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林：火种——“皖南事变”后泾、旌、太地区游击战回忆

引子

＊本文摘自《群山怒火_泾县革命回忆录》，作者洪林，原标题《火种》

这是一篇有关“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游击队的文章。1961年出版的书，此文行文情绪似乎有些高，但估计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个人观点，1955年以后的文章已普遍具有这种情绪化特点。

正文

“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这是叶挺军长在“皖南事变”的那段艰辛日子里，对我们所说的一句話。这话是多么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啊！它成为鼓舞我们坚持皖南斗争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发生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是皖南泾、旌、太地区的县委书记。由于反动派的大屠杀，当时涇、旌、太地区的党组织，除濂坑、樵山、铜山三个支部还存在外，其余全被破坏。县委除剩下我和通讯员小牛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好几个师的兵力，在皖南地区逃行残酷的“军事清剿”、“政治清剿”,他们简直是手拉手地围着院南山区，搜遍了所有的山谷、丛林，找遍了千门万戶的箱箱柜柜；把无数的所谓“嫌疑分子”都逮捕起来了。他们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即使在屠刀下余生的人，也被弄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到处是一片凄惨景象，皖南人民经受着深重的灾难。

“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我们在叶挺军长这句話的启示与鼓舞下，决心坚持斗争！于是，我首先召集了濂坑支部的几个党员，进行了研究，立即展开了活动。我们先是乘敌人搜山的空隙，找遍了崇山峻岭，把在事变中打散在这一带的一百多个新四军同志找到了，按照党的指示，把他们护送到江北，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了。但不久，我们被叛徒出卖了。反动派知道了我的姓名、相貌尤其是我头上的几绺黑白相间的头发的特征。于是便到处流传着：“捉拿斑毛洪林！”并把我们的活动中心地带——濂坑，重重封起来了。

濂坑，是一条长达十余里的峡谷。两侧悬崖万丈，高入云天。北边坑口接茂林，南边连旌德县。坑内不长苞米、不长稻。濂坑里的老百姓，以烧炭为生。他们把炭挑到比较繁荣的茂林去卖，再用卖炭的钱到产米的旌德县去买米。反动派封锁了南北坑口，这里的人就卖不出炭，买不回米了。反动派企图就这样把我們和濂坑的老百姓活活饿死。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与镰坑的几个党员商量好了，决定秘密组织游击队。于是同志们便饿着肚子到处奔波，联络人。濂坑党支部书记殷木春同志的妻子，怀了孕，还把在外面找来的野菜（苦菜）煮熟后，自己不吃留给我们吃。为了革命，她宁愿自己挨餓，这对我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的活动算是开始了，可是没有武器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与殷木春同志一道，拖着两条饿得走不动的腿，爬山越岭，登崖攀壁，找来了在事变中丢失的两把马刀和两条半枪（其中一条打不响）。为了请示上般，一天，我把多年的长发剃得精光，穿上了烧炭工人的衣服，扛上扁担、筐子,摸出敌人重重的封锁，找到了中心县委书记胡明同志，汇报了泾、旌、太地区的情况，提出了我們的打算。胡明同志当即给了我们很多指示，批准了我们的活动计划。从此，我们便信心百倍地进行有計划的活动了。

建立游击队，打开封锁线

事变不久，在皖南中心县委直接指挥下的界首游击战，第一仗打胜后，整个皖南地区，群情振奋，人们奔走相告：“共产党没有走！”，“新四军回来了！”

界首第一仗的胜利，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斗志，紧接着就有几处成立了游击队。我們涇、旌、太地区的游击队，就在这种情况下最早地成立起来了。中心县委还派了红军干部尹德光同志来帮助我们工作。

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个黑夜，濂坑山沟里，突然亮起了几堆熊熊篝火。尹德光、马金标、余德兴、刘德胜、何炳坤、小牛和我等八人（当时殷木春同志，被决定留在群众中继续做党的工作，没有参加），扛着两条半枪、两把马刀、两根木棒，高举着右手，在熊熊的篝火前宣誓：“我们要坚决同投降派斗争！我们要为死难的同志和老百姓报仇！我們要在皖南坚持斗争到底……”泾、旌、太游击队成立了。从此，我们便在洒遍烈士鮮血的土地上与皖南人民一起，和反动派展开了出生入死的斗争。

我们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打开敌人的封锁线。

当时，濂坑以南旌德县的产米最多的地方——叶家店，有个反动保长叫张保烈，他家中有几百亩地，拥有很多的枪枝和家丁。新四军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同我们作对，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皖南事变后，更加猖狂了。他联络了附近的里坊、瑯坑的几个仆从保长，在濂坑通往旌德的必经之地——牛栏岭，设下一道关卡。这道关卡如同一只魔爪,卡在濂坑人民的咽喉上。因此，只有斩断这只魔爪，才能突破封锁。于是我们便在宣誓成立游击队的当晚，开始行动了，并决定先干一下张保烈的走狗！里坊村的赵保长。

深山谷里的路，是多么难走啊！何况又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们有时走到悬崖的边沿，有时走进荆棘丛中，但是这些困难和危险，在我们面前是算不了什么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我们跨过了濂岭，绕过了牛栏岭;摸进了里坊村，辗转到了赵保长家门口。喊了几声沒人开门，身高力大的马金标同志，立即拿起一根粗杠，“通通”几下子就把大门轰开。保长一见大势不好，调头就跑，马金标一跃而上，伸手抓住他的衣领，就象老鷹抓小鸡似的，把他拎到我的面前。保长慌忙跪下，磕头如捣蒜地連声哀求：“饶命！饶命！”我冷笑了一下说：“赵保长，起来坐下談吧！你们的关卡设得可真严呀！”“小人不敢，小人不敢，求先生饶命！”既着他又连连把头对地下直磕。我立刻声色俱厉地说：“别什么大人小人的，我们是新四军，告诉你，新四军是杀不绝的，现在遍地皆是！”保长一听“新四军”三个字，张着个小粪瓢似的嘴，瞪圆了两只狗眼，吓昏过去了，半响才苏醒过来。他又颤抖着說：“饶命！饶命！我是被逼着干的。”我说：“饶命可以，要依从我們两个条件。”他慌忙答应：“行！行！十条八条都行！”于是我警告他说:“第一，立刻取消牛栏岭关卡，不准阻拦濂坑的人过岭买米;第二，告诉附近的保甲长不要做坏事，否则我们就……”我话说到这里，马金标把个大刀一晃，吓得这个伪保长缩成一团，连声道：“是！是！是！我都答应，我都答应。不过,不过牛栏岭的关卡是张保烈搞的，我管不了。”“那你通知他，就说我们要他撤掉，并顺便告诉他，我们改日再去'拜望’他。如果关卡不撤，那我们后天就去他'府上’，算总帐！”我的话刚落音，保长又点头哈腰地說：“是，照照办！”

我们离开了里坊村，到三溪一带，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与我们坚持皖南斗争的决心，扩大了政治影响，然后又转回到濂坑。

我们回到濂坑的一天，濂坑十来里地的老百姓都拥上来了。他们象见到久別的亲人，笑着嚷着，有的说；“你们来了，我们的眼睛亮了。”有的说：“看到你们，苦日子也变甜了。”有的报喜似的说：“牛栏岭的关卡反动派不敢再设了，我们的米买回来了！”有的笑着说：“张保烈吓得保长不敢干，跑到旌德城里躲起来了，真是孬种！”你一言我一语，万分欣喜。有的老人泪水满面地拉着我們的手说：“共产党、新四军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我站到高崖上高声地向大家说：“共产党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于是，人们跳着，笑着……使这个经受过炮火创伤后的静寂山村；第一次充满了欢笑，充满了生气。

杀掉吕佩卿，喜讯振人心

为了扩大我們游击队在整个涇、旌、太地区的影响，鼓舞人民斗争意志，我們在迫使敌人撤掉牛栏岭的关卡后，决定根据柏树坑的党员张家祥和吴老七的汇报，干掉旌德县最大的恶霸地主吕佩卿。

呂佩家住濂坑东面的三溪镇，打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设立保甲制以来，他就一直干保长，罪大恶极，远近皆知。这一带的老百姓，莫不恨之入骨。后来他儿子又干了三溪乡的乡长，展是“父子君臣，独霸一方”，成为这一带的土皇帝。皖南事变后更是逞凶一世，在家里私设公堂，用刑具，残害老百姓与农会干部，把我們党组织破坏了許多，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一天夜里，我們的队伍出发了。天漆黑，又下着大雨，我們每人脖子上都系着一块白手巾作夜行的目标，彼此追随前进。山崖上泥路滑，可谁也不去管它，大家只顾勇往直前。但，我们走了不多远，有几个濂坑的群众扛着木棍边喊边赶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再走一阵，又有几个拿着菜刀的群众也尾随着队伍来了。当我們走上一条大路的时候，又发现好多老百姓，扛着梭标刀枪在路旁等候，见我们来了，一致要求参加打反动派。这样一来，我们原来仅八个人的队伍，马上就变成一大串了。

雨哗哗地下着，我们的队伍刷刷地前进。我警惕地同尹德光同志商量了一下，如何使这些跟上来的老百姓避免危险。并顺便同几个群众答拉着：“你们怎晓得是去打吕佩卿？”“哎呀！一家人怎不晓得呢？”他们抢着回答，一边说一边笑。我又问：“你们这许多人都知道了，呂佩卿得到风声能不跑吗？”“打反动派大家一条心，谁都不会走漏一点风声。”群众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于是我们急步如飞，冒着大雨，在黑夜里奔跑着。

我们一到吕佩卿家的門口，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吴老七,就从黑暗的角落里跳出来告诉我們靓：“吕佩卿的儿子沒有回家，枪，他白天带走了。吕佩卿刚睡不久，赶快进去吧！”我想：那好吧，先干掉他老子，再搞他儿子。于是，我便派了一部份人，把吕佩卿的房子围了起来。另一部份人，由我和吴老七带着冲到里面。待我们冲到内室一看，发现吕佩卿不在，群众有些慌了，大家都担心怕这个老家伙跑了。于是就到处搜查，忽然从后房传来一阵叫喊：“快出来！快出来！”我们跑去一看，一个家伙光着个身子挤在夹墙里。吴老七拿起一根扛子对着他说：“你是什么人？快出来！”那家伙抖着声音说：“我是打长工的。”围上来的群众，起先是不明白真象，可听他一说话，就喊叫起来：“他就是吕佩卿！他就是吕佩卿！”我们用灯一照，这家伙又白又胖。群众中有一个端起红樱枪对准他说：“你妈的！打长工的会养得这样又白又胖！再不出来，老子给你一家伙！”这时马金标同志不管它三七二十一，一挤进去，将他拖了出来。当群众看清他就是吕佩卿时，有的举起脚来踢，有的拿起菜刀就要砍，我连忙就：“別慌，这条恶狗怎么处理，由大家作主好了！”大家高声说：“宰了他！”接着就你一刀我一枪地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结果了。吕佩卿一命呜呼后，老乡们还不肯走，还你一锄头他一届担地在那肥猪似的屍体上打着，似乎这样还不能消除他们心头的仇恨！

“新四军把吕佩卿杀了！”的消息，顿时象春风一样吹遍了远近山村。几十年来，一直压在三溪乡一带人民头上的这块大石搬掉了，老百姓莫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第二天一大早，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赶来看吕佩卿的尸体，看贴在他尸体旁边的罪状和我们在周围贴的宣传标语。

就在我们杀掉吕佩卿的第二天，泾、旌、太地区的茂林、南容、马渡、三溪、椰桥河、兴仁等乡，也突然贴出了我们的宣传标语：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打倒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

“团结抗日进步的乡政人具，打倒反共反人民的乡政人员！”

“皖南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

这样一来，就震动了泾、旌、太整个地区。老百姓怀着喜悦的心情，奔走相告：“新四军回来了！”“现在遍地都是新四军！”老百姓在议论的同时，还加上自己的想象，他们说得多生动啊！

“新四军的标语，贴到茂林公所的大门上去了。“

“听说新四军回来了几千人呢！”

“是的嘛！昨天大队人马，从我家门口过了一夜哩！”

“啊！怪不得我们村子上的狗子，这几夜叫得不歇呀！”

我们的这次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压低了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气焰，吓得远近干过坏事的保长东躲西藏，连觉也不敢睡。吕佩卿的儿子，吓得辞掉了三溪乡乡长职务，躲到旌德县城去了。新上任的乡长，提心吊胆的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我们，说：“地方上推我出来当乡长，不知你们批准不批准？你们如果不批准，我就不当。……”我看完了这信好笑起来了。心想：这下子麻烦事来了，乡保长的委任也要我们批准了。我又一想，这也好，这样可以团结较好的乡政人员，孤立反动派，一致抗日。于是我便叫来人带回了口信：“批准”他干，不过得好好给我们办事！

我们这次活动的最大收获是：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打从这次以后，老百姓一听说我們要去打反动派，就扛起枪，舞起棒跟着我们跑，有許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把在事变中我们丢失的武器，拿出来交还给我们。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榔桥河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忽然有一个叫李之和的老大爷跑来，把我拉到一旁说：“洪同志，我有一枝枪交给你。”我一听说有枪，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时我们的队伍已经扩大了，正需要补充枪枝。于是我急忙问：“在哪里？”他沒作声，拉着我就跑向他家。他端起梯子爬上一间草屋，扒开了草，摸出一枝枪来递我，深情地说：“这枝枪是皖南事变时新四军丢下来的，我把它藏到现在，现在你们回来了，我把它还给你们，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双手接过这枝枪，遍身的血沸腾起来了；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握着他的手“老大爷，老大爷”地直喊他。他抹了抹满脸的泪水，既高兴而又难过地告诉我，他是如何把这枝枪保存下来的。当我知道他为了这枝枪，曾受过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宁死也不把这支枪交出来的时候，我感动得流泪了。我捧着这支枪，激昂地说：“老大爷，我一定用你这支枪，勇敢的去打反动派，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皖南人民报仇！”李老大爷点点头，眯着眼笑了。

我们这里活动一下，那里活动一下，闹得滿城风雨，把反动派吓得昏头昏脑，糊里糊涂，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来的。住在茂林镇的匪一百四十四师，惊慌失措地把分布在濂坑、銅山一带的匪军收拢起来，怕被我们吃掉他们。

打死猴（侯）子章，气死熊子良

反动派为了对付我们，明的不敢来，来暗的，派出大批的便衣特务，潜伏在大小村庄里；在濂坑附近的特务站，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对我们活动影响最大的，一个是设在茂林至濂坑的一个地方，由陈国顺负责的，一个是设在榔桥河至濂坑的王甲桥，由猴（侯）子章负责的。

这两个家伙，勾结地主恶霸，收集流氓地痞，打听我們的消息，窥视我們的行动，并到处造谣惑众，随时随地进行暗杀活动。我们打听到敌人的这个毒计，是由驻在泾县的“肃反专员”熊匪子良这个刽子手想出来的。他得意洋洋，骂那些光知道用武力清剿的家伙是蠢猪，不懂得对付新四军游击队的策略，以显示他反共手段高明。“高明不高明,日后見分明”。我们的战士決心要粉碎他这个“高明”的策略。我们研究了一下形势,认为非拔掉陈国顺、猴子章这两个眼中钉不可，并决定先干掉猴子章。因为老百姓告诉我们，说猴子章这家伙到王甲桥时间虽不长，可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又说他最近讨了个小老婆，经常到小老婆家去鬼混。老百姓恨他入骨，都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一些基本群众一听说我们要杀猴子章，都从心底里喜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群众的带领下，乘着昏昏的月色出发了。穿过丛林，绕过山谷，我们一气赶到王甲桥，时已深夜。跟我们来的基本群众随即在四周站起了岗。我们就纷纷地跃上墙，跳进猴子章小老婆家的院内。当我们摸进他房里，用手电筒一照，只見猴子章的小老婆睡在床上，却不見猴子章一根毛。我们随即问猴子章的小老婆：“猴子章到哪里去了？”她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了。正在这时，一个带路的群众拖住我们一个同志说：“跟我来！”当我们跑进另一个房间一看，昏暗的灯光下，一男一女赤身露体地抱头睡在床上。那个带路的群众高声一喊：“猴子章在这里！”只見一个又矮又小又瘦的家伙，光着个屁股，一头钻到床肚里去了。在床上的那个中年妇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群众一细看，原来是猴子章的丈母。我们的同志怒火一冒，转身从床铺底下，把猴子章拖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刀举头落，这个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头子、霸占人家母女两代的畜生，就这样完蛋了。

泾县城里的“肃反专員”熊匪子良，一听說他的得意门生猴子章被新四军杀了，三魂丢了两魂半，为了挽回影响，安定其他特务，他还假装镇静地为猴子章开了一个追悼会。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另一个情报站长陈国顺在参加猴子章的追悼会后的当晚，又被我们宰了。熊子良又不得不慰人自慰地为陈国顺开了一个追悼会。我们的战士一听说都不禁笑着说：“你熊子良喜欢开追悼会，那就给你一个开不完吧！”不久，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又把康岭的一个情报站长杀掉了。这一来吓得熊匪子良，夹起了尾巴不敢伸头了。

油山突围，陈淡如倒霉

我们活跃在皖南山区，已经年把了。我们机智勇敢，无数次地打击了敌伪武装，摧毁了许多处敌伪政权，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是，恶毒的敌人是不甘心失敗的，他们恼羞成怒，把素以“剿共”著称的五十二师三个团，和新七师、一四五师的各一个团，加上八县的自卫队共三万多人，一齐调到皖南来代替“剿共不力”的一四四师。他们来势凶凶，高唱着“六个月准备，三个月彻底肃清”的“清剿”計划。于是，一场大的风暴来临了。

当时，我们整个皖南地区的游击队，总共不过百把人,而敌人却有三百多倍于我们的兵力。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但是，我们依旧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有几百万皖南人民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冲破一切困难，赢得胜利！

更艰巨的斗争开始了。

匪军指挥、国民党少将、特务陈淡如，担任过国民党派驻我新四军的特派员。他熟悉我们的情况，特别知道我们与老百姓的关系。因此，他搞出一套毒辣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车水捉鱼”的“清剿”办法来对付我們。他们把我们中心县委的胡明同志和刘奎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以及我领导的游击队，分别包围在三大包围圈里，逐步逼进,缩小包围圈。在包围圈里，移民并村，实行三光政策；又设立了許多“自觉室”，强迫老百姓去“自觉”，然后把“自党”过了的人组织起来洗脑筋。把十八至四十多岁的人，不分男女编成大队，每天出操上课，并捏造了“共产党十大罪状”，每天逼他们朗读。包围圈内外，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遍地设立了递步哨、秘密哨、监视哨；并在大小村庄，建立了碉堡群，封锁网，勒令老百姓停止生产劳动，停止户外活动。油、盐、柴、米，由保、甲长代买，还口口声声說：“这是为了'保护’老百姓。”

反动派这次全面大围剿，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毒辣的陈匪淡如还洋洋得意地说：“共产党要与老百姓鱼水合欢，我们来个'车干天河水，捉尽天河鱼’，保证不要半年时間，把共产党一网打尽。”

在反动派的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大“围剿”下，皖南山区听不到鸡啼，看不到鸟飞。我们一年多来所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外围据点，遭到了破坏。更严重的是根据地内的群众失去了活动能力。面对着这样形势，中心县委，召开了一次反“清剿”会议，决定将整个皖南地区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由刘奎同志和我领着去奇袭龙山、新丰、青阳等地，打乱反动派的“清剿”部署，以便与江北取得联系。于是，我们的反“清剿”的斗争活动就迅速展开了。

一天夜间，我们按行动計划，由徽州向龙门挺进。可我们尚未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被敌人的递步哨发觉了。于是,反动派就从四面八方调来大批军队，企图一口吞下我们。因此，当我们刚踏上龙门地区，就和敌人打响了。由于我们发现形势不利，便转向新丰方向，继续前进。敌人派了一个团的兵力，跟踪追击，等我们爬上新丰的油山时，敌人的兵力，已增加到三个团，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油山，在经受着寒冬风雨的袭击，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油山上越发感到寒冷。我们带的干粮也早已吃完了，此刻真是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可是因难与痛苦吓不倒英雄汉，我们队伍的一些“小鬼”还高唱着歌：“……新四军的大旗，正飘扬在大江两岸……新四军的名字，深刻在人民心上……”歌声绕着丛林，在山谷里迴响。我们的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但是，形势是万分危急的，我们知道只有突出包围，才是胜利。经过紧急讨论，决定绕过新丰，抢渡青弋江（上游）。等到天黑，我们就派人到江边去搞渡船，准备从两处强渡。

漆黑的夜，细雨蒙蒙，敌人象一条锁链似的，把油山围得铁紧。我们绕了許多圈子，也无法突击。东方露白，天又快亮了，怎么办呢？我们只好退回到油山坑里，决定坚持到天黑再突围。狡猾的敌人，为了用战斗赢得时间，便恶毒地猛向我们坑里冲击。但由于我们地形熟，早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控制了制高点，击退了敌人数次的冲锋。但是我寡敌众,何况我们已濒于弹尽粮绝境地，硬打既不可能，白天突围又沒办法。于是，我们就机智地抓住敌人只要看到我们阵地上有人在，就不敢冲上来的这一弱点，用一些衣服帽子挂在树枝上，在这里打一阵枪，在那里打一阵枪，真真假假地和敌人周旋，换取了宝贵的时间。到烧晚饭的时候，我们退守到最后一个高山头，这时敌人发起了更猛烈的冲锋。我鼓励着战士：“坚决守住阵地，天黑就是胜利！”经过几阵激烈的战斗，夜，终于来了。这时狂风呼啸，大雨傾盆，敌人渐渐停止了冲鋒。我们都忘記了饥饿寒冷，高兴地说：“我们胜利的时候来了！”是的，这狂风呼哺、寒气袭人的夜晚，正是我们突出敌人的重围，夺取胜利的大好时机。

在一块巨大的崖石上，刘奎同志和我还有一些熟悉地形的同志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从一个悬崖下面突围出去。于是我和刘奎同志就带着队伍，顺着崖坡，滚了下去。好多同志被荆棘、树枝弄得皮开肉裂，鲜血直淌，可每个人内心都充满着喜悦。我们突围了，接着我們就冲下山去。可当我们摸到一个坑口时，突然前面出現了一群敌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敌人大喊：“口令！”我们回答不上来。事不宜迟，我一面低声向队伍传话：“准备战斗：”一面冲向前去答话：“我们是新七师！”因我知道新七师就在山的那一面。接着我就反问：“你们干什么的？哪一部分？”对方回答：“我是五十二师的运运输。”一听说是运输连，我们谁都想捞它一把，可现在不是时候呀！于是，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既是一家人，就不必互相耽搁时间了。”说着，我就带着队伍朝大路冲了过去。我们一口气，跑了三、四里，当我们放慢脚步，想稍歇一下的时候，疲劳、饥塞使我们感到难以忍受。我們回头望望风雨中的油山，只见一片绿阴阴的火把,人喊马嘶，杀声由远而近。我们知道这是敌人追赶来了。于是，我們心上的怒火立刻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什么疲劳、饥饿都被抛到九云外。我们继续跨开英雄的步伐，神速前进。

不多时，我们就赶到江边，我立即派人去找前来这儿准备船只的同志。但是四处找不着船，看不见人。“难道出了问题吗？”每个人心里一阵萍地感到紧张。前有水阻，后有追兵，怎么办呢？正当我们心弦越来越紧张的时候，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一个人影，我不禁一怔：难道碰上敌人的埋伏不成？接着我听到那个人发出一种微弱的声晋：“是洪林同志嗎？”这声音使我们都惊奇起来。突然，一种想法在我脑海里一因动，我机警地和身边的几个同志，到了一边。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被雨淋透了的疲弱的老妇人，手里还搀着一个小姑娘，她们正在雨里不断地颤抖着。我赶忙迎上去说：“我是洪林，你是誰？”她一听說我是洪林，就悲痛而又情怒地告訴我們：“你们派来搞渡船的同志被抓去了！”“啊！你看到了吗？”我急匆匆地问。“他是到我家搞渡船的，刚出门就被抓走了。”她呜咽起来。“江边上还有渡船嗎？”我们明知道这句话是多余的，但心里总有那么一分希望，因此，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老人回答說：“沒有，船全被国民党拖走了。”我们正焦急万分的时候，她忽然轻松地说：“不要急，下面有个浅滩，你们可以淌水过去。”并接着周：“你们饿了吧？”我们哪顾回答她饿不饿，只是忙着请她指点我们从哪里过河。可真奇怪，她沒作声，一回头钻进草丛里去了。我们正茫然的时候，她和小姑娘抬山一大筐红山芋来：“给你们准备的，带在路上吃吧！”一股暖流，立刻传遍了我们的全身。我們内心里虽有千言万語，但激动的一句说不出来。我们只是：“大妈！大妈！”的直叫她。她沒有作声，拉着我们就走。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向前奔跑着。我禁不住边跑边问：“大妈，谁叫你到这儿来等我们的？”“谁也沒叫我啊！听你们派来找船的同志说，你们马上要过江，我眼看他又被反动派抓去了，我的心怎能放的下呢？”说着我们已到了江边。我们照着她所指的方向，淌水过了江。当我们到达对岸时，我才想到没有问清她的姓名，后悔沒有向她道谢。但是，我又想：这不是一两句感谢的話所能表达出我们对她的敬意的。她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劳动人民，她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愿在这出生入死的斗争里，忍饥受寒，为革命献出一颗忠心，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她太了不起了！她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上。当我们每个人激动得热泪滚滚的时候，敌人已追至江边，渡口的火把，把江水映得血红。敌人被水拦住了。这时，我想起陈匪淡如所说的“车干天河水，捉尽天河鱼”的这句話，不禁笑了。

两次伏击战，陈淡如吓破胆

油山突围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刘奎同志和我又分开来了。我们各自带着队伍，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开始与敌人作更艰苦的斗争。

敌人由于油山一战的失败，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更加严密了。我们的行动也因此越来越困难了。一天,我们到达离章家渡不远的东头王村，天已大亮。由于一夜的跋山涉水，实在太困了，便进丛林中休息去了。中午时分，突然一场暴雨把我们淋醒了，这时大家都感到饿得慌。我爬到山顶向四处了望了一番，见沒有什么情况，就带着队伍进东头王村去烧饭吃。我们在一个老百姓家刚把饭烧好，忽然带哨的同志跑来报告，说发现敌情。我连忙跑到哨位一看，见有一个匪军官和一个穿便衣的人摇摇摆摆地走着，他的前面，还有四个兵，押着一群老百姓，正向村里走来。“好吧,送上门的礼物，就收下吧！”我招呼哨兵让他们进来，自己使转身跑回村，立即叫马金标等四个同志跟着我走，其余的同志全埋伏起来。我们刚部署好，敌人押着老百姓正好走过前面的木桥进了村。我把手里的烟蒂一掷，对马金标同志传了个眼色，就大步上前拦住了那军官和那个穿便衣的家伙。匪军官先是一怔，接着显出一付凶相，大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胆敢拦我们的路！”我凶狠狠地回答。“我们是五十二师的便衣队，奉命检查！”“我们是八十八师。”匪军官立即用缓和的声音说，指着他身旁个穿便衣的家伙说：“这位是泾县兵役科的王科长。”我认真地说：“不问是那个师，一律得检查，这是命令！没有证件的，一律不得通行！”那个什么王科长，见我态度强硬，便笑着一张奸脸，掏出证件递给我，并說：“都是自家人，一致剿共，这是应该的。”我接过他们递过来的证件后，故意地问：“你们就只两个人吗？”他们指着前面刚走过的四个匪军说：“前面还有人！前面还有人！”我放低了声音说：“他们也要检查一下。”

那个王科长说了一声“好”，便走上前去喊：“李班长！把人带过来检查。”那四个匪軍，听到叫他们回来受检查，就懒洋洋地往回走。这时我向这个匪头子说：“麻烦你们了，请你们二位快到我们住的屋里歇一会儿，里面有热茶喝。”既着我向马金标眨眨眼，他就装出一付热情相，对着他们：“请！请！”匪头子们一面说：“客气！客气！”一面跟着马金标走进屋里。

望着匪头子们随马金标走进屋里，我即和另外几个同志向前来接受检查的那四个匪军迎上去：“弟兄们，我们奉上级命令，耽误大家几分钟，检查一下大家的武器和证件。”

大概就是刚才那个答话的李班长说：“沒关系！沒关系！”我们一面取下他们的枪，一面说：“请到屋里去检查吧！”当他們一走进屋里，看到那两个早被我们绑了起来的匪军官。都惊呆了。我忙说：“不要怕！我们并不是五十二师便衣队，我们是新四军！”我用眼向四围扫了一下，接着又说：“这与你们沒关系，不要怕，给你们路费放你们回家去，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是被他们捉壮丁来的啊！”他们兴奋地抢着说。

这四个匪兵领了我们发给他们的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于是我们很快地吃完早煮好的饭，带着这两个匪军官走了。

这次遭遇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离开东头王村后，我们又四处活动，在敌人包围圈内，机智勇敢，钻进钻出，把敌人搞得束手无策，无法招架。不久，我们又回到了濂坑，濂坑群众一見到我们如见到久别的亲人，又是笑，又是哭，真是悲喜交集，说不尽他们的高兴，道不完他们的痛苦。

由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特别是敌人的经济封锁，把濂坑的老百姓弄得死不了，活不成。因此，有少数群众难免情绪有些低落。面对着这个情况，我们都这样想：得找个机会，狠狠地打击一下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鼓舞群众的斗志。可我们等了好多天，等不到什么机会，员把大家急死了。

机会终于来到了。

一天下午，有个茂林的地下党员，送来一份情报既：“明天敌人有个头子，要从茂林到屯溪国民党第三战区去；在街上抓了许多民伕，给他抬担架，挑东西。但搞不清是什么人,去干什么事。”同志们得到这消息后，都磨拳擦掌。我一面派出同志进行侦察，一面与同志們研究，决定了伏击地点，并作了周密的部署。队伍连夜就出发了。

经过一夜的行军，在早晨三点半钟，到达了樵山岭口。

樵山，这里山连山，岭接岭，地势高又陡。山的北面通泾县茂林，南面是太平。从南到北，只有一条山路，两旁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是茂林到屯溪的必经之道。我们根据地形把队伍分成三组，埋伏在山腰一个凸出拐角部分。决定一个组打敌人的前卫，一个组截敌人的退路，我带一个组，斩敌人的腰，吃他们的头子。当天亮的时候，我們已按照划布置好了。我们算好了，敌人从茂林出发，到达樵山的时间，可能是下午两点钟左右，于是，我便派出两个同志，分头去侦察和警戒，其余的同志就地休息。

这天，万里无云，是个睛朗的好天。尽管中午的太阳晒得我们每个人舌燥口渴，但谁都不理会这些，个个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战斗的到来。

不一会，侦察员回来报告說：敌人随身带了一个连，另外铜山的一个营护到樵山头，太平那边来一个营，迎接到山脚下，看样子这个匪头子还不小哩！根据这个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我们决定速战速决，迅速脱离敌人。

果然不错，敌人准时到达了。一条长长的队伍，象一条黄色的毒蛇似的，由樵山头向我們埋伏处蠕来。铜山派出护送来的那个营，送到山顶上就停住了。打头上来的一大批武装整齐的匪军，显然是匪头子的警卫连。同志眼看着他们越走越近我们时，都偏过头来望我，似乎催我早发命令似的。过了一会，敌人的尖兵班从我们面前过去了，接着是两付挑子和一付担架，后面跟着一个拿“文明棍”的军官，再后面一顶凉轿，上面坐着一个穿黄呢衣的家伙，轿的四周，簇拥着好多喽啰。我想这一定就是那个“大头子”了。过了片刻。当敌人尖兵班已拐过弯去了，匪头子的凉轿正打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忽地一声大喊：“打！”頓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硝烟迷漫。我带着小组的同志冲出丛林，猛扑过去。敌人慌做一团，东躲西藏。抬轿的民伕，把轿子一甩，掉头就跑，那个坐轿子的匪头子，立即被摔倒在地上。他转身跪在我们面前，举起双手，连声既：“饶命！饶命！”并大声喊：“大家不要躲了，快出来投降。”正当我们去抓他的时候，他忽然纵身一跳，滚下崖去了。我一步跨到崖边，只见一件黄衣挂在树枝上，不見他人了。这时枪声突然大作，敌人警卫连与我们激战起来：山上、山下的两个营也一窝蜂似地压将过来。眼看着形势已十分不利，我们抓起那个拿“文明棍”的匪军官和几付担子，一转身转进丛林中去了。由于我们的奇袭，山上、山下的敌人惊慌失措，不明真象，当他们一齐涌向山腰的时候，便互相打起来了。

我们带着俘虏和一些战利品，迅速地丢开了敌人。当我们歇下来休息的时候，那个被俘的匪军官往下一跪说：“我照直说，只求你们别杀我。刚才那个滚下崖去的就是陈淡如，他是到第三战区去开会的。他们挑的箱子里，全是作战计划与机密文件。……”我们一听说，滚下山崖去的是陈淡如，身上立刻象火烧的，恨自己麻痹，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漏了网。我恨不得一个箭步跨回樵山去，把这个老狐狸抓回来。可当我回头一看，樵山浓烟滚滚，满山遍野尽是匪軍。他们在搜山了。我们打开得来的箱子一看，果然里面装的是计划文件和作战地图，从文件中看出，他们的兵力部署情况，总攻击时间是三月一日。这个自称是陈淡如秘书的王凤歧，还说这说那的讨好我们。

当我们的战士，欢乐地哼起歌儿来的时候，我又想起陈匪淡如所说的“车干天河水，提尽天河鱼”的话时，我不禁又笑了。

车不干天河水，捉不到天河鱼

陈匪淡如滚下山崖后，跌得头破血流，被送回茂林去了。茂林附近一带的群众，听到这个消息，莫不暗暗欢喜，但大家又异口同声地说：“可惜这个害人精，逃了狗命！”

“陈淡如少将被打”这事，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战区的大小特务们。他们虽然提心吊胆，但仍不甘心失败，把总攻的时间改为三月十五日。

反动派的总攻开始了，他们把烧光、杀光、抢光的范围，由山外延伸到各个山沟。除了“五家连座”、“经济封锁”外，还烧尽房屋，移民并村，于是许多村子被烧掉了，许多老百姓被杀害了，活着的老百姓，全被押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濂坑变成一片焦土，成了无人区。被押到外团仓的老百姓，反动派把他们全关在一起，强迫他们说出新四军、游击队的情况。但是他们用尽了欺骗、恐吓、棍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铁烙，最后还使出了当场枪毙王金水的办法，也沒有从老百姓口里捞到半个字。我们的亲人，就这样为革命视死如归，坚贞不屈。

反动派在用尽各种酷刑之后，使出更毒辣的手段，把濂坑剩下来的人，全部拘禁起来，不给吃，不给穿。就这样，有的人被饿死了，有的被折磨得病死了。濂坑党支部书记殷木春同志的一家五口，被饿死两个。他自己在敌人千方百计地使出种种毒刑后，也没吐出半句口供，最后在敌人的大刀砍、小刀剐的残杀下，为革命流出了最后一滴血。一个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我們永别了，但他那魁伟的身影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刻记在广大人民的心上。

殷木春向志从皖南事变开始后，就在党的領导下，把濂坑的人民，组织在党的周围，为游击队的诞生、成长，以及开展游击活动等各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激动着我们每个游击健儿的心，鼓舞着我们更勇敢地去打击敌人。

火烧濂坑的当天，我们在山上与敌人遭遇了。枪一打响,我們就陷入了重围；但我们地形熟悉，声东击西，想尽各种办法，与敌人周旋到天黑，最后，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夜半时分，我们到达了凤坑，这时风雨大作。当敌人追上来包围我們的时候，我们已从风雨中，穿过丛林，摸到我们的凤志旺同志家里。凤志旺的父亲正在收拾被敌人翻得乱七八糟的衣箱橱柜。他一见我们来到，忙给我们取火烤衣，煮饭给我们吃。老爹爹还一再说：“吃过饭快上山去，外面的国民党军队，一天要来抄好几次，他们还到处喊：'捉到洪林，赏一百万元，还给官做哩。’”我笑着说：“老爹爹，请放心，有你们老百姓，他们是捉不到我的！”

天还未亮，我们正在吃着香喷喷的饭时，忽然哨兵跑来喊：“敌人来了！”我接上一声：“快走！”同志们便一涌而出。我和小查走在最后面。我俩刚跨到门口，迎面扑来一大群敌人，我叫声：“小查快跟上！”转身向侧门冲去，侧门突然刷地冲出四把亮晃晃的刺刀，形成两个斜十字形，挡住门。我往后一退，将右手一扬，敌人以为我拉手榴弹；便向两旁一躲，我们即乘势一躬身，冲出门，钻入丛林。这时敌人的机枪，噼噼啪啪地叫起来，他们又一次丢了一百万元。

我们一口气跑了里把路，才坐下来休息。当我刚喘出一口气时，小查同志就亲热地喊我：“老洪同志，呐！快吃吧：”我回头一看，小查手里端着我刚才丢下的那碗飯，我心里顿时一阵热呼，这同志员是：敌人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他还把我没吃完的那碗饭端着冲出来，在这生死关头，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别人的饥饿。我想到这里，感动极了。我拉着小查同志坐下来，有说有笑地，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那碗饭，觉得有说不出的香甜。

天大亮了，雨也停了，背后的枪声也哑了。我們爬到东头山上，向凤志旺家一望，只見他家火光冲天，并传来一阵阵的啼哭声。我心里象刀一样难受。我不禁想起了在皖南事变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新四军军部的好多个首长同志，在深山密林里沒有粮食吃，凤志旺老爹和許多老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翻山越岭给我们送粮送水；有几次被敌人发觉了，给打得皮开肉裂。可是他白天挨了打，晚上又背着粮食一跛一跛地来找我们。我每次从他手上接过粮食时，总是又激动又不安地问他：“凤老爹，又挨打了吗？你……”他不等我说完，就笑着說：“可不是，腿又坏了，但只要不打死，我还是要给你们送粮食来的！”凤志旺老爹的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着，我的眼睛湿潤了。

一好几天，敌人紧咬着我们不放。好容易左转右拐,才把他们丢开了。

艰难的日子，又过去了一大段。一天，濂坑的一个何老头，带着他的侄儿何友，从外团仓回到濂坑来。他们在被劫后的瓦砾乱石堆旁，架超了一个小窝棚，悄悄地住下了。过去，我们管通过何老头买过几次粮食，今天一见到他，我们都很高兴，想再托他想点办法，因为我们好几个月没吃过一顿好饭，满肚子野菜树皮，实在有些难受。于是，我就同马金标、小查准备下去找何老头，也好顺便打听一下外团仓的情况。这时，正好尹德光又来了，他说：“前天晚上我碰到何友，托他给我弄了一点酒，几个月沒喝上酒，心里怪想的，还是一道去吧！”说着，他便带着通讯员小曾，和我们一起下山了。

天黑时分，我们到了何老头家。他们叔侄二人正在烧锅煮饭，旁边还站着个尹先发，在气势凶凶地说什么。他们一見我们来了，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但何老头却拉着个长长的脸，不言不发。我们问尹先发他是怎么回来的，他不自然地说：“洪同志，我是昨天晚上溜回来的。嗳！外团仓死的人员太多……”于是我们就谈开了。尹先发谈了不少外团仓的情况，还把殷木春同志死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

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尹德光同志捧着一碗酒来了。我正要喝酒吃飯，我发現何老头仍坐在那里闷声不响，似乎有什么心事似的，我便喊了一声：“何老爹，你也来喝一口吧，愁有什么用，有共产党新四军在，有老百姓在，陈淡如是'车不干天河水，捉不到天河鱼’的。老百姓终久要翻身的。”何老头看我端起碗要喝酒，就忙起身到灶旁边去拿出一捧东西来。我一看，原来是一些生大蒜。他一面剥大蒜一面说：“洪同志，你们辛苦了，你多吃点这个吧！”说着就一个一个的递给我，也递给其他同志。我接过这些大蒜，心想：大蒜喝烧酒，真是辣上加辣，但这是老人的一片好心！这时候能搞得到老蒜，真不容易啊！我怎能辜负他这片心意呢？于是，我便吃着大蒜喝着酒。不一会一碗酒喝光了，尹德光同志說：“喝得真痛快，就是少了点。”这时尹先发殷勤地接上说：“我昨天在外面搞了点酒，让我拿来！”我劝他留着自己喝,他笑着又说：“大家都喝在兴头上，好好痛快一下吧！”说着他转身就拿来一瓶酒，倒了一大碗，先递给我：“洪同志,你先請吧！”我接过酒，喝了两大口，便递給尹德光同志，老尹喝了一口又递给我喝了一口。忽然觉得味道不对，接着就头晕，肚子、喉咙也有些痛起来了，于是我忙说：“酒有问题，快不要喝了！”尹德光把酒拿到亮光下面一看，颜色果然不对。等我们回头来找尹先发，他已不见了。尹德光同志见他不在，便冲了出丢。我正想说话，只觉得天旋地转，头发麻，嘴不听使唤，接着头脑一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正被马金标和小曾同志，挟着在山涧里淌水。冰凉的水，浇到我的脖子上。这时我只觉得喉头火辣辣的，便使劲地在喉嘴里乱掏，结果肚子里的东西都呕出来了，心里才感到好受了些。上岸了，对河的枪声密集，火光冲天，我发现尹德光同志和小查不在，便问：“他们到哪里去了？”等马金标和小告我后，我才知道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当我昏倒后，他们发现尹先发不在，知道是上了这坏蛋的当。尹德光同志就叫老马和小曾挟着我跑，他和小查掩护我；刚一出门，就见尹先发带着大约一个连的敌人冲了上来。他同小查边打边往北跑，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才使我脱了险。这种深厚的阶般感情和那坏蛋的嘴脸，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这次的遇险，对我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从此以后，在战争的日子里，我再也不喝酒了。

后来我们打听到：尹先发由于經不住考验，背叛了人民。敌人由于真枪实弹搞不过我们，便指使他带了一个连的敌人,隐藏到濂坑何老头家来毒杀我。但是，他們又一次失敗了。

我们在何老头家喝酒后的第二天，“洪林被毒死！”“游击队被打垮了！”的消息，象一阵妖风似的，到处刮起来了。反动派还组织了大批军队，搜山找尸，可搜了几天，什么也沒有找到。但他們为了振作自己的士气，动摇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信心，还是到处大吹大擂。老百姓听了冷笑笑，骂一声“活见鬼！”我们的战士听到这样的谣传又好气，又好笑，都说要找个机会好好的干他们一下，戳穿他們的西洋镜。

高坦，在茂林边上，在“剿匪”司今陈淡如的鼻子底下。村里村外，都住着匪五十二师的队伍。为了要给反动派点眼色看看，一天，我带了六个人，绕过层层封锁，攀崖走壁，抓着树枝，腾空飞越，从这树到那树，从这崖到那崖(注：这个可能就是各种神剧的来源，不过也可能是在山林里练出来的真功夫。)，到了离高坦村一百多公尺的一个地方，我们隐蔽下来，进行侦察。等到天一黑，大家就把帽朝額上一压，摸进一个地主的家。一进门，我們就看見那个地主正和一个青年人在談話。他们看到我们闯了进来，都怔住了。我说：“別怕，我們是五十二师的便衣队。”地主听了，就连忙拿烟倒茶，那个青年也笑着自我介绍：“我是这个保的保丁，有什么事，要通知保长吗？”我们来正是想教训保长一顿，通通陈淡如的鼻子，于是我便对他说：“我们是来查户口的，快去叫你們保长来！”保丁应了一声“是”，便一溜烟跑走了。不一会保丁就和保长一起抱着两迭户口册来了。保长一进来就点头哈腰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双手把户口册一本本递给我说：“你们便衣队，刚查过不久，我们这里的土匪，都被国军歼灭干净了，即使有匪，他们也不敢来了。”我当时沒有理他，边翻户口薄，边对保丁说：“你快去通知各家各户，准备查户口，叫他们不要随便乱走动。”保丁走了，我顺手拿起另一本户口簿问保长：“'土匪’不敢到你们这儿来吗？”他討好地回答：“有贵军五十二师在这里，他们就是有翅膀，也飞不来呀！再说斑毛洪林已被你们毒死了，游击队早垮了。”他笑笑又说：“现在天下太平啦，多亏你们啊！”我不禁大笑起来：“什么！洪林毒死了吗？”保长先是陪笑，转而象是发现我的笑声有些不对头似的，便靓：“不是说你们用毒酒把他毒死的嗎？前天我又听说，已把他的尸首找到了哩！”他讨好地笑了笑又说：“一点不错，头上还有绺白头发哩！”我说：“你亲眼看见的吗？”“是听你们弟兄们说的！”他迟疑地回答。这时我刷地一下把帽子往头上一推，喝道：“你看我是谁？”他愣住了，接着，我又大喊一声：“我就是洪林！”保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上牙打下牙，打得格吱格吱地响，一句話也靓不出了。地主也在一旁直打哆嗦。我当场教训了他们一顿，提出了几个条件，要他们供给我们一些粮食。并对这两个家伙进行了一些政策教育。这时，保丁跑来说：“各家各户都通知过了，请你去查吧！”我说：“不查了，你们三个人跟我到村口去一趟。”保丁有些异，地主和保长嘴里忙说：“是是是！”两脚打颤，提心吊胆地跟着我们走出了屋子。

当我们过了村口的大木桥，走开约半里多路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回去马上向陈淡如报告一下，就说新四军来了一趟，事先沒打他的招呼，有失'礼’了。”保长和地主抖着声音说：“不敢！不敢！”我說：“別怕！只要你们不做环事就行，可这次一定得去报告一下，否则你们过不了关！”他们同时卑躬屈膝地連声说：“遵命！遵命！”我们就扬长而去了。

我们爬上山顶，山下枪声四起，有个同志说：“真热闹,陈淡如沒欢迎得上，倒热烈的欢送起我們来了。”他这一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在茂林的陈匪淡如，一听说我们进了高坦村，便拍桌大骂，把手下的特务关的关，押的押，骂他们是死饭桶；并派人追究没有毒死我的原因，据说他们研究的结果，说我就是因为吃了大蒜解了毒。因此；我猛然想起何老头这个忠厚正直的老人，那天一见面时的愁容，和在我们吃酒时硬要我们吃大蒜的心意了。广大人民为了革命，就这样费尽心机，拼着生命，作出永远被人民歌颂的功绩啊！

我们这支活跃在皖南山区的游击队伍，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日益壮大，日益坚强起来了。我们四处活动，打击反动政权，奇袭反动軍队，使敌人调来调去，到处扑空，到处挨打。他們原卧划三个月把我们一网打尽的梦想被粉碎了。他们半年多来的，“军事围剿”，连我们一个影子也沒抓到。

他们无法自圈其说，便无耻地自慰：“洪林一定是个妖怪。

反动派虽然多次失败，但还不甘心，以后又来了一次大围剿。各村设立了据点，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各山各道设立了递步哨，结果搞得他们自己狠狈不堪，仍旧没碰到我們一根毫毛。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改变主意“一定要把游击队赶到江北去！”有一天，敌强迫老百姓送了一封信给我们：“我们让开路，请洪司令到江北去。”我们看过这封信，不禁好笑起来。不问他剿也好，请也好，我们回了他一封信：“你们'车不干天河水，捉不到天河’！我们是皖南人民自己的队伍，我们决心在皖南坚持斗争到底永远也不会离开皖南人民，陈淡如不要梦想……”

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魚水关系。在皖南事变后的艰苦斗争的年代里，我们这支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一直邀游在皖南——这群峰起伏，竹木茂密林海里，成长着、壮大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早晨，当五星红旗迎着东升的朝阳，徐徐升起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陈匪淡如的“车干天河水，捉尽天河鱼”的这句話，禁不住又一次地笑了。

资料来源：

《群山怒火_泾县革命回忆录》