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方是中医理法方药中重要的一环。经过病因病机分析，在明确了病情性质以后，就可以制订出治疗方法，接着就需要拟定一个处方。辨证是了解情况，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拟定处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拟定处方不外两种方法，一是采取以古方或成方为基础，进行加减变化；二是根据病情，自行设计和制定一个治疗处方。 临床制方时，是否采取经方成方加减，历来有不同见解，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举例来说，许多人都主张用经方、古方，临床要效法古方。冯兆张在《锦囊秘录》中说“方之为言，仿也······汉世才有方，为备于仿也。”认为古方均是供人效仿之用。 关于这方面，那些日本汉方学家做得更为绝对。大多数日本汉方学家崇尚中医经方，尤其推崇张仲景方。他们用仲景原方不做加减变化，在药店里出售成方药剂。例如小柴胡汤3剂或小青龙汤5剂等。但是也有人反对用古方。 如清代陆成一主张治病宜熟悉药性，不必拘泥成方。他说：“方即开列诸药而成者也，何以云宜用药不宜用方乎？曰：一药有一药之性质功用……洞明药性自能方。”吴鞠通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拘方治病病必殆”的观点。他说：“学医犹学弈也，医书犹奕谱也……然对局之际，检谱以应敌，则胶柱鼓瑟，必败之道也。 医何独不然？执死方以治活病，强题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日：'检谱对弈弈必败，拘方治病病必殆’。”（见《存存斋医书稿》）吴鞠通反对用古方，他在《温病条辨》中却采用了一些经方。实际上其真正的意见是反对死板地照搬古方、成方，不做加减变化。我认为仿古方治病与根据具体病情独立制方这两种方法不能偏废，应该结合使用。 我在临床上尤其注重采取经方名方，但是并非机械地效仿，而是根据具体病人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加减化裁，这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因为古方名方，多有严密结构，药物配伍也是从长期实践中不断锤炼而来，更重要的是所以被称为经方或名方，是经过长期历史的检验，而且为大多数人所肯定。 所以我以为，采用占方名方加减治疗，不仅疗效好，而且也是明智之举。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运用这些古方名方？这是我们要很好研究的。 我们主张采用古方名方，并非是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因为成方有限，而临床证候变化无限。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病人，有一些特定的情况。所以一个成方对一个具体病人，只能是大体上适用，很少完全吻合。所以，虽然选择了某一个成方，但是需要作相应的调整与变通。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在原方的基础上药物加减，或者在结构上调整 举例说，一般都知道，《伤寒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可以用来治疗小儿肺炎。但是临床实践证明，如果原方不做加减用来治疗小儿肺炎，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稍微审视一下，《伤寒论》原来麻杏石甘汤证与小儿肺炎临床特点即可发现，二者都有发热气喘，但有的证候有较明显区别：前者是伤寒汗下以后，余热迫肺所致，见身无大热、汗出而喘；而小儿肺炎属于温病范畴，温热之邪多热盛且多夹毒，故在方中必须加强清热与解毒之力；其次，小儿肺炎常喘憋较重，表现为肺气上逆明显，所以又需要加入降气平逆之品。 因此我在应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的时候，常在原方生石膏之外，再加入黄芩、知母以加强清气之力，加入金银花、连翘以解毒，再加苏子、葶苈子以降气平逆。这样加减结果，疗效明显提高。 又如，《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是清泄气分热的要方，为治疗外感热病所常用。但是，白虎汤原方，主要是清泄气分里热，无形之热弥漫于气分。 表现为高热，面赤，口渴引饮，烦躁，舌苔黄，脉洪数或滑数。但是也并非一切气分热都能用白虎汤。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白虎汤四禁：“如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热势弥漫，脉应该见洪或滑。今脉浮弦而细，虽身有热，必夹有阴邪，不可单纯用白虎汤清泄；白虎汤证热势弥漫，邪机向外，故用白虎清泄。 如见脉沉，邪机向里，或有阳明腑实可能，则非白虎所宜，故亦属禁例；气分热盛，消灼津液，故见口渴甚。如口不渴，说明热邪不盛，或夹有湿邪，亦均非白虎所宜；阳明经证，热盛逼津外出，故多汗。如果气分虽有热，而表邪未解，表有邪郁，则无汗，也不是单纯白虎所能解决，故亦属禁例。这样吴鞠通从正反两方，将应用白虎汤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交代得甚为明白，告诫人们要对证用方，免得误用生变。 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无论伤寒还是温病，白虎汤是我们治疗热病的重要武器，也不能被一些禁忌证所局限，我们完全可以发挥中医制方的灵活性，经过合理变通，许多情况又可以变禁忌为可用。在这方面，在吴鞠通以后的温病学家做出了榜样。 例如清代医家俞根初所著《通俗伤寒论》所制定的新方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上所说，如果发热烦躁等气分热，为在表的寒湿所遏，见脉浮弦而细，可以采用俞根初的新加白虎汤（生石膏、知母、荷叶、薄荷、桑枝、益元散、竹叶）。 这样虽然脉浮弦而细，亦能应用；如果阳明经证未解，而腑证已经出现，单纯白虎不能用，但是如果采用俞根初的白虎承气汤（生石膏、知母、粳米、芒硝、大黄、甘草），经腑双解，这样又可以变禁用为可用了；更多的情况是气分热盛，但表邪未解而无汗，不能单用白虎汤，我在临床上常将白虎汤与银翘散合用，这样不仅不会妨碍白虎汤的应用，而且起到表里双解的作用，使治疗走了捷径，加快疾病的恢复。 2．多功能成方，要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做不同配伍 如甘桔汤，其组成仅桔梗、甘草两味，但有三方面作用，即利咽、排痰、排脓。如果用于利咽，则需配伍牛蒡子、黄芩、金银花、板蓝根、玄参、麦冬等；如果用于排痰，须配伍陈皮、半夏、茯苓、瓜蒌等；如果治疗肺痈，目的在于排脓，则需与千金苇茎汤结合，并加用鱼腥草、败酱草等。 又例如二陈汤是化痰主方，但是痰有寒、热、燥、湿、风、顽等不同。治疗不同的痰，必须将二陈汤做不同的变通配伍。如化热痰，二陈汤需配伍黄芩、瓜蒌、竹沥水、浙贝母、冬瓜仁等；如化寒痰，需配以干姜、细辛甚或附子；如化湿痰，需配以厚朴、苍术；如为燥痰，需配以知母、川贝、麦冬、天花粉、百部、百合；如为风痰，配以天麻、胆南星、白附子、僵蚕；如为顽痰，则需配以枳实、礞石、大黄等。 3．根据病情，两方或多方并用 遇到病情复杂的病例，单一成方往往难以满足需要，这时需要采用多个成方结合应用。例如，我在治疗一个顽固性呃逆的病人时，分析是由于肝郁气滞、痰饮内阻所致，则采用柴胡疏肝散、小半夏加茯苓汤、旋覆代赭汤等三方结合，取得良好效果。 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如果是湿热泻，为了达到清热燥湿和分利止泻的目的，我常将葛根芩连汤与四苓散合用；对于久泻，如是伤食泻，采用保和丸与四神丸结合应用，以消食固涩止泻，标本兼顾；如久泻属于脾虚泻，则采用参苓白术散与四神丸结合应用，以达到健脾益胃，涩肠止泻的目的。 4．从古方中提取经典配伍 在古方名方之中，有许多精妙的配伍，在长期应用中，被人们看作是经典的配伍。我们将这些经典配伍，从古方中提取出来，应用到各种场合的处方重组中去，以制定相应的新方。 举例来说，麻黄、杏仁的配伍是一组很好的宣肺止嗽的配伍，它来源于《伤寒论》的麻杏石甘汤。这一组合再经过不同的配伍，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咳喘证。《伤寒论》中有五个泻心汤，用以治疗痞证。这五个泻心汤中，除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外，其余四个泻心汤，都有黄芩、黄连、半夏，这是一种精妙的辛开苦降的配伍。 我常将这一配伍，广泛地应用于脾胃病中有痞满症状者，收到良好效果。《伤寒论》的茵陈蒿中茵陈蒿配栀子，是消退湿热阳黄的经典配伍，为治疗黄疸所常用。 《丹溪心法》中的二妙丸，乃苍术、黄柏相配伍，这是清热燥湿的经典配伍，是治疗湿热证的良方；后来《医学心悟》在二妙丸中加入牛膝，变成了三妙散，更善于治疗下焦湿热，是治；薏苡仁，进一步加强了清利下焦湿热的作用。我们在学习方剂学的时候，用心汲取这种经典配伍，对我们制方有极大帮助。 5．为了突出某一方面效果，需要在成方基础上强化用药许多成方名方，是我们制方的典范。 但是这些成方名方，仍然存在修改变化乃至强化的空间。有时候我们选择了某一个成方，为了提高某一方面的治疗效果，可以加入某些同类药物，以强化某一方面的效果。例如遇到肾阴不足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钱乙的六味地黄丸，为了加强滋补肾阴的作用，可以加入女贞子、枸杞子、金樱子乃至龟甲、阿胶等；遇到肾阳不足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金匮》肾气丸，为了强化温补肾阳的功用，可以加入补骨脂、菟丝子、巴戟天，乃至鹿茸等补阳药。 6． 了解名方的沿革，汲取其中思路演变，来改进临证制方技巧 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成方的制方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得更为严谨，更为准确，更加全面，从而其疗效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例如，外感病解表方的制方思想的演变，从单一的辛温解表解膀胱经之邪，发展到辛凉解肺经之邪，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首先始于《伤寒论》的辛温解表，采用单一辛温发汗的麻、桂二方。第二阶段是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制定了人参败毒散，后来明代《摄生众妙方》又将上方去人参加荆、防，改名为荆防败毒散。 这是以荆、防、羌、独等辛温解表药代替了昔时的麻、桂，使辛温解表（解太阳经之邪）前进了一步，实现多元化。第三阶段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制定的凉膈散，已经显现了从解膀胱经之邪向。解手太阴肺经之邪的过渡。第四阶段是金元时代李东垣制定了清心凉膈散（黄芩、栀子、连翘、薄荷、桔梗、竹叶、甘草），已经鲜明地突出辛凉解肺经之邪，清肺经之热。 最后到了清代，叶天士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著名论断，吴鞠通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门用于温病辛凉解表的桑菊饮、银翘散的制定。至此，结束了历史上寒温不分的错误，建立了辛温辛凉同时并存的局面，使外感病解表法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了解了解表的发展过程及发展脉络后，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外感病的时候，就能够更好地运用解表法，使之针对性更强。例如我将辛温解表分成两种，即风寒外感而以肺闭咳喘为主要表现的时候，采用麻黄类方加减治疗；如果风寒外束，表气郁闭，导致发热恶寒、身痛无汗时，则采用羌活、防风等药剂，即以荆防败毒散为主来辛温发汗解表。 实践证明，辛温发汗解除表郁，羌防胜过麻桂；而散寒定喘，则以麻黄类方为胜。辛凉解表，取银翘散中荆芥穗、薄荷、金银花、连翘以辛凉清透，多数情况下，考虑到当今小儿，内热多盛，多需加黄芩、板蓝根或生石膏等以清肺胃之热。 又关于少阳膜原理论的发展，加深了对半表半里证的理解，改进与丰富了对半表半里证的治疗方法。半表半里涉及少阳和膜原。膜原理论早在《黄帝内经》就已经被提出：“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膜原也。” 这条记载，语言虽然简单，但是对于膜原的位置，它与脏腑的关系，以及它与疟疾发作的关系等方面，已经有清楚的描述。 暗示膜原地处脏腑之外，显然又非在皮毛，是为半表半里；又疟疾之休与作，乃疟邪出入于膜原与脏腑之间。对于这样一条重要记载，长期没有引起关注。直到明代末年，吴又可才在《温疫论》提出邪伏膜原，并制定了著名的达原饮（草果、槟榔、知母、厚朴、黄芩、白芍、甘草），治疗湿热疫初期邪在膜原，创造性地将膜原理论运用于治疫的临床实际。 但是吴又可当初只提出“邪伏膜原”未意识到此疫邪是属于湿热性质。因而在达原饮方中，加入了白芍、知母阴柔碍湿之品。待到后来清代温病学家，纠正了这一不足：薛生白在他的《湿热病篇》中，在涉及膜原证时，明确提出“湿热阻遏膜原”，并在他的方药中去掉了知母、芍药滋阴碍湿之品，加上燥湿芳化之品（柴胡、草果、槟榔、厚朴、藿香、苍术、半夏、菖蒲、六一散），从而消除了碍湿之弊，又强化了化湿功能，使处方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与此相仿，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制定了柴胡达原饮，也作了类似的调整（柴胡、草果、槟榔、枳壳、厚朴、黄芩、青皮、荷梗、桔梗、甘草）。 在了解了膜原以及对于膜原证及其治疗沿革以后，我对这一问题也在不断深化，制方与用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治疗此证，往往照搬吴又可的达原饮原方，疗效不很稳定，后来在学习清代温病学家关于膜原学说及实践的研究进展以后，我在这方面的处方用药，也有了质的变化。 现在我认为：出现三焦膜原证，一般都有湿，制方用药在化湿同时，要避免阴柔碍湿之品，临床我常仿俞根初的柴胡达原饮化裁加减；但也不能死守一方而不加减变化。由于临床情况的复杂多变，随着伴随症状的不同，我又进行了灵活的加减变通。 但是，我从临床实际又发现，对于三焦膜原证，制方用药。-二般要避免加入阴柔碍湿之品，但也并非绝对，任何一条规则，都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湿热不解，长期流连，有的病例有可能出现湿热化燥伤阴的现象。我在临床就遇到过这样病例：膜原证长期不解，寒热如疟证仍持续，但舌苔已呈现花剥苔，即残留的腻苔与剥脱同时存在，在应用柴胡达原饮加甘寒滋阴之品后，病情得到控制。 7．在成方的启发下制定新方 以上所述，主要是在古方成方的基础上加减变化，将古代的制方成就，应用于当今的临床实际中去。除此之外，在成方的启发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方，即既有古方成方的影子，也有当今各临床家的经验特点。 举例来说：我的一个治疗小儿虫积腹痛的经验方（藿香、枳壳、木香、白芍、黄芩、川黄连、延胡索、乌梅、川椒、小茴香、槟榔），既有《伤寒论》乌梅丸的影子，也有我日常用药伍的经验，形成一个新的方子。 又例如我的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腺炎的验方——消蛾清解汤（蝉蛻6克，牛蒡子6克，桔梗6克，柴胡10克，生石膏20克，牛甘草6克，黄芩6克，知母6克，板蓝根20克，草河车20克，天花粉6克，连翘1 0克，玄参15克，赤芍10克，僵蚕6克。其中有银翘散和白虎汤的影子，但已经是一个基于临床实际的新的处方。我的一个治疗急性痢疾的止痢清导汤（藿香1 0克，木香6克，槟榔6克，白芍10克，秦皮6克）。其中虽有白头翁汤的影子，但是无论从结构还是从配伍看，已经是一个新方了。 从以上所述可知，古代的经方、名方、成方，也包括近代验方在内，是千百年以来，古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的经验结晶，舔聚着历史的积淀，这是我国医学宝贵历史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穷的启示，再加上结合实际的变通，就可成为攻克疾病的有力武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老中医讲谈录：周耀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