皇太后恼羞成怒，最终很可能将婴儿扼杀于摇篮之内，刘氏极有可能被强行流产，只是胎儿已经成形，且是个女孩。后来，在大臣们的撺掇和怂恿下，亲政之后的宋哲宗一度要追废祖母为庶人，并一再痛贬率先挑起事端的刘安世和范祖禹，或许就夹杂着刘氏的怨怼以及哲宗自己对幼女夭折的愧恨。 二 这桩“乳母案”，经言官和侍从们的轮番轰炸以及都进奏院邸报的大肆传扬，很快就在举国上下传播得沸沸扬扬，反而为哲宗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带来一丝丝转机。 哲宗似乎想以一条无辜的生命为代价，刷一波存在感，向祖母示威，我已成大成人，是该“复子明辟”，还政于我了。如此一来，霸道、狠愎的太皇太后，不得不重新审视笼罩在自己淫威之下的这个“恭默不言”的孙子了。 毕竟，太皇太后的垂帘体制，是奠基在哲宗年幼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她只不过是暂时代行由神宗授予并最终归属于哲宗的皇权而已。迫于形势，半年之后，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第一次宣谕宰相检寻仁宗“纳后”的仪注。 有宋一朝首重“故事”，事事讲求有例可循，在此之前，仅有仁宗皇帝在位期间纳过皇后，就此成为唯一参照对象；八月乙未，太皇太后手诏，“皇帝纳后有期”，令太常礼官进一步检详“典故”；十一月己丑，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书太皇太后，提出“纳后”四项原则，“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礼，四曰博议”。 种种迹象表明，太皇太后将为哲宗“纳后”提上一日之程，毕竟，刘安世和范祖禹批评哲宗时，屡屡以“未建中宫（即'纳后’）”而“先近幸左右”为言。但“纳后”事宜看似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事实上，却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如此一来，祖孙俩意志和耐心的暗中角力似乎无日无之。这段日子，想必也是哲宗和刘氏最为煎熬的时刻，容不得他们舔舐自己的疮口，为已经夭折的幼女哀毁、自伤。 元祐六年四月辛亥，辅臣们奏事，太皇太后趁机宣谕说，自己已经挑选（“采择”）了上百家的未婚女子，其中就有名将狄青的孙女，但是，另一方面，又以“纳后必以嫡女”为由，认为狄青的孙女是庶女，不孚众望。 内朝的决策一拖再拖，到了第三年的春天，太皇太后仍然犹豫不决，只剩下外廷的大臣们还在有条不紊地做着那些看似重要实则可有可无的案头工作：元祐六年七月乙丑，宰相吕大防再次将“纳后仪注”修定后“进入”；八月乙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仪制；乙未，“三省、枢密院议到纳后六礼”；七年二月庚午，将“纳后六礼”送学士院参详；三月丁酉，太常寺参详…… 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事实上，大臣们的奔忙和付出，只是为太皇太后的贪权恋栈和处心积虑不停地背书而已，太皇太后最后一刻的选择，和她最初为“选后”设定的两条看似严苛而不苟的标准：“门阀”和“勘婚”，无一处不自相矛盾。
（孟皇后） 雀屏中选的是孟在的女儿，她的祖父孟元做过马军都虞侯，是一位禁军将领，孟氏出于将门之后，后来的册文却称其“衣冠望族，邹鲁华胄”。但是，另一位辅臣韩忠彦却直言不讳地称孟在为“小官”，似乎和太皇太后言兹在兹的“门阀”相距辽远。 选定孟氏更和“勘婚”无关，后来，太皇太后还亲自授意由臣僚主动上书，陈请不必用“勘婚”之说，意在“取外议以破勘婚之说”，就这样和大臣们合演了一齣“掩耳盗铃”的大戏，显然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其实，孟氏入选大概只有一个原因，她的外祖父王广渊曾是英宗皇帝的“潜邸旧臣”，而太皇太后就是英宗的皇后，只是那时候的英宗尚未即位，只是一位过继的诚惶诚恐的皇子，正是在这段阴晴不定、忧虑重重的岁月里，王广渊“见昵”于英宗，为英宗“所亲厚”，自然是英宗和太皇太后夫妇俩最为信赖和亲近的人，甚至还为英宗最终即位暗中出过力，只是史料所限，已不可考而已。 元祐七年五月六日（1092年6月13日），哲宗行亲迎之礼，终于“纳后”。但道家认为，这一天是“天地合日”，“夫妇当异寝”，否则，“必夭死”，“故世以为忌”，并不适合作为皇帝大婚之日，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为不可”，哲宗本人“亦疑之”，但太皇太后偏偏选定这一天，结果，一语成谶，成为他日孟皇后被废以及哲宗不寿的预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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