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上）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至公元一六四四年）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革命战争，它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而且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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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末红巾大起义的推动下，明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地主阶级不断的加重剥削和压迫，在明朝初期，农民起义就连绵不断，到明朝中叶，又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矿工和佃农起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等等。在这些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明代社会经济又多少的向前发展了一步。尤其是刘六和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且直接地打击了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有一支起义军攻占曲阜，驻军孔庙，砸碎了地主阶级的尊孔祭器，将孔庙中所藏的“四书”“五经”扔到水池里，表现了革命农民对孔老二及其反动思想的极大愤怒和蔑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到了明朝末年，地主阶级的统治更加残暴和腐朽，使社会阶级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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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地主阶级疯狂地掠夺土地，使土地占有空前集中。例如，在湖南桂阳县，有一户地主所占的土地，“数十里田舍相望”，甚至在河南出现了占田“至十余万亩”的大地主。特别是明朝藩王占田的情况最为严重。明神宗赐给他儿子福王的土地，以“河南、山东、湖广为王庄至四万顷”，由于它侵犯了其他大地主的利益，因此才由“群臣力争乃减其半”。明熹宗赐给惠、桂二王的土地，由于各州县已经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农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正由于这种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地鲜立锥”的严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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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封建国家的田赋、徭役和各种加派的捐税，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明王朝借口辽东战争紧急（同我国东北满洲贵族之间的战争），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共征银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政府全年收入的总赋税三分之一以上。到天启统治时期（一六二一年到一六二七年），田赋加派还感不足，又增加关税、盐课和各种杂税，而所有这些负担都强加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就是倾家荡产，割肉剔骨，也应付不了这无穷尽的“皇粮国税”。同时，封建徭役逐年增加，强征丁银，滥派差役，使老百姓把徭役看作是“猛虎毒蛇”。那时候，豪绅地主是“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而广大的贫苦农民则是“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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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大农民继续失掉土地，不断地沦为地主的佃户、雇工和奴仆，甚至沦为饥饿的流民。地主对广大佃农的剥削极为残酷。明末江南地区的每亩收成，少者一石，至多也不过三石，而私租却重达一石二、三斗，在苏州重达一石八斗，个别地区还有重达两石多的。地主还用小斗借出，大斗量入的办法对佃农进行盘剥。此外，广大佃农还要向地主送鸡、鸭、猪、羊之类，农民女儿出嫁也要先送给田主银子。地主还强广大佃户负担各种杂役，甚至有的“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等等，无所不为。至于沦为长工和奴仆的农民，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明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长工不偿命。奴仆的生活更为悲惨，他们一经立契为奴，就世世代代永远为奴，当时叫做“伴当”和“世仆”。广大人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过着糟糠难继的苦难生活。而地主阶级却把广大人民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挥霍无度，过着极端腐朽的生活。以神宗皇帝为例，每年宫女的胭脂用费，达白银四十万两，甚至官中每年喂猫的用肉，也达到七百二十多斤，神宗本人，吸毒中疯，荒淫无耻。特别是宦官垄断朝政，飞扬拔扈。在熹宗统治时期，宦官魏忠贤，被称为九千五百岁，他的狗腿子遍布全国各地，他手下的重要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干儿子）、“四十孙”（干孙子），他们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使社会矛盾不断地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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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陕西地区，是明朝统治最残暴的地方，陕北尤为严重。明朝末期，灾荒连年，从万历到崇祯（一五七三年到一六四四年）的七十一年间，只是水、旱、饥、疫四灾，就占去六十八年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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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陕北的贫苦农民，在秋收的时候一无所得，九月里，采蓬草充饥，十月间，剥树皮为食，到了冬天，只好吃山中的白石粉延续生命。由于石性腥冷，吃过几天便肚子肿胀下堕而死。这时候，官府和地主，还是照样的催租逼税，“急如星火”。广大贫苦农民，被逼得已经无法再生活下去了，因此，他们不得不纷纷而起，砸碎套在他们身上的沉重桎梏，走上光荣的武装起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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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跃，在这饥荒的年月里，仍然是残暴地鞭打人民，严催赋税。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农民王二组织了几百个贫苦农民，用墨涂面，闯入县衙门，将正在“坐堂比粮”的张斗跃杀死，举起了造反的大旗，揭开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帷幕。第二年，安塞县的高迎祥等率众响应，不久，李自成也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此后，陕北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革命的春雷划破黑暗的长空，以不可阻挡之势，震撼着摇摇欲堕的明朝统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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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生于一六零六年（万历三十四年），是陕西米脂县怀远堡李继迁寨人。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地区，本来，到处都是漫无边际的野草荒原，春冬两季，经常有怒吼的狂风，漫天的飞雪，再加上地主阶级的残暴掠夺，更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自成幼年（乳名叫碾生子），曾为地主放羊、牧马，经常被黑心的老财主打骂，甚至“鞭之见血”。父母死后生活更加困难，又被迫给地主当佃户，由于地主残酷的榨取劳动力，自成常在田地里“枕耒而卧”。后来又当过铁匠的徒弟、卖酒的佣人等等。最后被迫到银川当驿卒，靠传送公文、运输货物维持生活。由于他欠下艾姓地主的债，这个号称“老举人”的地主勾结官吏，把自成上了枷锁游街，然后又晒在烈日之下，断绝他的饮食，又派狗腿子从旁监视，逼他还债。自成造反精神很强，他面对着敌人巍然屹立在烈日之下，坚强不屈。当时，众驿卒替他求情，又遭到狗腿子们的打骂，群众愤怒已极，砸碎了自成身上的枷锁，同自成一起逃去。满怀着深仇大恨的李自成，逃到甘肃当了兵。可是广大士兵的生活也非常难熬，官府和长官经常扣押、积欠他们仅够维持生活的兵饷，士兵们被逼得不得不典当盔甲、器械，甚至卖妻卖子。西北的秋天，寒风刺骨，当长官们点名的时候，士兵们有“单衣者”、“无裤者”、“无鞋者”，李自成就在这样的牢狱式的兵营里，继续过着“衣不蔽体”,“日不再食”的日子。在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李自成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北京，沿途上广大士兵受尽了残暴军官的打骂，激起了李自成及其伙伴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乘机杀死了反动的军官，举行起义，打回了陕北，不久就参加了高迎祥的队伍，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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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者，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十分惊慌，于是不断地加强反革命围剿的力量。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正月，明朝政府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率官军从两面夹击起义军。为了打破这种反革命的围攻，在一六三五年正月，拥有十几万起义军的各路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著名首领，大会于河南荥阳，共同商讨对敌作战方案。在会上，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入山西境，张献忠当面批评他是害怕敌人，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时，李自成坚持革命路线，力排众议，他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鼓励大家坚持胜利信心。并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作战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会议决定：起义军共分五路打击敌人，北路、西路、南路以防御为主；东路主动进攻，另一路往来策应。荥阳大会，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次会议决定，把分散的起义军联合起来，进入共同对敌作战的新阶段，它是明末起义军在八年多浴血战斗中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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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大会以后，东路大军在高迎祥、李自成等率领下，向官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进展异常迅速，从河南入安徽，并攻克了朱元璋的故乡中都凤阳（安徽凤阳），焚毀了明朝皇帝的祖坟，粉碎了朱明王朝进行神权统治的反动堡垒。表现出起义的农民对封建统治的血海深仇和推翻明朝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一六三六年（崇祯九年），高迎祥率部进兵关中，在准备袭取西安的途中，遭到敌军孙传庭部的伏击，高迎祥不幸牺牲。起义群众公推李自成为“闯王”，率领他们继续作战。但因这一次战斗损失较大，使义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李自成起义军又误中敌人埋伏，队伍被打散，李自成、刘宗敏等十几个人被迫逃伏于商（陕西商县）、雒（陕西雒南县）丛山之中。商洛山区，位于秦岭山脉的东侧，山深林密，回旋余地很大，是一个休整队伍的好地方。李自成在山居期间，同战友们，白天在丛山之中，练习射猎、击剑，苦练杀敌本领，晚间在茅草屋里读书、思考，总结古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还不断劝说周围战友，要加强革命信心。艰苦的生活更加坚定了李自成领导群众，推翻明朝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后来，有人形容李自成在山居期间生活：“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风送马蹄轻……”这首诗，表述了李自成受挫后的沉重心情和百折不回、革命到底的一段艰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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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在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率众出山，曾痛骂敌人的招安使者，撕毁“招安”文书，坚持革命路线，英勇战斗。但是，由于力量单薄，在一六四零年（崇祯十三年），再次被困于巴西鱼腹诸山中。后来，具有顽强斗志的李自成，只率五十骑人马突围，闯入河南。河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始终是很尖锐的。河南的大地主中有“八王”和“四凶”的绰号。他们霸占土地，压榨人民，无恶不作。因此，在河南的广大地区中，到处可以见到“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除了这些，只有“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断绝了河南广大劳动人民的衣食之源，因此，他们纷纷起来造反。这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给李自成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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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等进入河南后，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起来啊应，使这支队伍迅速扩大，明末农民革命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这时候，杞县（河南今县）举人李岩，率领一部分起义群众，参加了李自成的部队，接着又有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等人前来参加。起义军根据革命飞快发展的形势，和继续扩大革命力量的需要，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以及“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等政策。所有这些革命的口号和政策，都是针对明末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横征暴敛的罪恶行径提出来的，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它有力地促进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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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起义军在进军的过程中，到处宣传农民军所制定的革命口号和政策，严格要求起义军遵守纪律，竭力保护人民。李自成提出，对广大人民，“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并下令“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马腾入田苗者斩”等等，而对地主阶级却进行坚决镇压。在一六四一年（崇祯十四年），起义军攻克洛阳时，抓到了罪大恶极的福王朱常洵。李自成向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削穷苦老百姓，使其挨饿受冻，因此，我代表大家处决这个坏蛋。镇压了朱常洵并把福王及大地主的存粮数万石，金钱数十万，分给穷苦人民。当时远近饥民，扛着大旗来响应农民军的，就像流水一样，日夜不绝。出现了一片喜庆解放的景象。在一六四一年，攻克归德（河南商丘）时，起义军“使百姓担百货入营中，进行平买平卖”。因此，起义军到处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例如，在几次攻打开封的过程中，都有人民支援，当时，乡民抬大车、门板帮助义军建筑掩体攻城。城内铁匠偷着替李自成打造箭镞，称起义军为“天兵”。城内妇女还以挖野菜为名，出城向起义军提供城内情报。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起义军同广大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这是起义军能够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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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起义军，为了使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农民军的政策，以便更快地打垮敌人夺取政权，他们大造革命舆论，由农民军将领李岩等，编出了通俗易懂的歌谣，展开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例如：“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绢”。“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这些歌谣，迅速地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各地。起义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远离起义军的地方，家家户户都急切地盼望着闯王的部队尽快到来，就连地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的欢迎，已达到了“举国若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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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李自成起义军，在革命的斗争中越战越强，仅在河南一地，起义军就同敌人进行了数次惊心动魄的大搏斗，（一六四一年的新蔡战役和襄城战役，一六四二年的朱仙镇战役和郏县战役等）给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朱仙镇战役为例，在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率八十万大军围攻开封，采取“围而勿攻”的战术，以主力消灭敌人的援军，迫使开封守敌坐毙。明朝督师丁启睿，率十几万官军前来增援，其先头部队同起义军侦骑三千，相遇在朱仙镇。李自成留下部分兵力围开封，亲率主力南下，占领了朱仙镇南部的有利地形，迫使敌人集结在镇东一带，李自成作了周密的歼敌部署，事先派一支小分队，化装敌左良玉部援军，同开封守敌接触，令他们“以防守为急”,战斗开始后，不可轻意出兵。从而解除敌人从后面进攻的可能。同时，在敌后东南要道，挖成深广各丈余的巨沟，环绕敌后约长百里，准备切断敌军粮道和拦击逃跑的敌军。战斗从六月下旬开始，起义军以凌厉的攻势首先击溃明军的精锐左良玉部，左军向襄阳方向溃逃，被起义军追杀、截击，死于深沟的不可胜数。丁启睿也率残兵向汝宁方向溃逃，起义军跟踪追杀四百多里。这一场大会战，共歼灭敌军数万，缴获骡马两万余匹，大获全胜。这一仗，基本上摧毁了明政府在河南东部战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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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在河南取得重大胜利后，接着南下湖广，攻占襄阳和许多州县，李自成又发出“剿兵安民”的布告，各地农民更加热烈地拥护起义军。在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起义军拥戴其为“新顺王”，在中央设左辅、右弼等官职，地方设府尹、州牧、县令等三级官职，初步地建立了农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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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三年，明末农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明政府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起义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战略进攻阶段。这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