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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年风雨历程:从上海城墙到环城圆路(上)/ 作者:景智宇

 黄之中 2023-12-2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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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年风雨历程:


上海城墙 到 环城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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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景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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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作为一种保护民众安全的人工屏障,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造五邑”;又《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的30余处城池,多数筑有城墙,有些结构还比较完备。筑城之风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全国共有数千处。清末民初,各地掀起了一阵拆城热潮,一道道城墙相继消失。195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建设中的损毁以及十年浩劫的破坏,除了西安、南京、平遥、赣州等少数几座比较完整的城墙外,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遗留至今的如凤毛麟角,而且只剩断壁颓垣。

展开上海地图,就会看见黄浦区南部有一圈圆环形的马路——人民路和中华路。上海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座古城墙,它见证了上海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进程。





抵御倭寇筑城墙

上海从南宋形成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立县,至明朝中叶,大约300年间并没有建筑城墙。

古时上海人自以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通习,海寇不敢轻犯。”然而周边地势平坦开阔,一旦遭遇外敌进犯,则无险可守。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农历四至六月,倭寇连续五次从海上入侵上海,烧杀掠抢。据万历《上海志》记载,“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署,邑里为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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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年上海县地理图,县城尚未修筑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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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圆环形城

面对严峻的形势,上海民众决意建筑城墙抵御倭寇。邑绅顾从礼上奏朝廷,主张迅速“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松江知府方廉也表示,不筑城墙等于把百姓送交盗贼。经朝廷批准,方廉下令征集捐赋,勘定基址,趁倭寇暂退之际赶筑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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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城的城墙

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银2000两,并拆宅屋,助筑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民众群情振奋,踊跃担土运石,“畚锸云集”,登高历险,热火朝天,“百堵偕作”。农历十月动工,仅两个月就告竣工,可谓吏民同心,众志成城。城垣落成之时,百姓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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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城墙和瓮城

一反“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这是一座圆环形的城墙。城墙周长9里,高2.4丈,有6座城门:朝宗门(大东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西门,后称老西门)、晏海门(北门,后称老北门)、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另有3座水门,大东门、西门两处跨肇嘉浜,小东门处跨方浜。城上有3600多个雉堞,20座箭台,大东门和小东门上有敌楼。城墙外绕水壕,长1600余丈,宽6丈,深1.7丈,连接肇嘉浜、方浜、薛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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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上海县城图,绘有6座城门、3座水门,小南门水门尚未辟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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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门前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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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边的小摊贩和过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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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的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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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和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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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海防同知罗拱辰在北门、西门和南门增建敌楼,又在东北城墙要害之处建振武、制胜、万军三座楼台,用作瞭望。后邑人在万军台上重建丹凤楼;又将豫园大士庵移至制胜台上,名“观音阁”;邑绅曹垂灿在振武台上建真武庙,又称“镇海楼”,供奉玄天上帝。光绪二年(1876年),振武台和真武庙毁于火灾,住持清如募款修复。1912年拆除城墙时,三座楼台均毁,观音阁里观音像移至观音阁街(1964年改名“甘谷街”,现为古城公园绿地)一座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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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日报》中的振武台

修筑上海城墙时,因情势紧迫,主要以夯土版筑,不耐风雨剥蚀,后多次维修和加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知县许汝魁雇人将城墙加高5尺,增辟小南门水门,连薛家浜通黄浦。在此前后,知县徐可求、刘一广增修城墙,并在大南门至北门部分墙体垒巨石加固,历时十余年。万历三十六年,久雨不歇,内城倾坍数十处,知县李继周组织修复。清康熙(1662-1722年)至乾隆(1736-1796年)年间,屡遭暴雨狂风冲刷,墙体、雉堞、炮台多次大面积损毁,知县史彩、秦士颙、清泰等先后主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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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1785-1850)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他视察上海时见城墙破败不堪,便奏禀朝廷:上海城垣“已历三百余载,近来正形坍损,亟须大力兴修”。由于资金短缺,林则徐以“捐廉劝募”方法筹集38000两银,兴修倒塌城墙和残缺雉堞、箭台。翌年农历七月动工,两年后竣工,林则徐特委派江苏布政使陈銮(后升江苏巡抚)查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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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门前已成小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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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门外护城河

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翌年底,为协助清军镇压小刀会,法国军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开炮猛轰北城,城墙疮痍满目,还炸出一个大缺口。战后,上海道台组织“上海城垣善后局”集资修复城墙,堵塞缺口。沙船巨商郁泰峰出资20万两白银。咸丰十年,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英、法军队进驻县城协防。为便于驻军进出,在北城缺口处辟城门,李鸿章题额“障川门”(寓“挽狂澜障百川”意),俗称“新北门”。又因该门通法租界,法国人称“孟斗班(法国远征军司令)门”。新北门系为洋人所辟,初建时邑人认为不吉利,嗤诋为“狗门”,凡婚嫁仪仗均不通过此门,城隍出巡也以此门为忌。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道台应宝时主持重修新北门,并增建瓮城和吊桥。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道台龚照瑗见城壕严重淤塞,遂派人挑浚疏通,竣工后亲自乘快船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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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上海县城图,绘有7座城门、4座水门,新北门、小南门水门已建成。

城墙筑成不久,倭寇数次来犯,上海军民同仇敌忾固守城垣,倭寇终未得逞。此后300余年大部分时间内,凭借城墙的庇护,上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兴旺发达。城里及周边地区街巷纵横,人烟稠密,店铺栉比,万商云集,百货山积,呈现“一城烟火半东南”的繁华局面。


大境阁和丹凤楼

中国许多地区有“八景”之说,通常是当地主要风景名胜的集合,如燕京八景、潇湘八景等。“沪城八景”是古代文人选定的上海八大景观。明万历《上海志》中就有“八景”的记载 。清乾隆年间邑人李行南在《申江竹枝词》中列举了“沪城八景”,作为上海的主要景观,其中江皋霁雪、凤楼远眺两景与城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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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皋霁雪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邑人在西北城墙(今大境路、人民路口)箭台上建关帝庙,香火旺盛。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翻建为三层楼阁。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巡抚陶澍(后任两江总督)为关帝庙题额“旷观”。道光十六年东侧建石坊,江苏巡抚陈銮(后任两江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题“大千胜境”,从此楼阁得名“大境阁”。石坊上刻有对联,正面“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背面“仙径别开云一线,世天此生阁三层”。[注]道光二十五年,增建熙春台。大境阁高踞北城,气势雄伟,有诗赞曰:“飞楼压城坳,雉堞屹环堵。下临竹千竿,风来势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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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江胜景图》中的大境关帝庙

大境阁是沪上观赏雪景最佳处。《申江竹枝词》云:“昨夜天公剪鹅毛,北风吹散遍江皋。垆头买得双蒸酒,同上楼头劈蟹螯。”冬日雪霁,吴淞江南岸银装玉砌。邑人登阁品酒观景,赏心悦目。大境阁旁有旷土数亩,阡陌纵横,桃红柳绿,炊烟霞光相映,有“胜境烟霞”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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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境阁和城墙

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与清军、英法联军在城北鏖战,大境阁毁于战火。咸丰五年,住持诸锦涛集资修复。咸丰十年,洋枪队驻扎于此,楼阁再次损毁。同治四年(1865年),洋药捐局董事郭学玩筹资重修,并增建财神殿及月下老人殿。光绪十八年(1892年),道士蒋庆荣得同仁辅元堂资助,重修大境阁。宣统元年(1909年),城厢自治公所再次修缮大境阁,在石牌坊背面横额刻“大境”二字。1916年和1947年又两次修葺。

大境阁环境幽雅,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研究、创作的好处所。清末民初,沪上书画大师以三楼为画室,任伯年、吴逃禅等曾在此挥毫泼墨,切磋画技。光绪三十年(1904年),宋忠纯、郁炳臣、宋欣甫等人在二楼创办平声曲社,陈奎棠任社长。社员行当齐全,各有擅长,聘全福班名角陈凤鸣授艺30余年,为沪上最大昆曲社之一。

1912年拆城墙时,城壕路工事务所设在大境阁,大境阁和一段城墙得以保存。前面的城壕缺乏填土,遂从九亩地桃园废址购泥土填充。同年9月,道教62代天师张元旭来上海,世界宗教会在大境阁举行欢迎会,并在此召开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发起人会议。1916年和1917年,清理江苏官产驻沪办事处、上海屯田缴价事务所先后设在大境阁。1927年,上海道教人士设立宏道义务小学,一部分在大境阁开办。1934年7月,63代天师张恩溥在大境阁召开正一派道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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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大境阁石坊

1940年代后,大境阁香火逐渐冷落,以出租房屋维持。1950年代,沪南区道士经常在大境阁举办茶会,接洽经忏业务。1960年代,小北门街道在大境阁开设电池厂。

199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200万元,南市区政府又集资700余万元,动迁31户居民和9家单位,对大境阁和古城墙进行修复,并开设了“上海老城厢史迹展览”。1995年10月26日正式开放,成为上海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大境阁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道教协会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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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中的大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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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雪后大境阁(景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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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梅溪小学师生参观大境阁(老西门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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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楼远眺

“凤楼”即丹凤楼。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邑人在黄浦滩边(今十六铺附近)建造上海最早的天后宫——顺济庙,断断续续19年后才竣工。庙内有一楼阁,供奉妈祖,青龙镇市舶司提举陈珩题写“丹凤楼”匾额。因年久失修,元末屋朽楼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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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楼匾额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侍御史秦嘉楫募资在东北城墙万军台(位于今丹凤路、人民路口)上建新楼阁,悬挂“丹凤楼”旧匾。楼有3层,上层魁星阁,祀文昌帝君;二楼关侯祠,祀关羽;楼下雷祖殿,祀雷神和36天将,仿苏州穹隆寺神像,造型伟岸奇特,高约寻丈(8尺至1丈)。门楣上刻元代诗人杨维祯《丹凤楼诗》:“十二湘帘百尺梯,飞飞丹凤与天齐。天垂紫盖东皇近,地接银河北平低。”“笑靥秋突戎马阵,神灯夜烛海鸥啼。嫦娥昨夜瑶池筵,笑指蓬莱西又西”。秦嘉楫书《改建丹凤楼记》,记述建阁过程,并请匠人镌刻石碑,竖于丹凤楼内。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贡生李筠嘉增建前殿山门。嘉庆五年(1800年),住持募建殿旁两庑和桐荫楼,后增建绛雪堂、南阜堂和隐商楼。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战事和咸丰十年太平军东进,丹凤楼两度毁于战火。嗣后两次重修,化费3000余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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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江胜景图》中的丹凤楼

丹凤楼是当时上海县城最高处,登楼可眺望城厢内外和浦江两岸风光。清康熙《上海县志》载:登楼者凭栏纵目,“川原之缭绕,烟云之吐吞,日月之出没,举在眉睫;而冬之雪,秋之涛,尤为伟观。”端午佳节,黄浦江龙舟竞渡,丹凤楼是最好观赏之处。有竹枝词云:“鼓角声中焕彩游,浦江午日闹龙舟;红儿绿女沿滩看,看客高登丹凤楼。”重阳佳节,邑人也常登丹凤楼赏景。竹枝词云:“九日登高例吃糕,楼登丹凤上层高。几家赏菊朋高会,几供黄花百种豪。”农历六月二十四雷祖诞辰日,雷祖殿灯烛辉煌,香烟袅袅。善男信女竞相前来拈香敬神,香客“如蚁聚蜂屯,香烟人气中,汗雨涔涔,几若吴牛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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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丹凤楼

1912年,上海城墙被拆除,丹凤楼亦不存。楼下雷祖殿部分房屋用作东明小学校舍,雷神和36天将塑像移至沉香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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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拆除后雷祖殿残存部分建筑

民国初,雷祖殿内曾开办慈善施医局,主要医治眼疾。旁边一条小路,名“丹凤路”。2002年这里辟建为古城公园,原址旁建造了丹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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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古城公园里的丹凤台(景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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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拆城墙

城墙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初衷是抵御外敌侵扰,但客观上也隔断了城内外的交流,限制了城里人的活动范围,阻碍了城市的扩张。在没有外敌侵扰的年代,城墙对城市发展是不利的。

20世纪初,上海流传一首竹枝词,“南北两市分开忙,南为华界北洋场。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描绘了晚晴时期一城之隔的华界和租界两种迥然不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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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左侧法租界,右侧上海县城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开放口岸。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起,英、美、法先后在上海开辟租界。租界里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迅速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十里洋场的崛起和繁荣,反衬了县城的衰落。城墙年代久远,城基砖泥垒积,仅一丈四五尺高了;城门低隘,经常壅堵;跨龙、晏海等门低洼处潮汛时常涌水,城牒、箭台多有脱落;城壕淤垫泥土,北半城尤甚。“车马既不能行,行旅苦不方便”,城墙已成为县内外民众生活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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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护城河几近干涸

当时的“南市”指城墙外小东门至高昌庙的狭长地区,一道城墙阻隔了与城内的交流,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南市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市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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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城和保城之争

1900年,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酝酿拆城。1905年,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翌年初,地方绅士姚文枏领衔具禀上海道台袁树勋,提议“拆去城垣,环筑马路”。新任道台瑞澂对此表示赞同。但一些保守商民认为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并成立 “城垣保存会”,电请两江总督周馥禁止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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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18日,总工程局召集绅商数百人在文庙明伦堂开会。上海道台蔡乃煌委托知县李超琼主持会议。李平书、姚文枏等力陈拆城筑路三大好处:促使上海交通、商业发展,阻止法租界南扩,一劳永逸造福子孙。保城派强烈反对拆城,提出了防御盗贼、遮掩城内落后面貌、阻止法租界吞并等理由予以抵制。两派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有趣的是,他们却有一条相同的理由,即阻止法租界向县城扩张。事实上,法租界当局觊觎上海县城已久,早欲纳入其版图,自然乐见拆除城墙,扫除障碍。保城派希望以高墙深壑保护县城不受法租界侵占。拆城派主张拆除城墙,把老城厢地区做大做强,与租界抗衡。据李平书记述:保城派“情势汹汹”,扬言要对拆城派“飨以城砖”。会场秩序大乱,李超琼即摇铃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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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19日《申报》载文评论拆城之利弊

拆城派和保城派相持不下,绅董曹骧等折中派人士提出了不拆城墙、增辟城门的建议。

1909年3月14日,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呈文蔡乃煌,请求增辟小西门、小北门。蔡乃煌批示,先筑马路,再辟城门。5月28日,两江总督端方电复,同意增辟城门。6月15日,知县田宝荣召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及各界绅董商议辟筑小西门,18日蔡乃煌批准,25日动工,计耗银2600余两,限两个月完成。8月11日,蔡乃煌致函上海城自治公所,为在筑和计划辟筑的城门命名:小西门为“尚文门”,小北门为“拱辰门”,新东门为“福佑门”。至1911年,增辟了尚文、拱辰、福佑三门;扩大了晏海、宝带、朝阳三门,高一丈五,宽一丈八,各增加了三分之一。至此上海共有十座城门,但拥挤堵塞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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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日报》中的新西门(小西门)

所有城门中,唯有“新东门”没有成为地名传播开来,原因是这座城门过于短命。1910年10月动工辟筑新东门,1911年7月才竣工。福佑路上的商家和住户曾为工程筹集钱款。然而他们何曾意识到,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即将席卷中华大地,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和上海城墙将一起化为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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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拆城前最后一张地图(19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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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城墙筑马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1月3日上海光复,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李平书出任民政总长。11月24日,李平书召集各界人士在小南门救火会商议拆城事宜。李平书大声疾呼:“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经历了辛亥革命,上海民众革故鼎新思想空前高涨,2000余与会者齐声赞成无一反对。

1912年1月,姚文枏等呈文苏军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其美、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及上海县民政长吴馨,强调为上海商埠的兴盛,“非亟拆城垣不可”。吴馨批示:“深堪嘉佩,既据通呈,希仍候苏军都督、沪军都督批示遵行。”陈其美批示:“拆城为商业之基础所见极真应,即照准。仰候饬下民政总长转饬民政长及市政长,妥议办法。”李平书批复:“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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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0日《申报》关于拆除上海城墙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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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4日《申报》关于拆除上海城墙及废除关闭城门旧例的报道

1月19日是载入上海史册的日子。为了斫断保城派最后一丝念想,拆城派雷霆出击,一举拆卸了旧上海道署东南(今金坛路附近)及救火会前(今俞家弄、黄家路之间)两处城基。为防止保城派“怂恿愚民出而抗”,由商团和救火会“联队出防梭巡弹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拆除城墙既成事实,保城派向隅而泣,但已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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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上海开始拆除城墙修筑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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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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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

1月29日,李平书召集各团体负责人在旧道署开会,就组织工程部、规定章程、工程步骤、资金等问题进行商议。随后市政厅路政处传令限期拆除倚城而建的平房,并将城北紫金桥、如意桥处河浜填平。2月,李平书照会吴馨和上海市长(市政厅长)莫锡纶,在市政厅下组织城壕路工事务所(初设在旧道署,后迁至大境阁)筹款募役,吴馨为所长,莫锡纶为副所长。7月,工程全面展开,从城北开始拆除,城壕中埋设瓦筒作为阴沟,上面铺筑马路。工程进展很不顺利。200余家城壕租户拒不迁让,并组织“保产公会”阻挠拆城,继而要求缩窄路面,使工程一度停顿,结果小东门至丹凤路一段路面被迫缩窄;北侧城壕邻英国士兵墓地,英国领事要求改道,最后以“让路换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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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门附近的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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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门附近的城基

在历史车轮碾压下,耸立300多年的上海城墙终于土崩瓦解,仅在大境阁下及露香园路旁(黄浦区妇幼保健院旧址)各留下数十米残垣。大东门、小东门、老西门、小西门、大南门、小南门、老北门、小北门、新北门、跨龙路、丹凤路、仪凤弄、宝带弄等地名依稀记录了当年的城墙、城楼和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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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露香园路旁残存的一段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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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华路、露香园路口残存的城墙(景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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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弄、宝带弄、丹凤路、跨龙路今貌(景智宇摄)

[注]“大境”石坊来历另有一说。该石坊原位于露香园废址演武场东,书画家徐渭仁在石坊正反面题“大境”和“大千胜境”,两旁石柱上制对联:“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小刀会战事后,石坊移至现址。(觉迷《上海掌故谈》,载1921年1月21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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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上海志(明弘治)》《上海志(明万历)》

《上海县志(清乾隆)》《上海县志(清同治)》

《松江府志(清嘉庆)》《潘笙江先生文集》

《上海县志(民国)》《上海县续志(民国)》

《清稗类钞》《且顽七十自叙》《瀛壖杂志》

《上海轶事大观》《真相》《申江胜景图》

《图画日报》《申报》《南市区志》《南市区地名志》

《上海地名志》《上海公用事业志》《上海宗教志》

《上海市政工程志》《近代上海大事记》

《现代上海大事记》《南市区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

《《美好城市的百年变迁:明信片上看上海》

《旧上海明信片》《上海历代竹枝词》

《姚氏兄弟在旧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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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黄浦记事”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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